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图说解》的理学思想述略——兼论朱熹与周敦颐的思想渊源

朱熹推尊周敦颐《太极图说》,以理学立场对《太极图说》进行了诠释与发挥,并作有《太极图说解》一书。朱熹《太极图说解》明确把《太极图说》纳入理学思想体系,宗奉二程,以＂理＂、＂气＂释太极,辟佛、道归儒,勾勒出天道性命贯通为一的学说,由此推阐出理学体系的基本框架。     

周敦颐《易》学的宋学精神

周敦颐及其《易》学在北宋时地位并不高,但后来在宋学系统中却被尊为“道学宗主”。这不能完全归结为朱熹等人的推崇,而是由于周敦颐从根本上抓住了如何在名教中安身立命这一宋学的问题意识,将《四书》所倡儒家伦理建立在《周易》的宇宙哲学基础上,成功地使《周易》的太极阴阳、天地合德、吉凶之几、知性智慧转向《四书》的“圣人之本”、“孔颜乐处”、“善恶之几”、德性修养,重新建构了以内在德性为本的天人合一之道。     

宋明理学心性论与佛性论探究——以周敦颐理学思想为例

作为“理学开山”,周敦颐在宋明理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不可替代,其对理学最大的贡献在于从本体论和宇宙论方面证立儒家心性之学.鉴于学界对其与佛教关系探究甚少的现状,结合北宋儒释道三教融会贯通的社会背景,由佛性论视角对周敦颐的心性论作相关分析,有助于弥补学界对周敦颐理学思想中佛教因素研究的不足,以及更好地理解北宋儒佛两家思想的相互借鉴与融摄.     

“易”以贯之——试论明儒孙应鳌工夫论的易学资源

作为黔中王门的代表人物,孙应鳌的易学思想以阳明心学为其核心。孙氏在构建其心学体系的过程中对于易学的借鉴与改造,主要体现在以心解《易》、以《易》证心的双向诠释中。在孙氏的易学体系中,易即是一,一则无物不有、无道不涵,理学世界中诸如“性”“命”“神”“理”等核心概念,都被统摄于易道之中。因此,对于儒家性命之理不仅应“一以贯之”,也应当“易以贯之”。这一点也充分展开于孙应鳌以《周易》经传为思想资源构建的“慎独”工夫论中。     

"洪水猛兽":朱子对宋代名士"阳儒阴佛"思潮的批判及其意义——以《杂学辨》为中心

朱子丙戌所撰《杂学辨》标志着他由溺佛到归本儒学的转变.《杂学辨》非一般意义上辟佛老之作,而是通过严厉批判苏轼、苏辙、张九成、吕本中四位"贵显名誉"之士以佛老解经之阳儒阴佛思想,来达到辨紫朱、清门户、正人心、崇孟学、立道统的目的.朱子对四者的批判集矢于性命论和工夫论,驳斥了性道不可言、以诚造化、格物默识等异端之说,充分显示了不畏权威、接续孟学、弘扬洛学的弘道立场,反映出通过掌握儒家经典解释权来重振儒学的策略.《杂学辨》不仅关乎朱子思想的前后转变,而且发挥了持守儒家经典本位,维护儒学纯洁性的作用,对理学及儒佛关系的走向皆具不可忽视之意义.     

论《史记》对《周易》的范式践履

关于《周易》和《史记》的传承关系,历来论者大多仅在于“通变观”。笔者不揣浅陋,发现《史记》中称引《周易》原文,著录其事其理,化用“经”“传”文辞的地方所在良多;更甚者,无论其宗旨还是体例也无不受《周易》的影响。谨循本溯源,略作探讨如下。 一 就整体而言,《史记》中对先秦典籍和诸家思想没有批判的唯有《周易》,并全面接受了乃父在《论六家要旨》中以《易传》之“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系辞下传》)为评述诸家总纲的方法,在《史记》中把《周易》作为表述思想和评判人事的准则。《史记》中对《周易》的运用有以下三种方式。     

《周易》阴阳感应思想与治理之道研究

《周易》阴阳感应思想是理解《周易》治理之道的关键,《周易》治理之道建立在《周易》的礼治与德治、法治相结合的综合协同治理思想基础之上。《周易》的阴阳感应以礼乐为规范,礼治与德治的精神建立在阴阳感应的基础之上,《周易》的阴阳感应思想为礼乐制度的制定,以及礼制礼治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民众心理基础与思想基础。     

《周易》象论的理论内涵及形成因素

象作为象征符号、认知方式、一种深层结构都有其独特的内涵。《周易》象论的形成因素主要有三点：一是夏商巫 卜文化孕育《易经》象论的雏形,神话传说象物应怪为《周易》象论提供方法依据;二是周代礼乐文化规定了其价值取向;三是先 秦思想提升了《周易》象论的哲学意蕴。     

司马光与理学

理学又称道学,是北宋以来逐渐兴起的一个学派。这个学派以儒学为主,融汇道、佛而成,它一反汉儒解经注重名物训诂的传统,而以阐述义理、性命为主。在政治上理学是王安石新学的反对派,北宋的理学家们无一不反对王安石变法。理学的始祖,是周敦颐(1017—1073)。他的代表作是那部以谈象数为内容的《太极图说》。他继     

《周易》哲学视域下的社会政治秩序之构建及其当代意义——兼与黑格尔哲学的“市民社会”相比较

《周易》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构建合理社会政治秩序的思想,同时有着明显的儒家式社会秩序的特质,此一社会秩序的范式可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提供一条可通达之路径。《周易》哲学呈现了一条以"各正性命"的方式使得个人的活动与公共社会之建立相贯通的道路,从而让个人的自然本性始终保持在了与天命相通达的境域之中,使成己成德的自新活动有了可能。黑格尔(Hegel)哲学中的"市民社会"是近代西方现代社会的雏形,这一概念同时指示了社会的成立是以个人脱离私人领域而进入公共领域为前提的,公共领域作为一敞开的空间使得公民的活动保持在了平等的规范之中。比较两者的异同可丰富中国当下构建合理社会形态的思想,为建立一个良好的现代社会政治秩序寻找途径。     

朱熹推尊周敦颐考论

朱熹推崇周敦颐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理论兴趣;第二,李侗的影响;第三,湖湘学派的影响。朱熹在周敦颐历史地位的确立过程中有独到的贡献,一是具体说明了濂溪学为二程学所自出;二是具体论述了《通书》与《太极图》的关系。     

周恩来对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作用新探

长期以来,在有关遵义会议的研究中,周恩来对遵义会议成功召开所起的作用和贡献没得到充分肯定,有失客观。事实上,遵义会议前,周恩来与"左"的阵营分离,为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在会中,周恩来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落实会议精神中,周恩来对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造士·选士·命士 --先秦士人文化的发展道路(二)

先秦士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文化群体."士"的指称对象.在西周初年,主要是"殷遗"或周邦以外的"有方"人士.由于周人需要培养自己的官司民守,"士"要领的内涵也就发生了转换和锐变.这一转变的关键,便是周人各级教育网络所具有的"造士"功能.周代教育十分完备,贵族子弟享有各级教育的权利,平民不乏受教育的机会.周代士子受教科目,包括"德行"与"道艺"两类;其培养目标就是德艺兼备,"出使长之"入使治之"的文武兼能之士.周人以射礼选士,也是出于同一目的.周代选士,有相应的爵命制度,胡有"命士"与"庶士"之别.周代士人的培养、考选与爵命之制,决定了他们作为新型知识群体的文化特征.     

《周易本义》与宋代理学的《易经》阐释

《易经》为宋代理学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北宋理学家便充分利用这一资源,辟佛破老,创为新说。从北宋中期理学初创到南宋的一百多年里,理学家在运用《易经》的过程中,对它的认识和理解渐趋深刻,《周易本义》是这一认识变化过程的反映。在这部著作中,朱熹恢复了《易经》的本来面貌,提出了更为科学的思想方法,体现了一个伟大教育家、...     

庄子"无为不治"思想简析

从《庄子》全书的总体内容看,"上无为而下有为"的思想不是庄子的思想,它应该是夹杂在《庄子》一书中的其它思想流派的东西——是儒家的甚至法家的南面术,与庄子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庄子的思想应该是"无为不治"。建立在"无为不治"的思想基础上,庄子对仁义,即通常的社会规范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先周历史与《牛郎织女》传说的起源

《牛郎织女》的两主人公分别来自周人和秦人的祖先,是我国从史前直至近代农业经济社会中男耕女织家庭的集中反映。牛女传说具有突出的反封建性,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和对爱情的无限忠贞。《山海经.海内经》、《山海经.大荒西经》、《山海经.大荒北经》都有周祖叔均突出贡献的记载,《诗经》、《史记.周本纪》中更有祭祀周田祖和先周历史的详细描述。周祖叔均发明了牛耕,是周民族历史上杰出的首领,也成了周民族的田祖。甘肃庆阳地区属于古代文献中所说的豳地的范围之中,是周人的发祥地和早期活动地区。《诗经.小雅》中的《甫田》、《大田》是周人祭祀田祖叔均的诗篇,表现了周人对远古先祖的缅怀与崇敬。叔均应名"均","叔"是辈份的排序,不是周祖的长子,应有哥哥,这与牵牛(牛郎)有哥哥的情节相合。分析民国时期不同地区流传的六个主要采录本,再结合古代诗、词、赋、小说和戏曲来看,牛女故事也是最早流传于北方,应产生于西北。     

坐忘与顺世——简析庄子的通向自由之路

庄子为人处事的态度,似乎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一个是完全的出神状态或所谓"坐忘",完全逍遥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面;一个是完全的融入社会,完全顺应社会的要求。庄子有一种对现实社会的彻底绝望,这一绝望可能含有反抗社会的意味,同时也会导致行动上的软弱无力。庄子为人处世思想确实有自相矛盾和冲突的地方。他希望在精神绝对自由和社会的绝对不自由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这只不过是一个注定无法实现的理想而已。     

绝地中的绝望者：三十年代的另一种“真”——重读周文小说

左翼青年作家周文小说对边地、城市、战争等的观照与叙述都给人一种深刻的绝地感受.边荒无情,弃绝希望;战火无义,戕害人性、摧残文明;都市一片黄霉天,令人彷徨挣扎于无地.行走于他的绝地世界的又是一群弱者,内在的弱强化着其生命世界的绝望姿态."绝地+弱者"书写背后是对世界的"非优美"式观照的生命理念.这,使周文小说构成了对左翼阵营创作的某种偏离,昭示着30年代文学的另一种"真".     

沈周的晚年阅读与诗论——以诗话《吟窗小会》为例

《吟窗小会》是沈周晚年在阅读《瀛奎律髓》等书时所作的诗话,集中体现了沈周追求"自然"的诗学思想,亦为我们提供了沈周阅读、书画创作之背景,是研究沈周及明代吴中文坛的重要材料。     

论《周易》的符号学思想

中国古代没有符号学学科。公元前22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即夏商时代,已有卜筮之术。它通过对一些特殊符号的运作,对未来事件进行预测,其中已有符号学的萌芽。在夏代这种方法称为“连山”,在商代则称为“归藏”。到了周代(公元前11世纪起),这一套卜筮之术形式更为完备,解释也日益丰富,名之为“周易”。后来,《周易》被推为六经之首。经过历代学者的注释与补充,其内蕴已远远超出了卜筮之术的原有性质,而具有精湛深邃的哲学、文学、政治、历史与社会学的内容,也包含有系统丰富的符号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