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诗潮:循环还是再出发?

“民生”题材的诗歌再次成为当下中国诗坛讨论的热门话题。当下许多“民生”诗歌在书写过程中忽略了对个体经验、感觉的想象和创造,在对经验和语言的处理和转化上呈现出简单化和平面化的倾向。这些诗歌的出现,一方面形象地展示了中国社会在现代性寻求中的戏剧性矛盾,另一方面又回溯了现代汉语诗歌发展过程中遗留的“问题”。     

自我·先知·超验--论当代先锋诗歌人文主体的构成

先锋诗歌中的语言主体可以划分为自我主体、先知主体及超验主体.自我意识是自我主体的本质特征,独白是其言说的根本方式;先知意识是先知主体标示自身存在的基本方式;超验主体是以超验意识的表达来肯定自身存在的,而解构性写作、零度写作、超现实写作是超验主体显示超验意识存在的实现方式.     

自我·先知·超验——论当代先锋诗歌人文主体的构成

先锋诗歌中的语言主体可以划分为自我主体、先知主体及超验主体。自我意识是自我主体的本质特征，独白是其言说的根本方式；先知意识是先知主体标示自身存在的基本方式；超验主体是以超验意识的表达来肯定自身存在的，而解构性写作、零度写作、超现实写作是超验主体显示超验意识存在的实现方式。     

对抗"古典"的背后——论穆旦诗歌的"传统性"

穆旦诗歌对抗“古典”的背后,依然有“古典”传统因子的强劲渗透和内在传承。它执着于“此岸”关怀,以别样的姿态“拥抱人民”,充满典型的中国情感和中国经验;它从未放弃对抒情性的坚守,并确立了知性化的“新的抒情”模式;它体现了诗人对艺术“形式感”的先在自觉,注重形式和语感,承继了传统诗歌的意象抒情方式,追求语言的含蓄凝练。     

从黑夜走向白昼--21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诗歌

与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女性主义诗歌写作相比,21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诗歌淡化了性别对抗的色彩,诗歌的写作从漂浮的空中回到地面,诗歌的主体由女神、女巫、女先知还原到普通女人。诗人们以深厚的人文关怀展示了新一代女性的宽阔胸襟,通向精神的灵性书写正在展开。     

温和的"先锋性"与"超文体"现象--女性散文的文体特性研究

每一种文体的发展史都联系着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它反照出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和审美趣味的变化.选择文体就是在选择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写作来说,选择散文这种文体就意味着女性主体面对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所坚守的先锋姿态;而在女性散文的终极意义上,则是言说方式与生命形式的等同,从而使散文写作超越文体限制,达到自由之境.     

当代女性诗歌言说策略的转换

女性诗歌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躯体写作后,在90年代转向了语言写作.从躯体到语言言说策略的转换,使女性诗歌从性别意识的觉醒上升到语言意识的觉醒,并迅速从面向性别的写作,走向面向词语与诗歌自身的写作.女诗人以独立的女性话语与充分女性化的写作策略,实现了女性世界的完全自立和性别表达,且形成了独立的审美体系.     

身体言说的巅峰——新生代女性诗歌写作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新生代女性诗人以自己独特的写作姿态登上诗坛，这批诗人直接抒发女性个体经验为旨归的女性诗歌表明的不只是性征的觉醒，更是话语权力的觉醒和生命意识、女性经验的强调，并力求在其诗歌中重述女性自身，以求得经验世界中的真正女性，她们以独白的话语方式及属于女性自己的意象词语将身体语言推向言说的巅峰，营构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女性诗歌世界。     

近年诗歌的民生关怀

近年中国诗歌出现了一种关心社会转型时期民生问题的写作倾向,它通过呈现被忽略的社会问题表现人与现代的紧张关系,展示现代性寻求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这些诗歌的出现,反映了文化阶层和文化生产方式的变化,体现了诗人对现实与艺术的双重关怀。     

从女性诗歌到女性主义诗歌：女性主体性的演变

女性诗歌的发展历程,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过程。女性诗歌不一定是女性主义诗歌。女性主义诗歌深入挖掘女性意识,特别是死亡意识、黑夜意识等,以身体写作为手段实现其主体性。女性主义诗歌难以挣脱父权制话语,表达的性别意识和身体经验实际上依然还受到男性话语的诱导。     

沦陷背景下的女性言说——以张爱玲为中心

沦陷区女性作家的创作虽然也隐含着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与关怀,但疏离政治的日常生活仍然是其言说的主要内容。张爱玲等沦陷区女性作家的言说道出了民族危亡背景下的人们对于现世安稳的渴望,以及对家庭和民族的皈依感。由于沦陷区文学中民族叙事声音的低落与男性宏大写作姿态的不振,沦陷区女性写作的兴起与沦陷区特殊语境有着种种错综复杂的关联。     

集体“突围表演”的背后与“失败的运动”——70后诗歌的发生动因与价值估衡

70后诗歌的集体"突围表演",是出于创作主体的精神外化和他们对影响焦虑的对抗;也是中外诗歌传统双重启迪的结晶;民刊和网络媒体的刺激对它的生成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70后诗歌打开了诗歌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其表达上的"快乐"特征也指向了文学写作终极意义的游戏本质;但是就目前的平庸的现状来看,只能说70后诗歌是一场"失败的运动"。     

叙事与诗性的历史

《元史学》是西方人文科学中那个“结构主义”时代的著作，要是今天的话，我就不会这么写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本书对于更具综合性的历史著述理论有所贡献，因为它认认真真地考虑了历史编纂作为一种书面话语的地位，以及作为一门学科的状况。随着十九世纪历史学的科学化，历史编纂中大多数常用的方法假定，史学研究已经消解了它们与修辞性和文学性作品之间千余年来的联系。但是，就历史写作继续把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当作首选媒介来传达人们发现的过去而论，它仍然保留了修辞和文学的色彩。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     

世界的民族诗歌 民族的世界诗歌——聂鲁达与吉狄马加的诗歌比较研究

吉狄马加是一位优秀的彝族诗人,他用汉语写作并言说彝族的文化传统。他的创作受到聂鲁达诗歌的影响。本文以《马楚.比楚高峰》和《吉狄马加的诗》文本为例,对两人诗歌的意象、主题、世界性、民族性、文化语境等进行比较,从而分析聂鲁达对吉狄马加创作的影响和两者诗歌的异同。     

美学自律与经验冲击的挑战——“地震诗歌”的诗学问题再思

"地震诗歌"的写作及其争论,它的意义远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其蕴含的诗学问题是如何保持对经验开放的同时遵循诗的美学要求。从建构诗歌抒情机制的角度看,美学自律与经验冲击的挑战也是当代诗歌面临的双重考验。     

身份认同与走出“身份”——当代“女性诗歌”话语特征新论

当代女性诗歌的“命名”作为某种话语特征,其表现为身份性的书写,女性诗歌写作关注黑暗意识,通过身体叙事不断消解男权中心话语,并且从终极关怀思考死亡,使得女性诗歌写作超越了自我身份,从而走向了一种更高远的普世写作.     

"个人化"写作与市场消费

"个人化"写作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一个关键词.它意味着以个人的姿态反抗集体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为主体独立和人性自由赢得了一定的美学空间.同时,它专注于个体私人经验和欲望体验的表达,无可避免地堕入了文学自恋的泥潭,又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市场运作的消费规则.     

陈秀喜与杜潘芳格的台湾女性诗歌书写路向

在台湾文坛,有着"文化母亲"之称的陈秀喜与杜潘芳格,作为"跨越语言的一代"女诗人,是以女性诗歌书写开创了通往生命梦想和诗歌世界的道路。这种创作路向,或透过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言说,表现女性独特的生命意识;或在家庭场景中审视婚姻真相,揭示父权制枷锁的束缚,彰显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或透过女性之眼中的社会历史影像,关注现实变动,忧患岛屿命运,传达出人间关怀和社会意识。在女性书写的语言策略和审美方式上,则是透过女性诗心的审美路径,将女性生命体验与大自然的花草植物相融合,表达自己对于台湾乡土和岛屿人生的感情认知。当然,两位女诗人的人生成长和性格取向的差异,特别是杜潘芳格的客家背景与宗教信仰,又让她们的创作同中有异,诗歌风格各有侧重。     

诗歌史的"发现"

本文以晚清和五四的诗歌研究为例探讨诗歌史写作的制约机制.文章认为,制约诗歌"演进"机制的语言形式和权力架构,是"介入"诗歌进程的最重要因素,应该当作诗歌史写作的主要问题加以"发现"和敞明.     

日常口语化的解构性写作——20世纪90年代的"民间诗歌"考察

20世纪90年代诗歌界的"民间写作",始终秉承着平民立场,在日常经验、凡俗生活和事物表象里开掘诗意;它以事物和语言的自动呈现,或以"后口语"的推进,解构象征和深度隐喻模式,给诗歌涂抹上了一层超现实的色彩;它是诗坛活力的象征,但也存在精品、经典稀少的缺憾,时时停滞于虚空的先锋姿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