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吕振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吕振羽是一位熔革命与学术于一炉、集革命者与学者于一身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回顾和总结有关吕振羽的研究状况,对深化发掘和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史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围绕吕振羽的生平活动、人际网络、精神风范、学术遗产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既深且广的探讨,不仅呈现出吕振羽研究的多个面相,同时也预示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未来研究,亟需挖掘吕振羽相关档案资料,加强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比较研究,从文本与语境互动视角对其进行整体性的认识。     

略论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

本文旨在阐述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介绍吕振羽在五十年间献身历史科学的主要成果;概述他跟着时代的步伐,以唯物辩证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并开拓许多新的领域。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他的史学体系在编纂学、史料学和历史观上的特色。     

吕振羽史学的始创性贡献

吕振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由他最初提出和展开研究，开辟道路，作出始创性贡献的马克思主义文学领域，至少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二、首创殷代奴隶社会说；三、西周封建论的最早提出者；四、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理论奠基和最初划分；五、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最早考察者；六、最早系统具体地探索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学家，吕著《简明中国通史》是我国最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著作之一；七、吕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用马克思主义系统研究中国思想发展的开山之作；八、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的开拓者；九、在史料学上，吕振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以探求历史的第一人。     

吕振羽晚年咏史诗中的民族思想与史学史理论

《吕振羽诗选》是研究吕振羽晚年思想和学问的重要文本。民族史和史学史是吕振羽晚年用功较多的两个领域。诗中讴歌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以及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少数民族领袖。咏史诗中关于中国古代史家和史书的篇章,反映了吕振羽对史学史研究的一些思考,包括：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要批判地继承古代史学遗产;要开展比较研究。     

吕振羽早年的孔子观述评

在本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国学术界研究孔子高潮中，吕振羽用唯物史观对孔子的阶级属性、思想体系、思想核心、哲学思想以及孔子思想在孔子生活年代不受欢迎而在以后两千余年思想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较深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的孔子研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关孔子研究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吕振羽在三十年代的孔子研究及其意义

在本世纪２０年代末至３０年代中国学术界研究孔子高潮中，吕振羽用唯物史观对孔子的阶级属性、思想体系、思想核心、哲学思想以及孔子思想在孔子生活年代不受欢迎而在以后两千余年思想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原因等问题，进行较深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的孔子研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关孔子研究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20世纪前半期学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思想

20世纪前半期,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大批研究者经过艰辛开拓,创造出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形成了丰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思想:其一,将唯物史观理论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化;其二,在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土化;其三,采取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通俗化语言,达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众化。即是说,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化、本土化、民族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一个渐进过程。     

纪念吕振羽老校长百年诞辰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教育家吕振羽同志诞辰 10 0周年之际 ,回顾了他在担任原大连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前身 )校长兼党委书记期间 ,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积极倡导科学研究 ,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 ,把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学术理论水平的教师视为办学的宝贵财富 ,提出“全校教职工大家都来当校长”的民主办学思想 ,分析了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开创意义和特色。吕振羽同志为大连理工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影响十分深远。     

早期启蒙说的历史演变与萧莲父先生的思想贡献

早期启蒙说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派文化观,是20世纪中国思想家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背景下探寻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动因及思想资源的产物。近90年来,以梁启超为开端,经过张岱年、范寿康、吕振羽、侯外庐等人的阐发,早期启蒙说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诸多的研究成果。萧莛父先生在李达指导下直接承继吕振羽、侯外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说,在近半个世纪中,开展王夫之的个案研究,改写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体系,全面阐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对早期启蒙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思想贡献,成为早期启蒙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要代表人物。发扬早期启蒙说的合理内核,修正早期启蒙说的自身局限,早期启蒙说在21世纪中国思想世界将仍然富有生命力。     

“西周封建说”首创之问题探析 ——关涉吕振羽、范文澜和吴玉章之学术影响

在“西周封建说”首创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的一些模糊认识有待澄清。吕振羽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角度提出“西周封建说”之时,人们对于“封建”的流行认识还停留在传统意义之上。可是,由于范文澜的地位和威望高于吕振羽,后来其关于“西周封建说”的论述也更为系统,因此学界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角度讨论“西周封建说”皆以范文澜为代表。范文澜在“西 周封建说”问题上推崇吴玉章,造成是吴玉章首创“西周封建说”的印象。即使说是吴玉章提出“西周封建说”,那也应是在吕振羽之后。同时,说吴玉章受到吕振羽的影响,则还需作更为深入和细致的探讨。     

“樂”本义辨正

对于"樂"字的解释,自罗振玉否定许慎之说以后,各种观点层出不穷。许氏与罗氏的根本区别在于,许慎用金文,从鼓悬于簴的象形来解释"■"字,而罗振玉则用甲骨文,从琴瑟附于木来解释"■"字。两相比较可知,许氏的解说不仅符合"乐悬"实际,也与乐器发展历程、重要程度及文字发展阶段相吻合。罗氏的解释不仅不符合甲骨文含义,也与乐器发展时代不相对应。罗氏以后的学者也都存在各自的误区。     

《耳食录》思想内容探析

乐钧是乾嘉时期诗、词和小说都有所建树的作家,而文言小说集《耳食录》则足以代表乐钧的最高文学成就。《耳食录》讲述了近两百个大小不等的故事,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其中既有传奇小说又有笔记小说。从题材的角度入手,采用文本研究的方法,对《耳食录》的思想内容作一探析,归纳出批判类、劝惩类和爱情类三种。     

袁枚论考据——从《神仙不解考据》说起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时期，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流弊，乾嘉学者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崇尚朴实的汉学。伴随汉学的兴盛，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尽管袁枚是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然而身处这种学术空气中的他也很难与考据学彻底划清界线。看似游戏之笔的《子不语·神仙不解考据》，也可视为袁枚的考据札记。正是由于他并非以考据名家，使他对考据的评论更具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袁枚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较为公允地评价汉学、宋学的优劣短长，并能够吸收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并融汇贯通，因此取得了超出同时代学者的成就。     

凌廷堪燕乐研究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发微

凌廷堪为清代经学大家,其以经学家身份研治词乐,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密切.凌氏以考证经史之态度研究词乐,著有《燕乐考原》.然而凌氏研治词乐的目的却不在于词乐本身,他试图通过打通隋唐燕乐一关,上溯先秦雅乐,求乐明礼,以传统礼乐来救治日益衰败的世道人心,实现其经世致用之目的,这与乾嘉汉学转向的理路是一致的.     

19世纪中后期汉学书院与科举关系论略

在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影响之下,专门研习汉学的书院数量大为增加,不少科举出身的地方官吏将创立汉学书院作为改变书院片面追求科举的重要途径。然而随着乾嘉汉学地位的日渐式微,汉学书院也不得不教授科举之学。与此同时,不少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任务的考课式书院也重视汉学教学,汉学书院与考课式书院都向培养科举人才方向靠拢,二者以是否开展科举教学为界线的区别逐渐消失。     

试论罗振玉在甲骨文字学方面的贡献

在甲骨文研究的早期阶段,罗振玉当数第一位功臣:他帮助了《铁云藏龟》和《契文举例》的出版;亲自搜集和公布了大量的甲骨文资料;在考释文字时大胆纠正《说文》的违失;用"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的方法考释出560多个甲骨文字;在已识文字的基础上,罗振玉进一步"考求典制、稽证旧闻",探索商代历史、礼制和文化,为甲骨学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乾嘉学者《晋书》研究论析

唐修《晋书》存在着诸多问题与缺憾,但对它做系统全面的研究直至清代乾嘉时期才展开。乾嘉学者用较大精力对《晋书》作了注解、校正、增补及评议的工作。他们的努力为后人研究《晋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梳理乾嘉学者研治《晋书》的成果,了解他们对《晋书》的校正所解决的具体问题,增补所扩展的材料范围,评论所达到的认识深度,对今人深化《晋书》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诂经精舍诗人群论

诂经精舍是阮元在浙江任上建立的一个地方性学校,汇聚了江浙一代诸多著名学者和优秀士子.精舍在成为嘉庆以后最重要的学术基地之一的同时,也是当时两浙文学活动的重要依托,其中不乏以诗名世之人,他们的创作从乾隆四十年延至嘉庆一朝,抒写出特定历史时期才人士子的独特心声,以不同形态展现了性灵思潮的深刻印记.     

古写本《尚书》与罗振玉的学术贡献

《尚书》文本流传纷乱复杂,素来是经学中的难题。乾嘉名儒段玉裁、阮元于《尚书》文本考订用力甚勤,但受限于材料不足,许多涉及中古时代的《尚书》问题悬而未决,能否获得新材料成为学术突破的关键。清末民初敦煌学家罗振玉独具卓识,发现敦煌隶古定本《尚书》残卷,进而由出土材料实证传世日钞本存古而可信,开辟了《尚书》文本研究的新路径。罗氏捃集四种伯希和所藏写卷和四种日藏《古文尚书传》旧钞,并刊印广布,为现代《尚书》古本汇集和研究奠定了材料基础。依托深厚学养,他运用二重证据法、“东”“西”古本合璧、出土与传世文献互证的学术理念,探寻文字源流,校订异文讹误,勾稽文本联系,考辨文本真伪,取得超迈前贤的成绩,有力推动《尚书》研究方式的近代转型。     

“鲁迅与仙台”研究述略

1904年,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开始学习医学,两年以后,他弃医从文。这个时期在他的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医学训练,他同藤野先生的关系,他的弃医从文的决定,成为许多著作和论文的研究对象。本文对有关鲁迅与仙台的研究做一个简要的总结,并展望研究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