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论白居易叙事诗的审美特征

自居易既有面向社会、反映现实、具有美刺作用的叙事诗篇，也有面向自我、表现个人经历及感受的叙事诗篇，其叙事诗题材的确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他对叙事角度、方式和时间等的艺术处理，体现出自然的叙事技巧、统一性的情节和多棱性的人物形象，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视野和风格。本文试从叙事内容和叙事特征这两方面来谈谈现实主义诗人自居易叙事诗体现出的独特风貌。     

我行山川异、风烟英雄同： 《上甘岭》与《金刚川》比较

《上甘岭》与《金刚川》都以奇迹呈现的方式表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主义精神,但叙事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就作品主题而言,《上甘岭》的主题是胜利,《金刚川》的主题是牺牲;在叙事方式、人物塑造、意识形态投射上,二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两部不同时期出品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都体现出中国电影人对时代主题的主动回应,反映出国家意志下主旋律电影的价值诉求。     

《淮南子》叙事要素研究

《淮南子》是汉初杂家的代表作,在阐释理论过程中体现了严密的叙事逻辑。《淮南子》的叙事,在叙事要素上表现为整体性的叙事思维,圆形的叙事结构,言事以证道的叙事逻辑等,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叙事思维。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叙事传统。     

民间的激活：“故事”方能成“新编”——《故事新编》中民间叙事策略的现代开掘

本文就《故事新编》中民间叙事策略的现代开掘入手,从民间叙事角度观照下的历史选材和民间故事叙事结构的大胆扬弃两方面具体分析鲁迅在创作中对传统民间叙事艺术的灵活运用及超越创新的表现,侧重探讨民间精神和民间文化对鲁迅人生观及艺术创作观的积极影响,探寻鲁迅先生以民间叙事艺术为策略建构历史题材小说的意义空间。     

《氓》与《谷风》叙事风格与艺术特色比较探析

《诗经》中著名的两篇弃妇诗《氓》(卫风)与《谷风》(邶风)是我国古代叙事诗的典范,体现了我国古代诗歌独特的叙事艺术和写实抒情相统一的艺术风格,堪称《诗经》"双璧"。从叙述视角、叙述方式、主人公性格塑造、对比修辞以及赋、比、兴艺术手法的运用等方面,比较探析两首诗歌的异同,会带给人们许多文学和美学的启示。     

改编伦理、历史重构与先锋性——关于话剧《霸王歌行》的几个问题

话剧《霸王歌行》是一部改编剧、历史题材剧和先锋探索剧。该剧遵循了改编伦理,完成了从小说到话剧的跨文本艺术形态转换;以对历史源文本的想像性阐释,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构;在舞台呈现和叙事方式．尤其是文化立场和诗性精神方面,又体现出鲜明的先锋性。在话剧艺术日趋边缘化的时代,《霸王歌行》具有着独特的意义与价值,营构了较大的艺术思考的空间。     

唐代《诗经》文本研究的生态世界

唐代《诗经》文本研究的状况大致表现为:其一,《诗经》学著作大多亡佚,存世者甚少.其二,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诗经》主旨、音义、典章与词汇的阐释,这与唐代科举需用《诗经》著作有密切关系.其三,《诗经》学著作中,既有对《毛诗传笺》内容的承传,又有对其解说的否定.另创新说,体现了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与时代特色.其四,《诗经》研究者中有不少人既是学者,又是老师,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直接传授给学生,文脉赓续,形成优良的诗学传统.其五,孔颖达主撰的《毛诗正义》,具有里程碑式的杰出《诗经》学成果.《诗经》所开创的现实精神与比兴艺术优良文学传统,直接滋养了唐诗“丰神情韵”的思想与艺术精神.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试论杜诗历史性叙事的诗学价值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杜诗宏大的历史性叙事的基本特征 :1 在题材上注重选择反映民族兴亡的宏大的历史题材 ;2 在叙事方式上采用司马迁《史记》中褒贬善恶的“春秋笔法” ;3 在叙事手法和修辞技巧上向史传等叙事文学的借鉴。本文认为 ,杜诗作为“诗史”的重要价值 ,一方面体现在杜诗具有一定的鉴知与教化功能 ,另一方面又由于杜诗的“虚构”特性 ,从而又使杜诗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这正是杜诗千百年来备受推崇的重要原因     

《诗经》东门意象解读

东门意象在《诗经》中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本文对东门意象的文化根源进行了探析 ,在《诗经》中的多重体现进行了解读。东门意象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和独特的地缘根源。同时东门意象多重体现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 ,在古老的诗集《诗经》中多次出现 ,反映出了它的历史作用和文化地位。东门意象的文化蕴含丰富而又独特 ,是这一时期传统文化习俗的具体展现     

《诗经》中的"天"、"德"观与宗族亲和观述论

<诗经>作为周王朝通行的乐歌总集,承载着周王朝的基本思想观念.通过对其中"天"、"德"观与宗族亲和观这两组重要观念的探讨可以看出,<诗经>在当时还承担着宣扬西周时代主题和统治意识的任务.     

先秦汉魏亲情诗初探

作为中国古代亲情诗的源头,《诗经》在主题意境、典故语汇、表现方式等方面对后世亲情诗产生了深远影响。汉魏时期的亲情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先秦已具雏形的思妇诗、闺怨诗、悼亡诗,在这一时期也确立了各自的类型特点以及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在表现手法和技巧方面,汉魏亲情诗学习了《诗经》复沓迭章、比兴等手法和《楚辞》的寄托方式,写景托情,情景交融,很好地表现了主题和感情。可以说,经过汉魏时期,亲情诗在表现人伦亲情方面已经具备了自己的特点,形成了较为多样的风格和题材(主题),成为独立的诗歌类型,从而迎来了是中国亲情诗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     

从《诗经》看先民的焦虑意识

文学即人学,《诗经》不仅是中华先民的"生活史",更是其"心灵史"。以《诗经》中"哀"、"忧"等字作为切入点,以保罗.蒂利希的"焦虑论"作为理论工具,反观《诗经》文本,与先民生活多有契合。只要个体意识到自己可能有的非存在时都会产生焦虑感,故以此作为理论来阐释先民"焦虑"的生命意识。在《诗经》的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先民对生存之困顿、意义之虚无的感慨以及对道德的忧虑。     

《诗经》婚恋诗的民俗文化观

《诗经》中有大量婚恋题材的诗篇,生动展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婚恋生活和情感世界,并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揭示了社会现实和婚姻现象的某些本质。从民俗文化学这一新的视角研读《诗经》婚恋诗,可以获知中国古代早期的婚姻观念、礼俗和婚恋生活习俗,更有助于认识《诗经》的艺术原貌、艺术精神及其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评高亨先生《诗经今注》解题之误

高亨由于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主观武断 ,疏于审辞气、味文情而在《诗经》诗旨探索上存在不少阙失。造成种种阙失的客观原因主要在于《诗经》之难解和诗歌语言的空灵给他留下了更多的随意发挥的空间 ,因此他的有些新解对读者而言也颇具迷惑性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XX”“言XX”“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韩诗外传》解诗说

以往认为《韩诗外传》引经史、采杂说,不是解《诗》文献。经过仔细梳理分析,认为《外传》是汉初三家解诗文献中一种独特体例。作为一种讲疏体例,在引诗体例,说诗的对象与解说方式的关系,“外传”与“内传”“说”“故”的关系,及解诗的方法和角度等方面的内涵和特点。     

中国古代悲感文化略论

中国古代不少杰出文人认为悲感是文学魅力的最高境界。《周易》、《诗经》和《楚辞》是古代悲感文化的三大主源。空间悲感、时间悲感和生命悲感则是古代悲感文化的三大类型。＂登高＂和＂望月＂构成了空间悲感的重要主题;＂春恨＂、＂秋悲＂、＂暮愁＂和＂夜怨＂构成了时间悲感的重要主题;＂悼亡＂、＂忧生＂、＂嗟贫＂、＂黍离＂、＂迟暮＂构成了生命悲感的重要主题。     

中国古代叙事诗的乐府传统

在中国古代叙事诗歌中,诗经传统和乐府传统是相互影响但又互相区别的两个部分。乐府叙事诗产生自民间,更强调情节性、虚构性和娱乐化的方面。从魏晋文人拟作,到杜甫叙事歌行,再到元白作品,都是乐府叙事传统上不可或缺的环节,并对唐以后的叙事诗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