口语诗学:声音和语言的符号关联——关于符号学和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论纲

长期以来,由于文字崇拜、文本中心和文人心态的影响,固有的"诗学"理论实际上局限于文本范围.堪称"文本诗学".如今面对文本中心的消解,人们开始重新关注口传文化的存在及其原创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对"口语诗学"的研究无疑将有助于诗学理论的深化和拓展.     

中西方诗学文本理论之比较

中西方诗学均有着丰富的有关文本的理论。二者对文本的认识也是从对要素的观照入手的。中国古代诗学认为,文本由言、象、意、道四大要素构成,并呈现着言→象→意→道的逻辑关系;西方古代诗学受亚里士多德悲剧六成分说的影响,特别强调情节和性格对文本的构成作用,并因前者的积淀和发展形成了后来的叙事学理论,由后者形成了典型理论。在文本的结构层次面上,中国古代诗学受“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观念的影响,形成了文本的有机整体论;西方诗学受主客体对立的哲学观的影响,多主张非有机的整体论。在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层面上,中国古代诗学更为流行“文由心生”的作者决定论和“意在言外”的读者决定论;西方传统诗学则流行读者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只是到了２０世纪,西方诗学中的文本地位才发生了重大文化,即文本不再是社会、读者和作者的派生物,而是自足和独立的存在。相比之下,２０世纪的中国诗学则缺少原创性,近乎“失语”。     

“新批评”与小说评点之可比性研究

英美新批评和明清小说评点是没有任何授受关系的诗学理论,属于不同的诗学体系。其共同的具有创新性的对文学文本的高度重视、对文本类似的细读方法、近似的早亡命运,以及“不足阐释”和“过度阐释”的明显差异使二者的可比性研究成为可能。这种比较研究的目的是找出共同的诗学问题和诗学规律,寻求在阐释、理解文本方面所能给予我们的诗学启发。     

"诗是最多义的,最错综的"--朱自清解诗理论与实践研究之三

朱自清在三四十年代的解诗理论与实践,具有诗学批评的现代意义。尤其是他借鉴英美新批评理论,充分肯定诗多义现象,提出了解诗的“切合”和“亲切”原则,主张在协调创作者、文本和接受者之间的公共关系时,努力做到尊重诗人和超越诗人的统一,文本分析和背景分析的统一,实现了诗学观念和批评的重大突破。     

“文化诗学教学观”的基本理念与实现路径

“文化诗学”不仅是文艺学理论主张,它的基本精神也同样适用于文学理论教学。“文化诗学教学观”在基本教学理念上主张“理论—文本—经验”的三维拓展,它以“文学—文化—生活”的“三重经验论”为教学实践的基本立足点,以文本分析与理论思辨并重的“双向能力结构”为能力培养目标,倡导课堂教学以“生活—阅读欣赏—写作”“一体三面”的学习途径来促成教学目标的实现。     

论《伊利亚特》情节和性格中的必然律

我们可以以《诗学》中有关史诗的理论话语,着眼于其情节和性格的必然律,来读解“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从《伊利亚特》的“头”、“身”、“尾”出发,通过文本具体分析其情节和性格的必然律。     

“兴会”的多维阐释

“兴会”是中国古代诗学中内涵最丰富、歧义最纷纭的诗学范畴之一。本文从创作心理角度，阐释由“兴会”引起的审美主客体的互动；从文本构成维面，审视“兴会”多向度运动与文本形态的关系；从阅读鉴赏角度，兼及接受主客体及接受主体之间的心理互动；从中西诗学比较视阈，展示灵感与“兴会”相生共融的关系。旨在彰显中国古代诗学精神，强调当代语境下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意义。     

口头诗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关于“文学文本论”的思考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2004年由聂珍钊教授针对当下文学批评浮现的诸多问题提出的极具原创性的文学批评方法论，至今已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具备理论的创新性与统一性，“文学文本论”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理论之一。在对文学本质的研究中“文学文本论”将文学定义为“文本艺术”,创造性地提出了“脑文本”等文本概念来解决文学形态等基本理论问题。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文本”主要指狭义上的“文字文本”,忽视了发生学意义上以语言为基础的“口头文本”,限制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将“脑文本”看作口头文学的文本，一定程度上不完全符合口头文本的产生、传播、接受规律，不能科学全面地描述文学现象、揭示文学本质。利用跨学科方法与视角，运用“口头诗学”等理论分析“文学文本论”对“文学形态”“文本类型”“文学本质”等问题的理解，或许可以弥合文学伦理学批评“文本”和“语言”的断裂，促进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文本论”理论完善，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镜鉴。     

略论中国古代诗学命题:“穷”与“工”

本文对由创作动力学范畴演化为文本价值学范畴的“穷”而“易工”的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命题，作了心理美学的阐释，为这一古老命题向现代化转换提供了心理学依据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考辨

“历史性”问题通常被后现代文化思潮所遮蔽,也不为当代文化研究话语所重视.新历史主义提倡历史性的回归,关注文学文本的历史情境和传播过程,建构文学活动和活态历史的文化诗学.针对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通过考察“历史性”作为视域行动的阐释意识、作为阐释立场的研究价值,以及作为效果历史的理论空间,同时梳理文化诗学的阐释经验和观念误区,反思当下“历史性”话语的批评范式和理论困境.     

论《沧浪诗话》的诗学体系

本文总论《沧浪诗话》的诗学体系。文章从清理《诗辨》中的有关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入手 ,初步揭示了《诗辨》中的诗歌创作主体论、诗歌文本构成论、诗歌风格论、诗歌本体论四个方面的有机理论构架 ,并指出“诗道”是严羽诗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 ,“兴趣”、“妙悟”均是“诗道”概念的理论展开     

象征：现代主义诗歌的意义统摄

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存在，象征则是其总的结构特征和艺术倾向。这可以从现代主义的诗学主张“对应契合说”、“感觉交错说”和“象征比兴说”中得到证实。综合三种界说，本文认为，象征是一种意义结构。这个结构是双重的，并且重合在能指的象征本体层面。象征体既自足，又以其隐喻和暗示能，预示着象征的深层精神内涵。这个意义结构在功能上具有象征的通约性和统摄作用，使现代主义诗歌与生命形式同构，融通生活世界，并向神话历史延伸成为可能。而这种同构、融通和延伸，是在诗歌文本的象征结构中自主实现的。这种体认在大量的现代主义诗歌文本研究中获得，并升华为一种诗学模式。这一模式使结构与功能在现代主义诗歌文本中具有不可剥离的特性，从而达到诗学理论和艺术倾向的互动和契合。     

狂欢中的终结者——重读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用巴赫金的狂欢诗学理论对《堂吉诃德》进行文本分析、梳理,可以揭示出该书成为骑士小说的“终结者”和近代长篇小说开山之作的原因和意义。     

王夫之“兴观群怨”说的美学阐释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曾对儒家诗学的一个古老命题“兴观群怨”说作了重新诠释，以往的研究者往往仅从接受的角度来解读船山的这一理论命题，未得船山诗学的要义。其实，“兴观群怨”说与船山的“诗道性情”说一样，同属船山的诗学本体现。“兴观群怨”说在船山诗学中被本体化、美学化、系统化了，这是船山对儒家诗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无疑，船山的“兴观群怨”说仍有其历史局限性和理论局限性。     

从《诗》学到诗学 ——刘勰《诗经》阐释与《文心雕龙》诗学理论

从文学批评到理论建构是诗学的生成模式之一.刘勰在“宗经”视野下“论文”,尤其重视对《诗经》的批评与阐发,不仅以《诗经》为文体之源头、文学创作的范本、文学批评的标准,还通过化用《诗经》文本语言来陈述其诗学理论.通过对《诗经》阐释,刘勰提出了“雅丽”的文学审美理想,概括出了“为情而造文”、“比兴”、“以少总多”等重要文学创作手法.从对《诗经》的阐释批评到《文心雕龙》的诸多诗学理论形成,刘勰为中国文学理论之“从《诗》学到诗学”生成模式提供了考察的典型个案.     

文化诗学结构:中心、基本点、呼吁

文化诗学的意义就是要把“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结合起来,把结构与历史结合起来,把文本与文化结合起来,加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历史深度和文化意味,走出一条文学理论的新路来.文学批评必须坚持以审美检验为中心.在分析文学文本的时候,应把文本看成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不能就文本论文本,而要抓住文本的症侯,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以历史文化的视野去细细地分析、解读和评论.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出现的中国的文化诗学,是一个文学理论话语,折射出社会的时代的要求,是对于社会发展平衡的一种呼吁.     

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弥合——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跨学科视野

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作为两种批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尖锐的矛盾。但怀特通过“文学性”策略使这对极其矛盾的批评方法在其历史诗学中获得了奇妙的统一：其历史著述的文本属性弥合了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其历史文本的存在方式弥合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其历史诗学的建构形态弥合了诗性预设与理性阐释。通过实现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弥合,怀特的历史诗学成为跨学科的典范。     

简论中西诗学中心范畴的确立和延伸

在比较诗学领域中 ,对不同文化和文学传统中的中心范畴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已日益凸显。本文深入探讨了中西诗学中“道”与“逻各斯”这一对支撑性范畴 ,从其确立和延伸的方式论及其文化内含。作者认为比较研究的有效方式之一是对中心范畴进行深入探讨而非表层的比附     

论孔孟诗学主题的转换

按“言各有畛”的原则分析孔孟之诗学主题，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断裂：孔子诗学尚“致用”，孟子诗学主“求是”。春秋、战国对诗迥然有别的定位，决定了孔孟之间诗学主题的变迁。孟子以“求是”的认知态度为文学阅读树立的“以意逆志”的接受原则，这是他对中国诗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也是诗学主题转换的直接产物。“以意逆志”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诗学观念上一次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转折。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