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之有无与中古文化精神

“竹林七贤”始见于晋人孙盛《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阮)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在本文中,“竹林七贤之有”是指魏晋时期确有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怜此七人,并分别在中古文化史上占有地位。“竹林七贤之无”是指从中古时期特有的文化现象出发,可证明其时并无以嵇康、阮籍等七人组成的实体或团体。本文将对此分别作诠释,并将由此出发,进一步探讨中古时期的文化精神。     

论竹林七贤的“无意为文”

阮籍、嵇康诗之无题化现象说明竹林七贤无意为文。这种创作态度的理论基础是嵇康“性动说” ,性动说的本质是任自然。无意为文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师心使气 ,其长处是情浓言简、新颖独特 ;短处是“漫衍”。七贤所处的险恶社会环境激活了其原始诗性精神 ,导致其创作既有玄言文学 ,也有忧生之作 ,后者奏出了正始文学最强音     

历代序跋论《玉台新咏》

<玉台新咏>自明代较为广泛流传,其历代序跋多从正面论述<玉台新咏>的价值,人们把<玉台新咏>与<文选>做出比较,讨论<玉台新咏>是否"发乎情,止乎礼义",并又多肯定<玉台新咏>的文学史意义及其作品的艺术性,对<玉台新咏>作品做出印象式、形象式评价.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对《选》诗的重新阐释

清初吴淇编选的<六朝<选>诗定论>是一部以<文选>所选古诗为评论对象的古诗选本.吴淇借此对<选>诗进行了重新阐释.他以"汉道"来规定<选>诗,将其界定为形式为五七言、内容精神上能够体现三百之性与楚骚之情的"六朝"诗,使得<选>诗范围被缩小,意义被绝对化,失去了原本的丰富性.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他的这种主张是不利于文学发展的.但这也是清初儒家诗学政教精神复兴大背景下的产物,从这一意义上讲,<六朝<选>诗定论>又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竹林七贤”与“二十四友”

“竹林七贤”关于“竹林七贤”这一名称,历代都已相沿成习。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提出了新说: “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所取为《论语》“作者七人”的事数,(笔者按,语见《论语·宪问》,孔子的原意是避世、避地、避色的身体力行者有七个人。)意义与东汉末年的“三君”、“八俊”等名称相同,即为标榜之义。西晋末年,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页49)寅恪先生学识的博大精深,为中外所共仰。但是这一结论,却窃以为不敢苟同。寅恪先     

“竹林七贤”之得名

魏晋之际,世道凌夷,文人风气为之一变。其始作佣者,当推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得名,最早见《世说新语·任诞》第一则:“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该则指出,“竹林七贤”的得名在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此观点也为传统观点,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陈寅恪先生却提出新的见解,他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认为:“竹林七贤”一语,当“先有‘七贤’,取《论语》…     

新见黄宾虹佚文考略

黄宾虹佚文三则为<黄宾虹文集>集外之文.黄宾虹<<许楚手抄唐诗选>跋>,反映了歙县黄氏与许氏家族的渊源关系;<<红术轩黄山印册>跋>是黄宾虹在西溪求学时作;<许宣三祭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徽州文化在近代的转型.     

《说文解字》校勘初探(—传籀古文)

依据黄侃先生手批<说文>所作笺识并参考说文研究诸多种论著,对现版<说文解字>之笺籀古文作出校勘.发现错漏遗脱连数十处,今一一列举.对未作定论者亦明确指出.     

心存事外，与时俯仰——山涛玄儒兼治研究

竹林七贤中,一般以阮籍、嵇康、山涛并称代指,《世说新语·任诞》与《晋书·嵇康传》均作如是提法,山涛在七贤中年辈最高,比排行第二的阮籍长五岁,比排行最末的王戎则大29岁;《晋书·山涛传》云:“(涛)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著忘言之契”,可见山涛在竹林七贤形     

杜诗与《文选》关系研究述略

杜甫教子"熟精<文选>理",且"续儿诵<文选>",明确表现出对<文选>一书的情有独钟.事实上,杜甫自觉接受<文选>,其诗歌创作深受<文选>的影响.我国古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量散见在诗话、笔记、注释等文本中,大致说来,这些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得以展开:一是从宏观上探讨杜甫接受<文选>的原因和表现,它触及<文选>选文、杜甫诗学思想等诸多理论问题;一是从微观上对杜诗和<文选>作文本分析,探讨其间的因革关系,它重在对杜甫诗歌创作技艺和规律的总结.     

清人辑选清诗总集评点考论

总集不仅是作品的总汇,同时也具有文学批评的功能.这既体现于选诗的范围、数量比例以及风格等客观展示之中,又表现在总集的序、跋、凡例、圈点、批注及其他相关主观论说中.其中圈点和批注,最具批评功能.总集评点是辑选者、作者与读者直接对话、交流的层面,充分体现了总集的批评价值.作为诗歌总集的集大成者——清人辑选清诗总集,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圈点、批注形式外,其评点还与诗话关系密切.清人在辑选清诗总集的同时,往往撰写诗话,为辑选者读诗体会和理论总结.同时,清人在辑选诗歌时,又辑录诸多其他读者读诗、品诗之文字,因此,诸多读者参与其中评点诗人、作品,亦为清人辑选清诗之一大特色.     

渊明之思想“实外儒而内道”说质疑

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说:关于陶渊明血统之属于溪族及家世宗教信仰为天师道这一点,寅恪已别著论文专论之,故于此点不欲重复考论.乘化归尽乐夫天命之旨,实以名教说为非,可知渊明始终是天师道信徒,而道教为自然主义,渊明虽异于嵇阮之旧自然说,但仍不离自然主义,殊无可疑也。渊明之思想为承     

试论唐代应试诗的命题及其和《文选》的渊源

科举和文学的关系,历来受到研究唐代文学者的重视,但具体到应试诗,却罕有论者.本文以现存唐代351个应试诗题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命题的角度,论证应试诗和<文选>的渊源关系,并得出如下结论:有唐一代,科举制度的推行,促进了对于<文选>的研究,而应试诗的审美价值取向,也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文选>的烙印,二者之间形成了整体上良性互动的关系.     

《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研究综述

自<古诗十九首>被编入<文选>,后人对它的创作年代的考证似乎一直没有停止过.最初对此议论的是徐陵,他认为十九首中<青青陵上柏>以下八首为枚乘所作;第二个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中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后来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杨,枚,马之徒,词赋竟爽,而吟咏靡闻.……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由上言论可知,钟、刘二人都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两汉之作,除了刘勰说<孤竹>一篇的作者是傅毅之外,对于其他作者仅是推测未下断语.     

考源辨体析流变敷理释名品诗心--评胡大雷《文选诗研究》

<文选诗研究>是一部选学专著,此书对<文选>诗歌作了比较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辨析诗体,考镜源流,剖析各类诗的主题、题材、结构、风格,以及中古诗人在此类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灵状态、抒情方式,由此探求出各类诗的总体特点及发展演变轨迹,进而从选体的研究扩大与延伸到整个汉魏六朝诗歌的研究.反过来说,从中古诗歌如此有机整体性的全面归纳和总结中,亦可加深对<文选>的理解.     

论《文选》"书"类

<文选>除诗、赋之外,共收文35类,其中的册、令等8类各仅收文1篇,入选条件极苛严.但"书"类却收录了18人24篇,数量为<文选>文之冠,足见书类名篇之夥.书体的日用性、私家性及其规范的宽松性、表达的自由性是其体作者和作品如此众多的重要原因.书体名篇的产生,除了一般的主体素质要求之外,有其特殊规律:作者因外部摧折形成的情感发酵至临界点,借口或决口同时形成时;人际关系良好的讲究友谊的时代氛围的驱使;书信的施者与受者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距离;征战频繁或政治动荡时代的需要;饱学上司的激励作用.从作者角度看,书有自撰与代拟之分;从施受关系看,有友与敌之分;从缘起上看,有主动与被动之分;从情调上看,有乐与苦之分,均以后者为主.     

白鹤梁石刻题名人考按五十六则

辑录前人相关成果,广采传世文献,对白鹤梁石刻中题记姓名者的行实、著述等做进一步的考索.并仿<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之例略为按语,以年代次第系于今人较为习见的<水下碑林白鹤梁>一书所录相应题刻的编号、名称之下,以利阅读和研究.     

《文选》所录张华作品研究

虽然<文选>仅仅选录了张华诸多作品其中的八篇,但是张华的社会政治实践,个人生活理想乃至人格精神的矛盾分立,已经得到集中系统的表现和体认.在此基础之上审视<文选>选文标准问题,至少可以证明阮元提及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之说其实还是谨慎的,也符合于<文选>文本存在的现状.根据杨明先生的思路,我们得出的结论更倾向于"事"、"义",既是指文章之外的写作活动和创作动因,也是指文章之内的思想内容、感情意义等.     

海德格尔论动物与世界

"世界"是早期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概念.在1929-1930年的讲课<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海德格尔尝试以一条与已往不同的途径来分析"世界"的意义.在这一所谓"比较研究途径"中,尤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对动物与世界的关系之讨论.因为,一方面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断定,世界只是此在之性格,而不是其他存在者之规定,另一方面这种说法却似乎与当代生物学中有关"动物世界"的讨论相悖.如果"动物世界"的说法言之成理,那么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世界、甚至此在的分析,就似乎有修正的必要.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检视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     

汉魏六朝俳谐赋初探

两汉大赋为辞赋之主流,而魏晋六朝的俳谐赋为其支流,历来不受文学批评家的重视.大赋惊彩绝艳,旨在讽谏;幽默之赋则文体多变,自嘲嘲人,为抒情之利器.认识幽默赋的创作,应先了解"滑稽"的三层含义,以明其精神源流,由中深入明嘹滑稽幽默之赋具备的俳优语言的特点,以及指桑骂槐,不受道德和传统规范的创作形态.本文将此类赋依照其讽刺对象,分为三类,一为幽默自嘲之赋,以东方朔<答客难>、扬雄<逐贫赋>、左思<白发赋>为例,探讨其特色;二为诙谐讽刺之赋,以王褒<僮约>、鲁褒<钱神论>为中心,分析其风格;三则为纯粹游戏之作,通过对魏晋以降大量的诙谐杂戏之作,如袁淑的<鸡九锡文>类作品的考述,申述其精神.进而对其历史背景、文学技巧展开论述,又在说明俳谐赋的文学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