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情感财富抑制了中国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吗?

流行的观点认为保存社会情感财富抑制了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本文将短视损失厌恶的行为逻辑与社会情感财富分类结合起来,提出仅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会抑制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则会促进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在中国两类社会情感财富的作用还受到转型期制度情境的影响。基于第九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480家制造企业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家族控制愿望对企业研发强度存在显著负效应,而家族传承意愿则会提升企业的研发强度;市场化程度会弱化家族控制愿望的负效应,而企业家的政治联系则会弱化家族传承意愿的正效应。上述结果提示不同社会情感财富存在不同影响,同时表明正式制度可以弱化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的短期导向,而政治联系则会弱化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的长期导向。这意味着引导家族企业加大创新投入一方面要引导家族加强长期承诺,另一方面要依靠正式制度的完善,不能过多依赖非正式制度的私人化扶助。     

女性企业主对家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考察家族企业女性企业主对企业OFDI战略的影响,提出女性企业主在OFDI中的突出表现主要得益于其对家族资源和企业资源的充分运用。基于中国沪深上市家族企业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家族企业主为女性时,企业OFDI水平更高;家族财务资源、企业董事会海外背景与董事会女性占比,均正向调节女性家族企业主与企业OFDI之间的正向关系。     

社会情感财富视角下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选择研究

我国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可划分为家族控制、家族参与、政商关系、家族情感、家族继任意愿五个维度。多元回归分析表明,政商关系和家族继任意愿正向影响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选择,家族参与负向影响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选择。这一结论不仅丰富了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也为家族企业领导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国际化战略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家族涉入、社会情感财富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实证研究

民营企业普遍采用家族拥有的形式,家族在企业慈善捐赠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了家族涉入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情感财富(传承意愿,包括企业主的交班意愿和子女的接班意愿)对这种影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家族所有权比例、家族成员进入董事会和家族控制持续时间对企业慈善捐赠有显著正向影响,子女接班意愿对家族涉入与慈善捐赠间的正相关关系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相比企业主的交班意愿,子女接班意愿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更大。研究表明家族涉入赋予的权力和保存社会情感财富的内在驱动力促使家族企业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社会情感财富动机对家族企业连锁董事网络结构的影响研究

聚焦家族企业在连锁董事网络中的嵌入结构特征及成因,对2008～2019年我国上市公司间连锁董事网络的分析发现：在以社会情感财富保存为主要决策参照点的“家族逻辑”影响下,家族企业出于维护家族控制等考量,倾向于建立更封闭的连锁董事网络结构,尤其对于股权制衡度高或两权背离率低的家族企业而言,其网络封闭程度更为明显。同时,与家族逻辑相对的“企业逻辑”则具有削弱家族企业网络封闭程度的影响;家族企业CEO早期教育和职业经历中的企业逻辑印记(MBA教育和金融从业背景),会显著削弱其企业所处网络结构的封闭程度。     

家族控制、经济期望与企业绿色责任的关系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保护的动机，家族企业会更多地履行绿色责任吗?这种社会情感财富保护的动机会否因为经济期望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聚焦上述两个问题，利用2010年～2016年上市家族企业的数据，得到如下发现：第一，家族对企业的控制能力(包括家族所有权控制、家族成员参与管理以及家族控制时间)越强，则越会更多地履行绿色责任；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意愿(包括家族命名和家族传承意愿)也影响到家族企业绿色责任的履行，尤其是当家族企业有较强的传承意愿时，其履行绿色责任的动力会更强.第二，企业的经济期望在家族控制与企业绿色责任之间发挥了一定的调节作用：当家族企业处于期望顺差的状态时，家族控制能力对企业绿色责任的促进作用会有所强化，家族传承意愿对企业绿色责任的促进作用也会有所强化；当家族企业处于期望落差的状态时，其调节作用没有得到验证.     

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研究——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分析

社会情感财富主要是指影响家族企业管理决策的非经济因素。在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下,文章分析了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之间,以及家族企业内部对待家族雇员和非家族雇员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差异,并指出了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提升策略。     

家族命名与家族企业风险承担

企业的风险承担是企业家精神的微观反映.搜集整理了控股家族创始人和重要家族成员的姓名等相关信息,将企业划分为有较高声誉维护动机的家族命名的家族企业和有较低声誉维护动机的非家族命名的家族企业,从社会情感财富视角研究家族命名会如何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结果发现,家族命名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且这一负面影响关系在存在家族成员涉入管理、家族股权中仅有核心家族成员参与时表现得更强.此外,家族命名的上述影响主要表现为抑制了企业的投资水平、股权质押、战略激进度等实际的风险行为,家族命名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中,家族命名也会显著提升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最后,还发现家族命名方式在子公司的使用范围也会负向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认识与理解,对如何更好地鼓励和发挥民营家族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具有启发意义.     

家族治理、所有权变更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家族企业有非常普遍的家族股权一股独大、存在家族传承意愿等特点，这可能使家族企业更看重中长期发展从而支持技术创新活动，也可能为了保护家族社会情感财富而抵制需要大量投入并具有较高风险的技术创新行为，因此需要实证证据检验。同时，一部分家族企业由国有股权转换而来，“国退民进”的所有权变更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鲜有研究进行讨论。        运用2004年至2015年中国非金融类家族企业面板数据，基于Tobit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方法，从研发投入、研发产出和研发产出影响力3个维度实证检验两权合一的治理模式对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影响，同时检验管家理论是否存在于中国家族企业公司治理和所有权变更对企业研发的影响中。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家族企业两权合一的治理模式显著降低了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对企业研发投入、研发产出和研发产出影响力形成支持效应；所有权由国有企业变为家族的企业，其研发产出和研发产出影响力明显低于其他企业，表明承接国有股份的家族企业创新效率更低。研究结论支持管家理论，即由于家族企业的两权合一治理模式以及高管与控股股东更紧密的私人联系，家族企业高管能更忠于家族企业长期利益，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但是“国退民进”所有权变更之后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的变化并没有显著提高这些企业的创新水平。        研究结论支持家族企业两权合一治理模式对创新的正面影响，丰富了家族企业管家理论的内涵。实证结果表明“国退民进”的所有权属性变化不能促进企业创新，建议家族企业在承接国有股权时仔细甄别，并合理调整股权结构，以促进企业创新和发展。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字创新战略及其适配组态研究

数字技术是否显著冲击了企业创新活动的要素构成与资源配置关系，直接影响着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字创新战略的制定，也是引导制造企业在数字化情境下优化创新要素、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核心问题。基于“迈尔斯—斯诺”战略类型分析框架，使用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上市样本数据，以多因素组态视角分析了动态能力（感知能力/整合能力）、冗余资源、环境动态性与数字创新（探索式/利用式数字创新）4个前因条件对企业绩效的组态效应，并对典型案例进行了验证性分析，研究发现：（1）存在4类能够产生高企业绩效的数字创新适配组态：“捕获—突破”型、“编排—开拓”型、“协同—共创”型与“自驱—并创”型。前两类可归纳为探索式数字创新战略模式，后两类可归纳为双元数字创新战略模式；（2）高环境动态性下，强感知能力是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通过探索式数字创新战略模式获取高绩效的关键条件；（3）非高环境动态性下，高冗余资源与单一动态能力（感知能力/整合能力）是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通过双元数字创新战略模式产生高绩效的关键条件；（4）科技型制造企业更倾向于探索式数字创新战略模式，而传统制造领域企业在资源充盈时更倾向于双元数字创新战略模式。本文研究结论一方...     

代际传承:家族企业继任管理和创新

家族企业继任是家族企业成长和发展的关键 ,与一般企业相比 ,其领导人的继任显示出独有的复杂性 ,其影响也更为广泛。本文运用家族企业所有权—家庭—企业三极发展模型对国内外家族企业较为普遍的“子承父业”模式进行理论分析。中国当前家族企业由于受社会环境、企业成长阶段、企业背景、企业规模以及产业特点和性质等因素的多重影响而会呈现出多样性结果 ,其中“子承父业”模式仍然是主流继任模式 ,本文在从中国家族企业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学习的角度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的基础上强调 ,中国家族企业要成功实现“子承父业”换代模式 ,必须在家族换代中认真思考权威转换、企业文化重新营造和企业“分家”等问题。     

家族逻辑、企业逻辑与家族企业成长——S公司案例研究

家族企业涉及家族和企业2个系统,前者以情感为维系逻辑,后者以能力效率为运营逻辑,二者之间既存在互补关系,也存在冲突。家族逻辑和企业逻辑之间能否平衡决定着家族企业成功的概率。S公司案例表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以"孝悌"为核心的家族伦理影响着创业者的家族地位和家族社会资本的汇集,进而影响家族企业的文化理念和社会责任。只有在制度理性的约束下,伦理文化才有利于企业运行效率的提升,因此,家族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机制在于"家族伦理—企业伦理-制度理性"三者之间的有效制衡与共振。     

冗余资源对绿色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环境规制的整合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冗余资源为企业绿色创新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会产生消极作用,但鲜有研究同时聚焦于二者。本文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冗余资源对绿色创新模式选择的双重影响机制,并从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规制两个层次,进一步论证了环境规制对于冗余资源和绿色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来自中国制造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1)已吸收冗余资源对于两种绿色创新都具有消极影响,而未吸收冗余资源对于企业绿色协同式创新具有积极作用,但对于绿色平衡式创新具有消极作用。(2)过于严苛的命令型环境规制会强化冗余资源与绿色创新的负相关关系;相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会逆转未吸收冗余资源对于绿色平衡式创新的负向影响。(3)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也会明显弱化已吸收冗余资源对于绿色协同式创新的负向影响,在高市场激励型规制下,虽然正向效应不明显,但是已经大大削弱了消极负面的影响。(4)两类环境规制在未吸收冗余资源和绿色协同式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中都具有强化的调节效应。     

攻不破的“家族化怪圈”：家族主义文化驱使企业重回家族化治理模式吗

我国家族企业渐进式的职业化变革受到家族主义文化观念的深刻影响。本文考察了家族主义文化对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离职继任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家族主义文化越浓厚,职业经理人离职后企业越倾向于重新聘回家族经理人,且优先家庭核心圈层成员;职业经理人任期内代理成本高或处于非高技术行业环境的家族企业,家族主义文化更容易驱使企业重回家族化治理模式。进一步研究发现,正式制度在家族主义文化与职业经理人离职继任关系中起到抑制作用,这意味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影响职业经理人离职继任中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理解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家族权威与企业绩效:基于广东省中山市家族企业的经验研究

家族权威既有助于提高家族企业的效率,但另一方面又制约着家族企业的发展.本文基于一手数据,对家族权威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强化家族权威的负面效应高于正面效应:(1)强化对家族股权的控制有碍于家族企业的成长;(2)提高家族成员在高管中的比重并未能显著地改进绩效;(3)通过控制关键岗位以强化家族权威这一策略对家族企业绩效也没有显著作用;(4)通过授权弱化家族权威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进企业绩效,大型企业更是如此;(5)家族权威的制衡机制对业绩效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控制性家族类型、双重三层委托代理问题与企业价值

本文在“控制性家族—双重三层委托代理问题—企业价值”假说基础上,将2004年212家上市家族企业分为创业型家族企业(FFB)和非创业型家族企业(N-FFB)两类,发现虽然两者都属于家族企业,但面临着不同的代理冲突:FFB主要面临着第一重代理问题——业主和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尽管业主权威能降低代理成本,但家族内部的利他主义加剧了业主和家族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没有证据表明控制性家族存在系统性侵占社会股东利益的情况。相反,N-FFB主要面临着第二重代理问题——控制性家族和分散的社会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控制性家族通过隧道行为侵占外部股东利益的情况已经比较严重,这类代理冲突随着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程度的扩大而恶化。     

所有权控制与家族企业成长——基于日本三井的案例分析

针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成长难题,基于所有权控制视角,深入考察了日本三井从其创业到财阀生成这段时间内的成长历程。研究表明,三井财阀从创业到发展,得益于对所有权控制上3个层面问题的有效解决,即通过“总有制”实现了“分家不分业”,确保了三井公司在资金短缺情况下的健康发展;将所有权制衡理念植入家族成员的所有权分配之中,抑制了家族领导人可能的“私人利益”动机过强,或者“经营短视”所造成的企业经营风险;基于信任的充分授权和作为“家族治理结构”的“大元方”的建立,为协调家族所有者和职业经理人之间关系建立了保障。从中得到的启示是,所有权控制创新是解决家族企业的所有权归属及分配、所有权结构以及两权分离下代理问题的有效途径。但同时也应看到,所有权控制创新在理论上还面临着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之间信任机制构建等诸多课题。     

家族社会资本、企业所有权成本与家族企业分拆案例研究

针对家族因素如何导致家族企业分家的问题,建立理论框架:家族企业分家所对应的战略概念是企业分拆,是企业产权的再配置。决定家族企业产权结构的重要因素是监控成本、风险承担成本和集体决策成本等构成的所有权成本。由于家族权威、家族信任等家族社会资本条件影响着家族企业所有权成本,由此,也影响着家族企业分拆模式。就此对宗申摩托、希望集团、苏宁企业等兄弟创业型企业进行了多案例比较分析,分析结果为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安排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冗余资源配置条件下的企业技术创新激励合约研究

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分析框架,建立了企业同时采用新增资源投入和搜寻企业冗余资源进行技术创新的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委托代理模型。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得出了企业技术创新所需的新增资源和冗余资源投入的优化配置条件,以及2种资源组合配置模式下的企业员工技术创新活动的最优激励合同条件。企业可以根据新增资源的边际收益、边际成本,以及各行动之间成本函数的相互依存性的不同组合,采取适度激励、重度强化激励、轻度强化激励、重度弱化激励和轻度弱化激励等优化激励组合方案来激励员工进行技术创新活动,从而使企业技术创新资源的配置有更多优化方案选择,以降低企业创新的风险和成本,提高资源效率和创新绩效。     

论企业家与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是指企业家个人拥有或与其家族(家庭)共同拥有占支配地位的所有权,并能合法地将其所有权在家族(家庭)内部传承的企业形态。家族企业可以划分为个体企业、家庭企业、家族企业(狭义)、泛家族企业和准家族企业几种基本类型。家族企业具有企业和家庭(家族)系统部分重叠、投资来源高度集中于企业家个人和家庭、控制权高度集中于家族企业家、用人选择标准按亲疏和信任度排序以及企业所有权的合法继承性等特征。家族企业作为企业存在的主要形态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家族企业一般会沿着个体企业—家庭企业—家族企业(狭义)—泛家族企业—准家族企业的路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