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类特殊图的符号星控制数

针对“关于图的符号星控制数”一文中有一个定理(关于完全图的符号星控制数)的部分结果是不正确的,文章给出正确的结论及其证明,并确定了k-正则二部图的符号星控制数。     

符号边1-距离控制

引入图的符号边k-距离控制的概念,给出了符号边k-距离控制数.当k=1时,证明了在特殊的图(路,圈,轮)上的符号边k-距离控制数的具体值.     

图的控制临界数

引入了图的控制临界数的概念:图的控制临界数等于使它的控制数减小而需添加的最少边数。给出了一般图的控制临界数的最好上界;并确定了路、圏和完全多部图的控制临界数的精确值。     

基于矢量的建筑工程图中墙体符号的自动识别

分析了基于矢量的建筑工程图中墙体符号的几何特征,实现了建筑工程图中基本图元的自动数字化存储,提出了一种高效的基于矢量图形的墙体符号自动识别算法,并给出了算法的应用实例.     

良渚文化的刻划符号及文字初论

本文列举并研究了良渚文化的主要刻划符号及文字，认为良精文化已发现的主要是图形符号，其句成行排列的符号是文字。分析了学术界将夏话文化的一些图形符号从作文字，用解读甲骨文的方法释读的倾向，而良治文字符号应是与甲骨文无关的古越人的土著文字符号。     

跨媒介的图像修辞与文本实践——“题诗画”中的语图修辞及其释义指向

作为视觉研究的新兴领域,图像修辞不同于传统语言修辞的第一重表征体现为跨媒介符号建构的文本修辞实践。中国传统的"题诗画"为这一图像修辞提供了理想的范本。"题诗画"中由语、图符号构建的修辞范式形构了从符号表现形式的审美互动到符号话语意指的内在呼应乃至语图互文与特定时代文化语境产生联动的多重逻辑,它建构了图像修辞跨媒介符号文本实践的知识模型,使得超越传统语言修辞建构图像修辞的本体理论话语体系成为可能。     

同位旋SU(2)模型里p+n→p+n反应中的重整化混合圈链图效应

采用荷电与中性π介子(π+,π0,π-)和核子N-反核子(-N)强相互作用的SU(2)不变耦合模型,研究质子P-中子n在重整化混合圈链图传播下的弹性散射微分截面,并对此作严格解析计算后获得了"精确"的理论结果;又将该计算结果与在树图传播下的弹性散射微分截面作对比分析,得到了在重整化混合圈链图传播中有关"辐射修正"效应的结果,并对该结果进行了理论分析.     

美洲发现“甲骨文”一案错判剖析——兼论奥尔梅克象征图画和符号

中美洲奥尔梅克文化中的几枚玉片刻纹被一些学者辨识为中国甲骨文及金文。在研究中发现,这些刻纹实际上是一幅完整图像被破坏后的残余部分,并非文字符号,更非中国文字。这些残余刻纹仍然保留着和传统图画一脉相承的特征,据此可以说明它们本来的图画面貌。辨识者用来佐证的一些散布于中、南美洲的＂符号＂也存在偶然性强、不成系统等研究方法问题。因此,＂奥尔梅克刻纹为中国文字＂一案不能成立。     

医学期刊中线条图编排规范的研究

对60种公开发行的国内医学学术期刊中的插图编排进行调查分析,结果发现,绝大多数线条图(731/737)都能对图文和符号进行植字,但有许多线条图(35.4%)缩尺制版后的图文和符号小于7号字,以致不能清晰可辨。图例的位置以及图中量和单位符号的位置、书写格式甚至连同一期刊内的插图都前后不一。图序图题的标点、字体字号、位置及移行法等也很混乱。作者分析研究后,提出了对线条图的点线、量和单位、图例、植字、图序图题以及注释的规约内容,以期作为国标GB3179-89及《高等医(药)院校学报编辑规范》修约参考内容之一。     

佛教密宗石刻造像“柳本尊十炼图”的宗教文化意义探析

"柳本尊十炼图"现仅存于安岳、大足两县,是反映柳本尊佛教密宗思想的珍贵石刻造像文物。学界对"柳本尊十炼图"的宗教文化意义的解读至今还不是很清晰。"柳本尊十炼图"首先是一个文化文本符号,其宗教文化意义是符号的象征,是由多个文本符号的互动而构建的,是多个文化域的互动而生成的。"柳本尊十炼图"两个版本的差异体现了文化文本符号的变化和创新及其宗教文化意义的演变,属于文化对话动态的不同阶段。     

北魏"宗主督护"制始行时间试探--兼论"宗主督护"制的社会影响

本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基层乡里组织"宗主督护"制进行了全面考察,指出"宗主督护"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是一方面有大量的人口流移,使原有的乡里组织丧失控制居民的职能;另一方面是封建"荫附"关系迅速发展,依靠经济与宗族势力并建有坞、堡、垒、壁等军事自保组织的钨壁主大量涌现,众多的人口为逃避战乱而为钨壁主所控制.笔者认为,"宗主督护"制产生于西晋末年,而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北魏初期,这一制度实行了近两个世纪,并且在北魏孝文帝废"宗主督护",行"三长制"之后,北方地区的"宗主"、"坞主"仍然以各种形式顽强地存在着,并继续在控制宗族权力、笼络荫附人口、把持地方政权等方面发挥其影响力.     

论中国古代"垂衣而治"的政治文化内涵

中华衣冠文明从一开始就与道德、法权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社会各阶层从上到下必须在礼制与法权的严格规定下选择服饰.从某种意义上说,服从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就是服从了专制统治秩序和法权.尽管冠服制度历朝都有所更新,但其维护专制统治,稳固宗法礼制的宗旨却是一贯的.因此,"垂衣而治"作为传统社会历代统治者治理天下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一大特色.     

具有单行线的五交叉路口交通信号相位优化设计

通过引入图论中“圆染色”的概念,将城市路口交通信号灯最优相位个数归结为其交通流模型图的圆色数.介绍了具有单行线的五交叉路口交通流状况,由车流的冲突关系给出交通流模型图,并求出它们的圆色数,即对应交通信号灯的最优相位个数.     

关于乘积图的导出匹配划分数

图G的导出匹配划分数是图论中研究的热点问题.针对乘积图的导出匹配划分数进行了研究,给出了乘积图的导出匹配划分数的一个下界和一个上界,对一些特殊图类的乘积图,还给出了其导出匹配划分数的精确结果,可为相关研究参考.     

威权统治与现代化导向的叠合交错——论武汉工会的战后整改（1945-1947）

战后国民政府对武汉工会进行了全面整改。整改措施方面，政府以指定领导人的方式把政府工会打造为忠实拥趸，对产、职业工会的结构划分采取了横向行政区划与纵向层级管理两种方式。整改变化方面，体现为工会领导层面的专业化、党员化与扩充化以及会员数量有意精简的特点。整改措施与整改变化均体现出国民政府威权统治与现代化导向的专业管理两种原则的叠合交错。整改中出现的“身份认定”问题使得部分具有双重身份的人能够利用党政双方的意见分歧，上下其手，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也加速了专制政权的溃败；“边界明晰”问题的持续存在则说明权责明确这一整改目标与战后整改现实之间的距离。     

圆色数在若干图运算下的不变性

研究了圆色数在一些图运算下的不变性,并利用这些图运算：由已知圆色数为r=kd的图,构造出若干类圆色数为r的图。从一个已知圆色数为r的图（如Gkd）,分别借助于图的单一顶点合并、双重顶点合并以及笛卡尔积3种运算,得到了3类圆色数为r的图。     

抗战时期的贵州灾荒特点及原因研究

抗战时期的贵州是一个自然灾害非常严重的省区。这时的贵州灾荒具有年年有灾、灾害种类齐全、灾荒程度严重等方面的特点。究其成因，既有自然环境因素，也有社会条件因素。前者包括多峻山、梯田，少河流、平原，多草房木屋，多火灾、虫灾发生的有利环境等方面。后者指政治的不良、劣绅奸商的欺压盘剥以及农民本身素质的低下等因素。     

中国信息化的发展进程

从信息化问题的提出及国家信息化管理体制的建立、中国信息化现状、水平测试和中国部分省市信息化发展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信息化的发展进程     

Ethnic Minority�CMajority Unions in Estonia

Ethnic minority-majority unions-also referred to as mixed ethnic unions-are often seen as the ultimate evide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nto their host societies. We investigated minority-majority unions in Estonia, where ethnic minorities account for one-third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Russians 26%, followed by Ukrainians, Byelorussians, Finns and other smaller groups). Using data from the 2000 Estonian census and regression models, we found that Slavic women are less likely to be in minority-majority unions than are members of other minority groups, with Russians being the least likely. Finns, who are culturally most similar to the Estonian majority population, are the most likely to form a union with an Estonian. For ethnic minority women, the likelihood of being in minority-majority unions is highest in rural areas and increases over generations, with third-generation immigrants being the most likely. Estonian women are most likely to have a minority partner when they or their parents were born abroad and when they live in urban area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both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potential partners and openness to other ethnic groups are important factors for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minority-majority un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