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中人物悲剧的审美表现——从中西艺术融合的角度审视

《雷雨》是中国现代戏剧艺术的典范。从命运悲剧与性格悲剧融合的角度出发,分析《雷雨》在借鉴古希腊的悲剧命运观念和审美模式并与我国的悲剧艺术相结合以表现人物的悲剧,成功地塑造以命运悲剧为主要类型的侍萍的悲剧形象和以性格悲剧类型为主要类型的蘩漪的悲剧形象,揭示其对中西方悲剧艺术的吸收、融合所表现出的独特艺术魅力,并探讨形成人物悲剧的深层原因。     

疯人的抗争：冲突中的悲剧──《狂人日记》与《哈姆雷特》

疯人的抗争：冲突中的悲剧──《狂人日记》与《哈姆雷特》何键《狂人日记》与《哈姆雷特》这两部中西杰作中塑造的悲剧人物都具有高度的典型性。虽然作品创作的时代不同，人文传统不同，社会背景不同，但都表现主体的抗争欲望与斗争精神，表现出由个人反抗社会、个人同社...     

从"豫让"形象和司马迁的悲剧人生看《史记》的悲剧美

<史记>以其悲剧篇目之多,悲剧人物之众,悲剧类型之复杂,形成了全书浓郁的悲剧氛围.在<刺客列传>中,通篇以报知遇之恩为叙事的主线,成功地刻画了一大批知死勿让,杀身成仁的刺客形象.其中豫让这一人物形象,身上的悲剧色彩又最为浓重.作品是灵魂的回声,一部文学作品的风格特色,就是作家人格的物化形式,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风格特色.作者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及其个人经历,对<史记>悲剧美的形成同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悲剧美是<史记>中最为打动人心的地方,是<史记>文学性的精髓所在.     

《史记》写人格

对人格的揭示,是《史记》创作的重要目标。司马迁认为君子人格有五个基本要素,本文通过《史记》对孔子、秦始皇、刘邦、项羽、伯夷、李广、韩信、陈胜、李陵诸多人物的人格描绘和评价,探索司马迁《史记》的人格观。     

以文学的名义：《史记》经典价值的建构——张新科教授《〈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与《史记》文学研究

《史记》是司马迁创造的文化奇迹，是第一部纪传体中国古代通史，由于《史记》的问世和影响，史学才冲破传统经学体统，以独立的学科自立于中国古代学术之林。司马迁对前代文化经典的接受塑造了《史记》的文化品格，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所开创的叙事体例、语言表达范式、行文风格对后世叙事文学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示范性作用，作为文学经典进入世界文化的神圣殿堂。《〈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一书系统深入地考察了自《史记》问世两千年来“以文学的名义”被接受、认知的文学经典建构之路，沿着这一研究路径，追溯、探索《史记》文学经典化的学术思想史，进而期待《史记》文学研究尤其是《史记》对叙事文学影响的进一步研究。     

自卑情结与悲剧意识－司马迁悲剧心理探幽

家族中衰，主上戏弄，宦场苟全，宫刑奇耻．．．．．．这一切在司马迁心头缠绕成＂自卑情结。＂忍辱负重，将自卑发酵为悲愤；愤而著书，悲愤又得以移情与谆化；而当他在生死之临界徘徊时，太史公则成功地完成了一系列悲剧人物（包括他自己）之性格的逆转与升华。本文用现代心理学方法，剖析司马迁的悲剧意识，揭示《史记》的悲剧心理学（Ｐｓｒ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ｒａｓｅｄｙ）价值。     

《乐记》撰作年代再辨析

罗尔纲为钟文典《太平天国人物》再版作序,指出该书最大特色,是学习司马迁写《史记》的方法,以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调查资料用材取材;因而考证史事、评价人物多有精湛的论断,对太平天国史研究作了重大贡献。认为人物传记既是传记,又是文学,应以《史记》人物传为典范,而不宜以写论文的笔法来撰传记。此文有感而发,颇中时弊。     

论《白色巨塔》人物塑造的悲剧性

日本作家山崎丰子在<白色巨塔>中塑造了一个悲剧人物.<白色巨塔>在描写手法、塑造人物的观念、悲剧性的冲突和人物形象中,都蕴含着悲剧因素.作品反映了日本现代社会特别是医学界的现实,反映了医院里的勾心斗角和医生对患者的恶劣态度,反映了现代医学中出现的新型医疗问题等.它在掀起巨大社会反响的同时,呼吁了社会对生命尊严的普遍尊重.它塑造了既单纯又十分复杂的财前医生这一悲剧人物.通过财前追逐名誉,道德低下,在生活上遇到种种毁灭性的打击这一盲目的求生意志的悲剧观念来塑造这一悲剧人物,通过教授会的争权夺势,平日的玩忽职守,法庭上固执己见:这三个悲剧性的冲突探测这一悲剧人物的人性.不仅如此,日本虽然具有高科技的设备、现代医疗技术以及超前的医疗条件,但也掩盖不了日本现代社会特别是医学界的问题,它必将对中国的医疗制度的改革具有启迪作用.     

索福克勒斯悲剧与现代西方悲剧创作

索福克勒斯是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其作品《俄狄浦斯王》代表着古希腊悲剧创作的最高水平。索福克勒斯悲剧创作以"伟大人物"作为其悲剧创作的主人公,人物形象鲜明,布局巧妙,结构严整。其悲剧创作主题突出"人"与"命运"抗争,体现赞美生命、昂扬人类意志的精神力量,因此,被称为"命运悲剧"。与索福克勒斯悲剧创作主题相比,现代西方悲剧创作的主题构建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而有所不同,但是,在主题构建、主人公性格塑造、情节展开、气氛渲染等方面继承并发扬了索福克勒斯悲剧的创作主题,传承了人类不屈服于命运安排的精神力量,使悲剧创作具有现实主义色彩。     

论《水浒传》的抒情艺术

《水浒传》是英雄传奇小说,虽不特以抒情取胜,但高超的写作手法让浓郁的情感贯穿作品始终。如以悲剧的艺术形式造成强烈的抒情色彩;给大量人物冠以传神的绰号;饮酒被作为抒情手段和表达主题、塑造人物不可分割的部分;善于寓情于景,借景抒情等。水浒独特的抒情性从多方面感染着读者。     

颠覆与虚无:莎剧《麦克白》与《哈姆莱特》中的主观性困境

本文通过对比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麦克白》与《哈姆莱特》两剧主人公的性格，从主观性的角度入手，尝试分析麦克白与哈姆莱特这两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其缺陷如何造成其悲剧命运，并进一步揭示莎士比亚塑造这两个人物的现代性意义。麦克白受想象引发的欲望诱惑，犯下弑君罪行，在犯罪之后，又受同样源于想象的恐惧折磨，幻想掩盖罪行，确保安全，反而令自己的罪恶越发深重。麦克白用自己的行动不断颠覆现实，将自身放逐于自然秩序之外。哈姆莱特的困境在于，他用自己高度二元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来把握世界，在自己的头脑中构建起思维与存在、本质与表象、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并在双方的对立冲突中令自己陷入虚无，从而无法完成报仇的使命。莎士比亚塑造的这两个人物，正是后来现代社会中高度主观抽象的现代人的真实写照。     

《骆驼祥子》的本族性透视

《骆驼祥子》作为一篇悲剧性名著,其中所诠释的悲剧具有明显的本族性。它体现了老舍先生对本民族命运的关注和忧虑。我们从小说的幽默风格、人物的悲剧命运结局、人物的职业选择、经历、习性以及特殊地理环境的选择等．不难窥见这种悲剧的本族性倾向。     

论《三国志演义》的悲剧与悲情

《三国志演义》是一部史诗性的悲剧作品,书中各色人物的悲情倾泻,既加重了作品的悲剧氛围,又冲刷掉了他们身上的神性光环或鬼域色彩,显露出活生生的"人"的鲜明个性,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书中人物悲情与认识内容此呼彼应,珠联璧合;人物悲情与道德观念表里互衬、水乳交融;人物悲情与悲剧题材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等诸多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境界,具有典范的理论意义。     

“重耳之亡”的叙事编排--基于不同文献的对比分析

“重耳之亡”是《史记·晋世家》中的重要内容,司马迁写这个事件主要依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和《国语》的相关记载,同时参照《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等先秦文献对材料进行选择或改易处理。从细节处对比《史记》与其他先秦文献关于“重耳之亡”的记载,可以了解司马迁选择、改易材料的用心及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态度。     

中国古代历史小说英雄形象体系构成的伦理框架

以往,研究者对历史小说中英雄形象体系构成的探讨大致走着三条路子:一是从小说间的渗透影响着手,指出人物设置的类似性。清人章学诚说:《三国演义》“叙昭列、关、张、诸葛,俱以《水浒传》中萑符啸聚行径拟之”,致使孔明“直似《水浒传》中吴用军师”,张飞“直以拟《水浒》之李逵。”①二是从史传文学对小说的影响,探究人物形象体系的承袭性。曲沐在《〈三国演义〉和〈史记〉》一文中说:“从《史记》开始,一系列相同类型人物层出于一些小说中,为人们所喜闻乐道。说到运筹帷幄,神机妙算,就会想到《史记》中的张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水浒传》中的吴用,《封神榜》中的姜尚,《说唐》中的徐茂公,《英烈传》中的刘伯温。说到大力勇莽,就会想到《史记》中的樊哙,《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水浒传》中的李逵,《说唐》中的尉迟恭,《说岳》中的牛皋。”②三     

关于高句丽侯驺的几个问题

高句丽侯驺是两汉之际高句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朱蒙所建高句丽政权的国王,当时并不存在两个名为高句丽的政权,《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记载并没有根本性的错误,相反《三国史记》的记载则是有意篡改了相关记载。     

试论《水浒传》抒写群体人物的手法对《红楼梦》的影响——以梁山泊和大观园的人物群体为例

俞平伯先生很早就指出":《红楼》作者心目中固以《水浒传》为范本"。笔者认为《红楼梦》与《水浒传》在写群体人物的手法上确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本文试图从设计人物群体生存和活动的理想环境、表现人物群体的价值取向和风尚追求、安排人物悲剧命运的轮回观等方面进行比较论述,说明《水浒传》在抒写群体人物的手法上对《红楼梦》有影响的迹象,也说明《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在于能继承开新。     

近四十年来韩国《史记》研究综述（1971—2010）

《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不朽巨著,作者司马迁开创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代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司马迁修《史记》,不仅尊重历史事实,秉笔直书,而且还注意语言文字的锤炼,文句优美。他将叙事、抒情、说理的不同文体有机地综合起来,达到思想上、艺术上的高度统一,为后代文史创作提供了范例。《史记》不仅是中国纪传体史书的开创者,而且对后世的散文、小说、戏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它也早已流传至国外,在汉文化圈国家中亦有不小的影响。其中,《史记》传入韩国,特别受到韩国知识界人士的关心和推崇,为韩国学术界所重视。到了196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韩国整个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时期,不仅国家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学术文化事业也步入正轨,同时韩国学术界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关心及研究也重新得到了高度重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韩国学者对《史记》的翻译和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在传播、普及和通俗化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本文除简述《史记》在韩国的流传背景外,还分别论述自1971年至2010年近四十年来《史记》在当代韩国的翻译介绍与研究现状,并对其研究成果上存在的一些不足和空缺作一番客观的评价。     

《太平天国人物》序

一钟文典同志《太平天国人物》要再版了,叫我写篇序文。从前司马迁撰《史记》,他在《太史公白序》里说年二十,“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年二十八,“为太史令,细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缀集文献,结合调查资料,撰著《史记》一书。而他周游中国,随处访问,以成此不朽的著作,尤为世所称道。我读《史记》,曾考此事。他撰《五帝本纪》,自述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     

“个人”的发现与“究天人之际”中的史书叙事——以《史记》的“项羽”为例

司马迁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体例的创变是前代史书叙事中"个人"意识日渐觉醒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在叙事中采用情感透视的方法更能从心理层面艺术化地展现司马迁与传主之间的"灵犀",其中也必然包含了司马迁对人生、历史和哲学的独到感悟。因此这种直面个体情感的新颖叙事不仅促使司马迁在书写以项羽为代表的历史悲剧人物时能真正取得心灵的呼应,更决定了"究天人之际"的哲学命题在司马迁的笔下能够进入人性的深层,这也是《史记》超越一般意义的历史、哲学著作的关键,使之成为文学史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