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文化逻辑

借助现象史学的方法,根据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模式生成和演进的机理,可以将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模式概括为"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是以社会的一个中心力量为主导发展形成的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经过历史的沉淀,"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已凝结成为中国人稳定的政治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制约着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近现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选择的曲折道路证明,当代中国必须自觉地立基于"中心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创新和优化"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     

"声音"与"愤怒"——班吉的后结构主义解读

以后结构主义视野阅读福克纳《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班吉是一个反对西方传统文化的语音中心主义、逻辑中心主义和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象征。在他的"声音"(the sound)与"愤怒"(the fury)中,语音与意义是分离的;意识流的无序时空实际是能指与所指的断裂而游弋的表现;他的"嘟嘟哝哝"只是能指意蕴庞大的符号而无沟通意义。这个人物的主体性根本无法建立,最终只能"可怜巴巴地干嚎着",发出"世界上所有无言的痛苦中最最严肃、最最绝望的声音了"。     

可持续发展观与人类中心主义辨析

人类要解决当代的全球性问题,走出人类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离不开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在价值取向上与可持续发展观“以人为中心”是一致的,是可持续发展观的哲学基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原则,大力培养和践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     

深层生态学及其后现代主义思想

通过对深层生态学理论、观点的考察,认为深层生态学已成为西方当代环境哲学的重要流派,成为西方现代环境运动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对现代哲学和环境运动产生很大影响。分析了深层生态学的两个基本准则,即形而上的自我实现和在"自我实现"中重视生物圈中一切存在物实现生存、繁衍和充分体现个体自身权利的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准则。从深层生态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以及对人类中心主义、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批判等方面的分析,阐明了深层生态学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特征。     

论德里达解构主义语言哲学观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是20世纪后期整个西方后现代思潮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颠覆了以逻格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为别名的西方理性主义。德里达解构主义的语言哲学观从根本上消解语音中心主义高于书写的思想和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观,认为语言意义系统是开放性的,语言结构是不稳定、不明确的,语言写作不是一个封闭稳定的实体。德里达解构主义语言哲学观对我国翻译学界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启迪。     

试论生态美学的意识形态特质

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是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突破了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政治实践方式,塑造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另一方面,生态中心主义的整体和谐思想又是对现代主体性美学内在逻辑的背弃与超越,指向人与自然、社会的审美生存之境,所以生态中心主义又是一种新型的生态审美观。因此,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核心精神建构而成的生态美学必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它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紧密契合。     

人类中心主义问题再思考

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理论体系，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其在当代却遭遇全球性环境危机的挑战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诘难。本文拟从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根本分歧出发，指出生态环境恶化并非完全是坚持人类为中心的过错；自然中心主义理念并不可行，当今环境问题的解决仍离不开人类中心主义，关键是运用科学发展观给予现代诠释。     

生态中心主义视域下的西方环境运动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环境运动是以"生态中心主义"为理论源泉,后者对前者起到思想指导、理论规范的作用;而西方环境运动的发展又在实践层面不断推动"生态中心主义"理论品质与时俱进,使生态中心主义理论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生态现代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生态中心主义的温和化转变。     

水伦理价值观的分歧与重构

当代中国水伦理价值观经历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心主义、从价值一元到多元的转变,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水伦理价值观的分歧与对立。双方相互驳诘、各执一端,彼此之间的交锋和对立多于交融与认同,这一方面使人们对水伦理学的身份感到困惑,并对水伦理学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另一方面又无法在实践层面回应中国水问题的现实需求。因此,如何整合水伦理价值观就成为水伦理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然而,在整合价值观研究中,中国学者提出并论证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整合价值论,即"像河流那样思考"的进化价值论、人河互为尺度的水伦理价值观以及"以人为本"的水伦理价值观。这三种价值论都试图融合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水伦理价值观,但由于它们既没有在理论上真正厘清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各执一端的认识论根源,又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于是,在整合中又形成了新的价值论分歧。这种新的价值分歧使水伦理学的合法性依然面临严峻挑战。对此,我们以为,消解水伦理学的合法性质疑,并使水伦理学摆脱价值论困境的路径是:重构并培育"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包含三个理论基点:唯物辩证的本体论、"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的价值论以及"像水一样思考"的方法论。它通过提出并坚持本体论与价值论、整体论与层创进化论、永续发展与有限发展、以人为本与人水和谐的辩证统一,追求人为本即以自然为本、自然为本即是人为本的合规律合目的的境界,进而消解了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的价值对立,并成为当代水伦理学的合法性基础。     

驱动力还是正当化：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危机

生态中心主义将人类中心主义视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将人类中心主义解读为立足于人类的贪欲对大自然进行掠夺。但是考察西方近现代思想史可以发现,思想家们所主张的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是立足于人类的福祉,而非人类的贪欲。在生态危机的产生过程中,人类中心主义不是作为内在的驱动力,而是作为现代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利用自然的正当性证明来发挥作用的。把人类中心主义视为形成生态危机的驱动力,遮蔽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驱动作用。将人类中心主义发展为生态人文主义,有利于避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欲望式理解和反生态式运用。     

中国现代诗学的语言结构与性质

中国现代诗学在语言构成上与现代汉语的形成是一致的,它主要由古汉语中的经典概念和术语、现代白话和西方诗学话语及其言说方式构成。在性质上既不同于中国古代诗论,也不同于西方诗学。从语言学角度看,中国现代诗学存在二元对抗思维、诗学概念边界模糊、具有泛意识形态色彩等局限。     

“趣味”范畴与中国美学现代性

在西方,"趣味"由味觉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化,是现代性美学话语开始建立的标志之一。而在中国,"趣"和"味"很早就有"审美鉴赏"的意思,但它们并不是在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趣味"范畴。"趣味"作为现代美学范畴,它暗含了作为人生意义的现代人文主义的内容,而这一意义必须建立在现代性结构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趣味"范畴需要经过现代转换,才是现代美学范畴。梁启超关于"趣味"范畴的界定是在现代性兴起后新的文化和心性结构下作出的,他所谓"趣味"具有支撑人生意义的内容,因而成为现代"趣味"范畴意义转折的开始。而在朱光潜那里,趣味范畴融合古今和中西的意义,"趣味"理论实现了综合之后,开始向现代美学范畴转变。     

论胡适的审美启蒙理念

审美启蒙的理念是胡适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之一.他的审美启蒙理念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通过现代白话建设具有审美内涵和审美价值的中国现代文学;建构以"清楚明白"为核心元素的审美标准;将白话文学纳入中国文学史的中心,充分肯定白话文学的审美价值.     

从“疾病”的隐喻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多重现代性

“疾病”在中国近现代作家的作品当中富有浓厚的隐喻意义。从现代性的研究范式来看,作家们笔下的“疾病”所负载的道德批评和价值判断是各不相同的,这种微妙的差别体现了作家们独特的美学追求,而更为深刻的,它体现了“现代性”这一概念本身的丰富和驳杂。“疾病”及其隐喻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寻访中国文学现代性多副“面孔”的便捷途径。     

再论"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近年来,国内现代文学界对于是否运用“现代性”作为研究的新的理论视点,颇有一些论争。质疑者、责难者有之;倡导者、赞同者亦有之。理论的价值意义在于其实践的功能,从突破意识形态概念性的框定,从消解二元对立的习惯性思维模式,从调整旧有的价值判断的标准这三个侧向进行论析,可以看出,“现代性”这一理论视点的建立将有助于推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化。     

马克思“现代悲剧”观念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展开——重读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的信

马克思的现代悲剧观念与以往的任何悲剧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是从现代社会的社会矛盾及其最终解决矛盾这个意义上提出和思考现代悲剧观念问题的,把社会主义目标作为历史的必然要求,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一目标暂时不可实现,现代悲剧观念就是对这一冲突的艺术表现。马克思的现代悲剧观念具有深刻的悲剧人文主义对于当代社会确立理想、信念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现代悲剧观念中的社会主义目标（西方学者称之为乌托邦）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核心理念。由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由“乡愁乌托邦”和“红色乌托邦”构成的双螺旋结构成为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结构,这一情感结构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中的辩证张力成为中国人民在苦难深重的现代化过程中得以支撑情感和心灵,在绝望中保持希望,在失败中顽强前行的文化力量和情感支柱。这也是文艺学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     

“集约性的现代”与主体性反思——顾彬与20世纪中国文学

"集约性的现代"是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命名。这一概念的提出,理顺了左翼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体现了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性。"集约性的现代"产生于现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现实需要,其中集体对个体的遮蔽制约着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建构与张扬,二者的矛盾成为作者思考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基点。在对主体性的追问与反思中,作者的情感介入反映了一个汉学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情厚意以及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     

碰撞与变革--近代工业技术的引进与传统技术观的嬗变

传统技术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科学技术虽未成为神学的婢女却也处于"奇技淫巧"的地位而备遭冷落.传统技术观的成因与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儒家文化有直接关系,这一观念导致了人们对科学技术上认识的无知,使科学技术的成长缺乏适宜的土壤,成为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依仗科技之力闯进中国,随之引进了近代工业技术,从而逐渐改变了人们对技术的功能、作用的错误认识,近代技术观终于在中国得以确立.     

广东近代华侨企业管理思想对中国近代企业的影响分析（1840-1919）

广东近代华侨企业管理思想由于特殊的文化环境和历史背景对中国近代企业影响深远,其中企业的首创精神,新技术的引进,西方科学管理思想的推介等都对当时中国企业管理的近现代化的发展演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趣味"范畴与中国美学现代性

在西方,"趣味"由味觉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化,是现代性美学话语开始建立的标志之一。而在中国,"趣"和"味"很早就有"审美鉴赏"的意思,但它们并不是在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趣味"范畴。"趣味"作为现代美学范畴,它暗含了作为人生意义的现代人文主义的内容,而这一意义必须建立在现代性结构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趣味"范畴需要经过现代转换,才是现代美学范畴。梁启超关于"趣味"范畴的界定是在现代性兴起后新的文化和心性结构下作出的,他所谓"趣味"具有支撑人生意义的内容,因而成为现代"趣味"范畴意义转折的开始。而在朱光潜那里,趣味范畴融合古今和中西的意义,"趣味"理论实现了综合之后开始向现代美学范畴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