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而不失其故：张之洞兴办湖北存古学堂的努力

存古学堂是清季官方在“新教育”中保存国粹的主要形式.其中张之洞首创并倾注大量心血的湖北存古学堂规模最大,有较深远而重大的寄托,是各省仿办的范例,过去对此研究不足.张之洞力图以不失其故的新式学堂办法保存国粹,并未着力宣扬该校办学“不失其故”的一面,而是在彰显其“新教育”属性的同时,试图静默地将其认同的传统办学取向“见之于行事”.对该校独特地位、学脉传承及其在招考录取、中西课程配置等方面具体运转的考察,可以增进我们对清季“新教育”的全面理解,以及对当时保存国粹办学努力这一复杂历史图景的认知.张之洞兴办存古学堂的观念和作法有些“曲高和寡”,也算不上成功,却是我们理解和思考“国粹”及其保存方式时相当值得注意的面相.     

清季咨议局与存古学堂的兴废缓急之争——以闽、鲁、湘、苏四省的“存古”纠葛为例

存古学堂是清季官方在"新教育"体系中保存国粹的主要形式,且被纳入"筹备立宪"的办学规划中。各省兴办存古学堂的相关事项通常要交咨议局审议,咨议局则通过提案和议案介入实际的办学运作。过去对此研究明显不足。考察当时闽、鲁、湘、苏等省官绅围绕存古学堂的冲突和论争,尤其是各省咨议局反对兴办该校的提案及其引发的争议、博弈和对立,应能从特定视角增进对清季咨议局议事纷争的全面理解,并为进一步认知清季"筹备立宪"中官绅之间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清季山东保存国粹的办学努力——以国文学堂和曲阜学堂为中心之考察

清季民初的保存国粹办学努力是一幅精彩纷呈的复杂历史图景,而山东的情形相当典型,过去对此研究明显不足。考察山东国文学堂的办学思路和取向,以及曲阜学堂的兴办进程,尤其是关注两校与存古学堂相关和相异的面相,应能增进对清季兴办保存国粹学堂的全面理解,并为进一步认识清季士人的思想冲突和观念竞争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为“旧学应举之寒儒筹出路”兼彰“存古”之义：清季豫、湘、赣三省因应科举停废的办学努力

1905年晚清中央政府谕令立停科举,但暂时保留优拔贡考试和举贡保送考职.此后河南、湖南、江西等省皆有因应上述政令“兼彰存古之义”的办学努力,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后来保存国粹学堂的兴办进程.过去对此研究相当不足.重建上述办学努力的相关史实,可从一个与科举停废直接相关的视角,增进对清季官方保存国粹努力这一复杂历史图景的了解.而对科举停废后若干办学方案的比照研究,或可推进对清季“学堂办法”与“书院考课”区别的认知.     

停废科举之后——张之洞对新学制中旧学教育的筹划

新式学堂普遍存在重西学轻中学的倾向,使得传统旧学的前景堪忧,这不仅阻碍着学堂教育的全面展开,而且成为反对停废科举者的重要理由。清廷中央一面注重可以致用之新学,一面仍坚持“旧学不可弃”。朝野对旧学与新制如何兼容聚讼不已。张之洞在拟定全国学堂章程时力图通过提升旧学的地位和比重,构建一个远胜科举时代的旧学教育愿景,以彻底解决科举与学堂之争。癸卯学制旧学色彩浓厚应在这样的背景中理解。张之洞此举多被时人及后之研究者视为“守旧”,实则起到以退为进的务实效果,清末教育改革由此获得重大推进。不过,旧学虽进入新制且比重较此前有大幅提升,但张之洞仍秉承着其自戊戌以降“以简约方式保存旧学”的思路,坚持学堂教育要以西学为重。考察相关史事,可以管窥当时学堂与科举的复杂勾连,进而全面认识清季的教育制度转型。     

公款公产与清末兴学

清末十年间,官方与民间共同兴办新式学堂。各类各级学堂创办伊始,几乎在在需款,经费的压力远甚传统教育。因此,各类公款公产往往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不同性质学堂的经费来源。科举制废除后,书院、宾兴、学堂等款全面转型为新式教育经费。即使原本不属于教育性质的地方性收入,如积谷、善举、杂捐,甚至是宗族性质的祠堂、义庄、义田等,其经费也被不同程度用于学堂。于是,“公款公产”这一集合概念应运而生,且朝野上下均有将公款公产用于兴学的一定共识。然而,各地的公款公产并非全然用于兴学,故官方须常清理（清查）公款公产。但这不能简单作国家权力渗入民间的单维度之理解。其实在清理公款公产以及公款办学的过程中,各地许多士绅往往较为主动,同时一部分人则以维持旧款的理由力图排拒,或多或少涉及地方新旧势力的转化。在清末兴学事业推进过程中,各项地方公款公产作为新式教育经费的来源与公款公产集合概念的形成互为表里,并由官方与民间“公论”共同建构。另一方面,官方与地方力量对公款公产的处置方式及其后果则交糅混杂,这使得公款公产长期游离于国家财政体系之外。     

清末国粹思潮与“文学”的流播

清末席卷中国思想界的国粹思潮,顺应存国存种及改良群治的现实需要,对学术分科与“文学”概念流播的作用显著。从邓实等人倡言复兴古学以存种性,到南社的发起成立,朝野各方保存国粹的意趣理念各有差异,以分科的眼光看待国学成为普遍趋势,“文学”被视为国粹的核心成分,甚至国学的代名词。由于语义来源及学术旨趣的差异,国粹论者的“文学”含义差别较大,在中国知识体系中属于不同性质范畴的六艺、诸子、文辞等,被分别纳入其中,是中国学术接引分科之学,融入世界体系的重要途径。清末国粹思潮对“文学”概念流播的作用,体现近代中国学术重塑与社会变革的深层关系。     

清末四川藏文学堂兴办述略

近代新式教育启蒙于清末,而川边藏区近代教育实则发轫于四川藏文学堂.文章试对四川藏文学堂的创办、发展及演变等内容进行厘定,并探究其在当时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作用.     

福建船政学堂考试制度初探

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实业学堂--福建船政学堂的考试制度有着鲜明的特点.从考试这一视角来研究福建船政学堂,分析当时实施这项考试制度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具体措施及其给社会带来的巨大贡献.这对我们今天高等职业教育考试制度的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意义.     

走向中下层:清季十年对不同社会群体的认知与"民"的指谓变化

清季十年,主要依赖政府和上层社会的"保国"方式越来越被质疑,而以前不被看好的中下层社会渐受看重,思想界对不同社会群体的重新评估呈现出关注重心下移的趋势.在此情况下,当时思想言论中的"民"之一词在指谓上也越来越接近于社会中下层而疏远于社会上层.     

从社会批判到文化祛魅:文化唯物论视角下的文化诗学批评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关系是文化诗学谱系研究的重要部分.新历史主义对文化唯物论既有社会批评的方法论借鉴也有文化诗学的理论创建:文化与社会的批评理念是两者方法论的理论契合点,"借古讽今"与"以今参古"的批评指向是研究旨趣的分歧点,而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的批评范式则体现出两者理论建构的不同诗性导向.考察这两种西方批评理论的指涉关系,可以使中国文艺研究获得一个历史与文化的诗学新起点.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学衡派”对中西文化的理解和诠释

与胡适等人提倡的"新文化运动"相对立,以梅光迪为领袖的"学衡派"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别样的诠释,对西方文明有着更全面的理解。梅光迪等人早年的教育以及留学经历极大影响了其学术旨趣。梅光迪早年接受了较完整的国学熏陶,到美国以后,又倾慕白璧德提倡的"新人文主义",强调现代文明的成功无法与传统相割裂。"学衡派"力图融合中西、汇通古今,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年代,突出人文的重要。"学衡派"的努力在当时并不成功,但与现代诠释学或有异曲同工之处。     

如何实践"中体西用":张之洞与清末新刑律的修订

张之洞以维持礼教为由反对日本法学家起草的新刑律草案,论者以之为囿于"中体西用"说的表现,往往有顽固保守之评.不过若仔细检视其事及其主张,不难发现张氏反对的内容其实相当有限,其主旨显然不是要全盘推翻草案,而是在效仿西法、收回法权的同时亦可维持守约式的礼教.然而庚子以后尊西趋新之风极盛,加上商约条文放大了收回法权的愿景,不但传媒舆论几乎一面倒地支持新刑律,就连朝廷对张氏的诉求也阳奉阴违,核订新刑律实际秉持"完全以世界为主"的宗旨.可见张说在清季最后几年逐渐丧失了实践的可能性."中学不能为体"的时代已经来临.     

望文生疑的"徐志摩"——解构析读《错位的东方"康桥"》

关心中国的文学,就会知道批评的可贵,但批评要实事求是.看李兆忠先生<错位的东方"康桥"),给人一种"误读"和"错位"的感觉.本文提出以下几点:一、对"错位"的理解;二、对"史料"的考证;三、对立论的审视,以对松乱与错漏的文章提出质疑,并求教于各位专家.     

近代学堂乐歌的文化与诗学阐释

学堂乐歌要比白话新诗早二十多年实现现代性的转换。它以民主、科学的思想代替了专制、愚昧的思想,以现代的情调代替了陈腐的审美趣味,以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主旋律代替了古典词曲所依存的道德观念,题材、内容、境界也都得到扩大与超越;从音乐形式和歌词的语言等方面,建立了一种走向民众、走向现代的音乐文化模式。这种新的音乐文化代表了一种思想,反映了当时共同的文化态度和觉醒意识。但它对中国传统诗学的质疑与反抗并不像后来的白话新诗那样彻底。因此,它只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而不可能成为新文学发展的主导。     

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实践初探

基础教育国际化是办学理念、师生视野和思维的国际化,也是学校培养目标的国际化.潍坊高新区实验学校在办学过程中,持续多年对国际理解教育进行探索,从办学理念下的目标确立、整体化思维下的系统规划、课程体系化建设、评价引导、基于实际的"8"字实践活动策略等加以落实,学校的国际理解教育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速成新政与清朝覆亡

清末新政后期,移植域外政制形式,以变官制为实行宪政的先导。改革启动前,朝野官绅、国外政客和报刊时评,均对中国仿行立宪的基础、条件有所质疑,对官制改革方案的要旨、程序及实施措施,亦予以激烈批评,尤其对速成新政的做法给予劝阻示警,认为若当道一意孤行,新政最终难免速乱以致速亡的结局。对此,急于求成的清廷决策者未予重视,甚少采取相应对策及时调整以纠偏救弊,导致内外矛盾激化,救命丹反而成了催命符。社会改革不仅有基础、条件之别,程序、举措、时限与进程也直接制约着变革的进度与成效,而且往往交互牵涉影响。如此,则清季改制进程的种种教训与警示,值得后世反省深思。     

赵尔巽与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

赵尔巽(1844-1927年),字公镶,号次珊,又号无补,汉军正蓝旗人.原籍辽宁铁岭,世居山东泰安.署户部尚书、盛京将军、湖广总督、四川总督、东三省总督等职,是清末满洲贵族中少有的干才,也是当时比较有见识和作为的封疆大吏.赵尔巽于1903年4月至1904年6月担任湖南巡抚,是清末湖南颇有影响力的巡抚之一.抚湘期间,他励精图治,厉行新政,并把发展教育作为新政的"首务"、"急务"、"第一要务",大力进行书院改制、整顿原有学堂、开办新式学堂等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而且,赵尔巽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清末新政时期的督抚大员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对我们今天发展教育事业仍不乏借鉴意义.     

马克思实践人学及其政治旨趣

马克思实践人学之构建,实现了西方人学系统中最伟大的一场革命,以"现实的人"颠覆了西方传统人学重思辨轻现实的理论状况.此种"颠覆"并非仅出于书斋式的纯理论旨趣,其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及其现实生活过程为出发点,表达出一种救赎与解放现实的人类的政治旨趣与向度,彰显出追求"人类解放"的崇高精神.理解这一场革命的深远意义,不仅需要注意其对"人之存在结构"的核心的重新规定,更需注重其人学构建的政治旨趣.     

趋新反人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

20世纪前期的世界史学正处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夜.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危机四起,针锋相对的批评质疑之声遍布欧美各国,新史学的崛起已不可遏制.达到巅峰的欧洲汉学也非语文考据派一枝独秀,同样孕育着变革的因素.法国汉学内部分化出以葛兰言为首的社会学派,主张社会科学化的美国中国学也正处在上升时期.成立于1928年、由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虽苦心孤诣孜孜以求接轨国际新潮,却误引兰克史学为同道,追步欧洲汉学,阴差阳错地融入西方传统史学之末流.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些许影响也未能使傅斯年摆脱兰克史学的支配.当时学术界努力趋新求变,但时新史学与兰克史学的学术时差缺乏明确意识.傅斯年及史语所受此制约,面对西方史学的新旧潮流取舍失当,以致走上一条与现代学术趋向逆行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