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道”理论辨析及其辩证否定的实现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章通过分析亚氏德性论“中道”概念的界定、实现途径以及人们对于它的一些误读来阐述亚氏“中道”思想的精髓。以“中庸”“时中”思想为例，揭示“中道”思想存在的“二维向度”问题，进而尝试引入一种基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背景的辩证的否定观，走一条富有时代精神的带有“中间偏左”哲学范式的中间路线。     

试论构成麦克白斯悲剧性的因素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麦克白斯》（以下简称《麦》剧）是最令人悲怆、恐怖的一部,确实唤起了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怜悯与恐惧之情”,然而麦克白斯的悲剧形象,却与亚氏的悲剧观有些不同。按照亚氏的悲剧理论,一般来说,恶人遭到应有的惩罚并不能成为悲剧。人们普遍认...     

试论古典政治哲学中的勇敢美 德简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的著名命题。理解这一命题的关键在于理解离知识最远的勇敢美德在何种意义上是知识。论题以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为起点,从亚里士多德的勇敢观出发,上溯柏拉图的《拉克斯》和《普罗塔戈拉》两篇对话,试图从具体文本的文脉中辨析智术师与哲人在美德问题上的异同,进而考察政治哲学与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基于“应得”的分配正义观及其当代价值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不仅是一种道德品质,也是维护城邦和谐发展的制度保障,是实现城邦公民幸福的手段。正义既是一种个人的善,也是一种城邦的善。由此,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是普遍性的正义,另一方面是具体性的正义。其中,具体性正义又根据调节对象与分配依据的不同而被划分为分配正义、回报正义与矫正正义三种形式。分配正义集中体现为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公民品质德性的重视以及对城邦正义体制的安排,在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分配正义注重通过对人们内在性美德、品质进行评价与划分,实现对于“基本善品”的合理分配,即通过对美德的培养实现对城邦整体公共产品的分配。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是一种基于“应得”的分配、结合按数量分配的折中式分配正义观,不仅注重对城邦公民品质德性的培养,也注重政府发挥基本性调节作用,这对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继续完善分配制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商业、正义与现代文明——论休谟商业观的现代性意义

“商业”是理解休谟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不可忽视的核心构成。休谟强调财产权是一个社会的基础，确立以财产权为核心的正义规则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商业”的繁荣，从而带来公共效用的积累和社会美德的增长。以财产权及其正义规则为内在要求的“商业”，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进而形塑了“现代”道德世界和政治世界。从对商业的讨论可以发现，休谟的正义理论并非一种纯粹的财产权理论，而是一种正义如何促进公共美德和塑造现代制度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深刻说明，也是一种为现代商业文明提供多层次辩护的道德与政治理论体系。     

中庸何以为人之德性——以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为中心

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观中的核心思想。儒家与亚里士多德都以维系动态平衡作为对中庸的本体认知,差异则是儒家以天道论人道,亚氏以形而上的理论推演方式剖析中庸的本体意涵。基于生命平衡观,二者都将中庸视为人的一种德性,将这种德性引申到人的实践活动中,以行为的适度为中庸的伦理内涵。儒家以仁义为贯彻中庸的总德性,亚氏以公正为贯彻中庸的总德性。中庸思想对于个体和当代社会的良好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亚里士多德经济思想的政治含义

在亚里士多德丰富的思想内涵中,经济思想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亚氏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财产观、对手工业者和商人鄙视态度、对高利贷行为的严厉谴责,以及对价值形式的精辟分析。在政治至上的古希腊社会,亚氏的经济思想并没有超出政治的基本框架,因而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幸福论而非德性论：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旨趣与结构

德性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并不足以完整地描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幸福既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理论旨趣,又是其伦理学理论结构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实践哲学都是围绕幸福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幸福来展开的。德性虽然对于幸福的实现不可或缺,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幸福。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的地位是由他对幸福的独特理解所赋予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遵循古代幸福主义伦理学的传统,重新完整地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描述为幸福主义的伦理学,而不是仅仅将其定位为当代美德伦理学在古代的典范。     

理性的“理论活动” 高于“实践活动”———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幸福观”

作为最高之善,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美德） 的生活。这是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但并不是其幸福观的独特之处。其灵魂学说,特别是其中关于“理性” 划分为“理性本身”与“在欲求力里的理性”或“被欲求力分有的理性”,不仅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的基础,而且也构成了其幸福学说的特别之处。通过这个区分,亚里士多德找到了成就“伦理德性” 的基础,同时也确定了理性本身的活动也即“纯粹理论活动”之所以高于理性的“实践活动” 的理由。因而,虽然合乎伦理德性的生活是幸福的,但却只是“次级的幸福”,只有合乎理智德性的生活才是真正最高的幸福。这种生活一方面是合乎神性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是成就每个人真正自己的生活。这意味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并非只关乎人性,亦关乎神性。     

试论古典政治哲学中的勇敢美德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的著名命题。理解这一命题的关键在于理解离知识最远的勇敢美德在何种意义上是知识。论题以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为起点,从亚里士多德的勇敢观出发,上溯柏拉图的《拉克斯》和《普罗塔戈拉》两篇对话,试图从具体文本的文脉中辨析智术师与哲人在美德问题上的异同,进而考察政治哲学与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     

商业文明的世纪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纵横

在肯定社会契约理论是企业社会责任元理论的前提下，从更紧密的相关性阐述了道德情操理论、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企业伦理学理论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支撑作用。在比照国际大公司实施社会责任经验的背景下，概述了浙江官商学三界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提出了宜用企业责任替代“企业公民”的个人观点。在回顾国际著名企业理念的同时，集中论述了从长期沿用企业的“社会效益”到认可“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是我国现代商业文明的世纪提升。     

原级价值判断和次级价值判断——对“休谟问题”的反向求解

休谟对由"是"到"应该"问题给出了否定答案,这一问题成为之后伦理学必须研究的问题之一,对于"休谟问题"的解决,情感主义、规定主义、社群主义或商谈伦理学都不能在休谟提出问题的范围内给出合理解读。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可以推导出原级价值判断和次级价值判断,以此为前提,"休谟问题"只能存在于事实判断与次级价值判断之间,从而实现对"休谟问题"的解答。     

德性伦理与企业伦理

企业伦理不能化约为个人伦理,但包含德性伦理。德性伦理以行为者的德性为核心,以其幸福为目标指向。企业伦理既包括规范伦理,也包括德性伦理,其中德性伦理是企业家和员工所应具备的经济美德,其德性观、实践论视野、团体论视野、幸福观和成功观都有力地支持着企业伦理,但德性伦理还需要规范伦理作为副本,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当代美德伦理背景下的休谟“同情”原则研究

利用"同情"来解释道德问题是休谟道德哲学的独特标志。休谟的"同情"其实是用想象来再现他人的某种情感。通过对主观"同情"进行修正,不把"同情"局限在解释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上,而看作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具有的一种倾向,从而使之成为普遍的道德判断依据和贯穿其道德哲学的线索。有了"同情"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共鸣和互感,使人们超越自爱之心,"仁慈"和"正义"的道德感和美德才得以形成。在当代美德伦理复兴的进程中,美德伦理学的任务在于重新确认道德行为者的心理情感倾向和内在的行为动机,但却遭遇诸多批评和质疑。重新回顾"同情"原则,依赖情感机制,对于美德伦理学的合理性、社会道德规范的可行性解释、道德规范的确立和普遍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代中国水伦理的理论形态与研究领域

水伦理是调控人与水之间伦理关系的道德原则、规范的总和。水伦理包含三种理论形态：以宇宙本体论为始基的“水德论”;以“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为内核的“中心论”水伦理;基于人与自然关系辩证统一的“和谐论”水伦理。当代中国水伦理的研究体现着水伦理理论形态演进的规律和趋势,初步形成了以人水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河流伦理、水伦理和海洋伦理等三个相互联系的研究领域。然而,如要在理论上真正摆脱西方中心立场并建构中国的水伦理学,则有待于倡导唯物辩证的生态整体论。     

论国有企业所有权的实现——一种法经济学的视角

对于国有企业所有权的行使,传统民商法理论多侧重于从权利的静态配置及与此相关的组织设置角度进行分析,这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但并非是唯一的切入点。从法学上讲,企业所有权是指所有者对于企业所享有的最终的控制权和收益权。根据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以及我国国有企业的行业特征,应该采取更为灵活、可行的＂分类改革＂的方式来完善国有企业所有权权能的配置方式,进而保障国家对国有企业所有权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的实现。     

电子商务税收的法律问题

电子商务已经越来越多的与人们的生活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发生着密切的联系,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必要性也越来越明显。在坚持对电子商务活动课税并且保护电子商务发展的原则之下,坚持现有的税法体系,强调国际间的协作,注重全新的立法技术,是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出路所在。     

塞涅卡宗教倾向的伦理学及其意义

塞涅卡作为晚期斯多亚三杰之一，他的伦理学反映着其所处时代的特点，是一种带有宗教倾向的伦理学。本文通过对塞涅卡伦理学中表现出来宗教倾向的原因分析，阐述了其伦理学的主要内容：人生需要顺应命运，提倡“克欲求善”以至善为目的的道德学说，并且主张“两个国家”论说。这些思想稳定了当时罗马社会统治，推动了基督教的产生和发展，推进了罗马史学与柏拉图学派的发展与传播，挖掘了人们内心的平静，提倡人们追求“按照自然生活”，能慰藉现代人的心灵。     

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的界定问题

柏拉图的政治思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他所建构的是先验的理想国,而非经验的政治国家,所以他的政治学说可以被界定为理想化了的政治哲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实践型的,他关注的是经验的政治国家,因而他的政治学说可以被框范为经验的政治（科）学。     

论“文化生产力”语境下纳米制药技术设计者的使命意识

“文化生产力”的内涵之一是凝练价值理性,这是文化生产力的思想态因子。“文化生产力”理论在当下中国的直接意义不仅在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创新和发展,而且其现实诉求还在于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在统一,并将其价值理性的主旨内化于现实飞速发展的高技术实践之中。纳米制药技术在保障人类健康的事业中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而从价值理性的视角审视纳米制药技术设计者的使命意识,客观上必然需要将其置于“文化生产力”这一现实和深远的语境之下,因为只有从价值理性的高度,人们才会更加清晰地看到纳米制药技术设计者所关涉的使命意识即生命伦理意识、环境伦理意识和社会伦理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