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四娘》故事源流补考

林四娘的故事在康熙年间盛传一时，新发现的陈奕禧作品《林四娘小传》与蒲松龄、王士棋、李澄中等山东作家的记载相比，差距较大，与林云铭记述的故事更接近。若想了解这个有关青州衡王府宫人故事的文化背景，应该关注与她的名字密切联系的陈宝钥。陈宝钥是福建晋江人，曾参加了南明抗清斗争，又是一位多产的诗人。林四娘应该是陈宝钥部署的代言人，陈宝钥用自己和林四娘的唱和来抒发他的亡国之思。     

《林四娘》故事源流再考

清初许旭的《友人游青州归漫成二律赠之》与陈玉璂的《青州行》均为涉及林四娘故事源流的重要材料.而《青州行》的创作表明陈玉璂与王士慎、王日高存在交往,并为王日高的《林四娘歌》写过题词.     

关于《林四娘》

关于《聊斋志异》中的《林四娘》这篇作品,李厚基同志在一篇文章里面有这样的看法: “《聊斋》中的《林四娘》,是一篇思想反动的作品。林四娘和衡王都实有其人。据传林四娘为福建蒲田人。明崇祯时,父为江宁库官。她生长在金陵,衡(一作恒)千金聘入后宫,后‘遭难而死’。林四娘是个死心塌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的奴才,但受到不少人的赞扬。王士祯的《池北偶谈》、林云铭的《林四娘》和《聊斋》都作了专门刻划。” 李厚基同志判定《林四娘》是一篇思想反动的作品,认为林四娘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的奴才,也许还有另外的证据,但在这段论述里面,根据只有两个:一是她父     

《史记》"游侠"略析

“游侠”在历史上以不同的身份出现 ,或为刺客 ,或为卿相 ,或为布衣。侠是“义”的化身。侠义精神为后人所称颂。     

宋代士人改字及其社会文化分析

古人有名亦有字。相对于名而言，字蕴涵着更为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宋代士人认为，字不仅是其命运前途的彰显，而且是其士人身份的重要标识。故而，宋代士人重字贵字并对字提出了较高的文化要求，士人改字遂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改字的原因，或为避讳、或为迷信、或为审美情趣、或为勉学、或为道德训诫。改字这一社会现象最主要体现了士人对其身份的认同，这同时也反映了宋代社会流动性加强背景之下社会分层中士人的价值取向。     

浅谈文言小说中的精怪唱和模式

中国文言小说中有一类精怪唱和的故事模式,故事中精怪们在介绍自己身份和经历时,一般用各种拆字、谐音、典故、双关等方法设为隐语谜面,它们所唱和的内容也大多与其身份契合,待到故事结尾时才揭示精怪的真实身份,再让读者玩味,带来做游戏般的快乐.     

从《聊斋志异》中的魂灵故事看蒲松龄的中国佛教思想

作家写文 ,大都体现一种观念 ,一种思想。然而 ,《聊斋志异》中的魂灵故事体现的思想则是复杂的。细品味它为佛儒思想的糅合。从《聂小倩》、《席方平》、《林四娘》等魂灵故事看 ,佛教思想占主导地位 ,但又不同于西方佛教思想 ,这种佛儒糅合的思想与中国佛教思想相吻合 ,但更有它独特的地方 ,笔者称它为蒲松龄的中国佛教思想。这种思想的形成与作者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     

现代伊斯兰主义在阿拉伯现代文学中的表现

阿拉伯世界自近代以来的文学中出现的一些文学作品与现代伊斯兰主义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一些历史小说、传记文学作品、古兰经故事、伊斯兰教故事和劝喻文学作品注重于表现伊斯兰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或对伊斯兰主义者有所启示,或为伊斯兰主义思想提供通俗而有效的阐释.     

满族说部女性传奇故事的文化解读

满族说部的女性传奇故事是满族创世神话的移位,传奇故事中的女性形象或为历史人物,或为传说人物,她们已经失去了神话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男权社会中男性的附庸。在满族说部的传奇故事中,既表现了女神神话形象的变形,又表现了女性的悲剧性命运。女性人物的神话化使女性历史人物获得了原型性表现,而女性人物在现实中的悲剧性结局,又使女性衰落的现实体验获得了真切的表现。传奇性的表现使女性传奇获得了神话性传统,而悲剧性表现又使传奇获得了现实的生命体验。这两者的结合使满族说部女性传奇故事获得了极大的思想情感张力。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艾米丽身份在叙事时空中的动态

在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福克纳利用特定的叙事方式,赋予艾米丽身份以动态,使得艾米丽身份在故事叙事时间、空间中不断发生变化,经历着不稳定的转换与移动.读者也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叙事时空中,不断构建出自己对于艾米丽身份的动态化理解与阐释.     

《姽婳词》新解

近年来,在评论《红楼梦》中“老学究闲征《姽婳词》”这一情节时,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贾宝玉颂扬屠杀农民起义军、死心踏地地为主子卖命的林四娘,具有严重的反动性质;曹雪芹赞扬林四娘的忠义和武勇,诬蔑起义农民为贼寇,流露出忠君思想,反映出曹雪芹的封建阶级立场,因此,《姽婳词》是我们研究《红楼梦》的反面材料。我认为这种观点抹煞了“闲征《姽婳词》”的积极意义和曹雪芹的果敢精神,有必要商讨一番。     

论出游情节在古代戏曲中的叙事作用

出游情节在我国古代戏曲中广泛存在，种类多、分布广，在戏曲作品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就其在古代戏曲中的叙事作用加以论述。出游情节在戏曲中具有引发故事、使一个行动即将发生或为其发生创造条件的作用，具有推动故事发展的作用，出游情节还可以起到把故事推向结局、产生结果的作用。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封建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封建化进程已经产生并获得了较为普遍的发展,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早期土地为公社公有制度逐步为封建私人占有制度所取代.自由农民或因国王赐地而丧失土地,或为寻求安全“委身”于领主而交出土地,经济上、人身上依附于领主,或因在司法上受封建主的审判降低了身份,农民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普遍加强.     

"我"是谁——试析沃特斯《荆棘之城》之身份认同与同性恋情

《荆棘之城》讲述的是一个身份互换的故事,这其中牵涉到一个酝酿了十几年的惊天阴谋.苏和莫德以互换的身份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下生活了十八年,因为实施计划的需要两人见了面,并以主仆的身份生活在一起.耳鬓厮磨,两人产生了同性恋情.在真相大白之后,她们选择了在一起.苏和莫德的同性恋情是自我实现和自我认同的需要,也是她们将自主性与身体协调起来的一种尝试.     

侗族说唱文学中歌师的叙事者身份研究——以《秦娘美传奇》为例

歌师作为说唱文学中的叙事主体,在叙事过程中有着多重身份。首先是叙事人的权威身份,在叙事过程中主导着整个故事和情节,同时还扮演了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并在他们之间转换;再次作为旁观者,对人物和故事做了评价;另外还充当故事与听者之间的中介。在创作过程中,还要根据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对口传文本进行整理编辑和文化整合。歌师叙事者身份的多样性体现了口传文学的主要特征。     

论政府在企业信息公开中的多重身份及权责

在企业信息公开中，政府或以行政主体身份担负监管企业信息公开行为、向社会公开部分企业信息之责，或为满足自身存续的物质需求而成为企业信息公开的对象。政府在企业信息公开中的多重身份，决定了其权责的复杂性。作为企业信息公开监管者和责任者的政府权责的确定，主要以行政法为依据。政府作为企业信息公开对象，依其信息需求差异分别适用民商法或行政法调整。     

论投资的所有权问题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从法律上看,任何投资都是所有权的实现.投资采取的法律形式不同,投资者对其投资的权利属性也有性质上的差异,不能一概而论.运用“单纯所有权”、“最终所有权”等称谓概括投资者的权利是不确切的.实际上,在多样化的投资方式中,投资者因投资而获得的财产权利或为债权请求权,或为单一所有权,或为共同所有权,或为一定股东权.     

高人一等 高在何处——试析《聊斋志异》写鬼的艺术手法

我国自魏国以至唐宋,写鬼故事之风不绝,<聊斋志异>是这种爱好的继续.人们或为追求恐怖关的享受,或为满足寻找慰藉的愿望,创造了一个鬼神世界,把本来是子虚乌有的事表现得活灵活现,使千万读者为之感动俯仰,而蒲松龄以<聊斋志异>表明,他是这些创造者中最杰出的一个,他把鬼神世界的故事推向极致.他既可用鬼故事写各种世情、人情和爱情,又可借抨击鬼世界来鞭挞人世,笔之所到,自然天成,如水成纹,就像日常生活一样合情合理,证明"高人一等"的评论决非虚誉.     

身份认同中的种族、性别、民族国家话语 ——韩素音女性自传的跨文化解读

<无鸟的夏天>描述的是一个混血女性在为自己寻求固定身份的过程之中丧失自我的故事;这部女性自传揭示了作者所受到的压抑,是在种族话语、性别话语和民族国家话语的彼此纠结、互为影响的状态下发生作用的,一种话语所丧失的力量,会由其他话语补足并支撑其地位.而作为新女性的韩素音丧失自我的深层原因,正在于她对自我身份的内在焦虑以及对固定身份的寻求.     

祭词词:清代词人的身份认同与词学演进

祭词词即祭祀词神之词,是清代中期以后才出现的一类词作,其创作非常鲜明地受到祭诗诗的影响。祭词词主要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创作,分别是道光元年吴中词人戈载、朱绶等人的祭词词唱和、道光二十六年雷葆廉发起的祭词图题咏、光绪二十三年王鹏运与其弟等人的祭词词唱和。此外,在祭祀词人生日和修建词人祠庙时也有祭词词作品。祭词词大都写于岁末,所祭词神或为自然神,或为人格神。祭词词在渴求词神庇佑,表达自哀自悼之情时,将词人人格与“君子固穷”等传统士大夫品格联系起来,表现了词人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包括自我身份认同、群体身份认同、文体身份认同三个层面。从词学观念的演进来看,祭词词的作者有意识地凸显了“词人”形象的自我营造;同时,祭词词作家也表达了对词体的认识与尊崇,他们或体认词的音乐属性,或强调词的精神品质,或认同词的创作难度,对于词体的独立性和平等性均有较为深入的思考,从而彰显了祭词词在词学史上的独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