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无讼理念的思考

"无讼"是传统诉讼理念的核心力量和价值目标,作为我国传统诉讼文化的根本价值取向,其产生具有深刻的根源。无讼理念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根深蒂固,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历史包袱是相当沉重的,并且由于历史惯性力的作用,这种诉讼理念仍对我们现今的理念和行为模式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我们今天整个法治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传统"厌讼"观念辨析

"厌讼"是中国传统诉讼观念的一个主要表现方面."厌讼"以不同的主体、不同的内涵存在于共同的表现之下、观念之中.官吏阶层与普通主体的"厌讼"观念有不同的内涵与成因.     

我国古代无讼理念的思考

“无讼”是传统诉讼理念的核心力量和价值目标,作为我国传统诉讼文化的根本价值取向,其产生具有深刻的根源。无讼理念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根深蒂固,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历史包袱是相当沉重的,并且由于历史惯性力的作用,这种诉讼理念仍对我们现今的理念和行为模式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我们今天整个法治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厌讼传统再认识

长期以来,受儒家经典思想“和谐”“无讼以求”“无讼息争”的影响,学术界认为中国法律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很强的厌讼思想,认为中国民众具有强烈的“贱讼”“耻讼”“厌讼”的心理.但笔者经过长期对法文化研究之后,发现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并没有“厌讼”的传统,相反特别地喜讼,而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厌讼”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学术界的认知错觉.     

当代法治视域下无讼思想的思考

儒家追求中庸、平和处世的哲学思想,对无讼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无讼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在司法领域的价值追求和一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处世之道,反映了中国民众对诉讼的特殊心理,直到今天仍影响着我们的诉讼工作。     

对《周易·讼》卦的浅析解读

《周易》是殷周之际的一部重要的占卜作品,在《周易》六十四卦当中,讼卦是被历代易学家公认的集中记述当时法律实践活动的一卦,也是被认为能集中反映当时法律思想发展水平的一卦。本文力图在前人研究《周易》的基础上对《周易.讼》卦进行探讨和分析,即讼卦的利见大人与自古以来的贤人清官情节的关系、讼卦与判例法的关系以及讼卦与无讼息争的法律思想的关系三方面的讼卦进行阐述。     

无讼法律思想及其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启示

作为中国传统最根本的诉讼观念,无讼思想支配了中国传统的诉讼历史并影响了中国整个传统法制的走向.无讼观念的内涵是解决社会纠纷时尽量避免诉讼.但社会生活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古代社会通过道德教化、乡里调解、官方息讼等手段来解决纠纷.无讼法律思想虽然具有许多消极因素,但在现代法治建设的今天,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利用其中的积极因素来为现代法治建设服务.     

传统中国民众诉讼观念的样态及其本质

传统中国民众诉讼观念的主要方面是“厌讼”心理,“厌讼”观念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体性诉讼观念。但是,在中国古代,“厌讼”观念不是绝对地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某一特定时期、特定地方也曾出现“好讼”、“健讼”情形。究其原因,传统中国民众“厌讼”、“好讼”及“健讼”这些诉讼观念具体样态的出现均根源于其时其地民众的趋“利”心理。     

中国语境下的诉讼事件非讼化

诉讼事件非讼化,传统上是指将诉讼事件改为非讼事件,适用非讼程序进行处理,但在我国语境之下应当理解为对于某些诉讼事件,依诉讼程序斟酌和适用部分非讼法理进行审理,以达致民事纠纷的合目的性和妥当性解决。诉讼事件非讼化在中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应景之物”,但也应当遵守一定的限度,包括可非讼化的案件范围和最低要求的程序保障的界限。     

论"无讼"

"无讼"在中国古代一直是统治阶级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并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无讼"产生根源及发展过程这一问题的探求,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本土的传统法律文化,在关于法律本土化和法律移植这个问题上作出适合中国的选择.我们要正确对待本土法律文化资源,以免在构建中国法制体系的过程中多走弯路.     

《资本论》的当代意义

<资本论>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起点.它提供了批判"历史终结论"的立场、观点、方法.<资本论>是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双向建构的结晶,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在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中研究人类社会和人类解放的大思路.当代应当继承与发扬这种学风.<资本论>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学说,要求结合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重新思考资本的历史作用.它不仅典型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可表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破解这一历史难题需要理论创新.     

《诗经》与《荷马史诗》的比喻之比较

多用和善用比喻是《诗经》和《荷马史诗》这两部诗作语言艺术的重要特点，但在比喻形式和用动植物作比的侧重点上，描写战争的喻体与被喻体的选择以及比喻语言的使用上，表现出各自独特的艺术魅力，反映出不同民族迥异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审美倾向。     

试论法律移植的主体

本文在明确法律移植主体问题既是我国法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是法律移植秩序化和我国法律体系完整性要求的基础上 ,从狭义的法律移植角度和宽泛的法律移植角度对法律移植主体构成进行阐述 ,认为法律移植主体应依法拥有法律移植权 ,而法律移植权属于立法权的范畴 ,故法律移植主体应具有专属性。就我国法律移植的现状而言 ,我国应尽快在法律中明确法律移植权的归属 ,使法律移植主体合法化、规范化     

状元传说与阆中旅游

阆中历史上曾出现过两对兄弟状元,成为中国科举史上的佳话。伴随着四大状元的出现,自放状头、陈母教子等众多关于状元的传说也随之产生并广为流传。这些传说是古城科举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具旅游开发价值。     

三原学派的理学思想

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指出三原学派是关学在明代的重要理论代表 ,分析了该学派的思想渊源和会通求实的理论特色 ,通过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和改造 ,他们发展出性理不二、尽心穷究的本体论体系和躬行义理、本于慎独的道德修养论 ,在实学思维方式中包含着明清之际“走出理学”的可贵萌芽。     

《基本法》的宪制性模式是统一和繁荣的根本保障

本文运用宪法学理论，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地位、内容、制定、修改、解释及其监督等方面的宪制性特征，从而揭示《基本法》的宪制模式是国家统一和保持香港繁荣的根本保障     

农村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农村法治建设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农村法治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法治建设的成败。农村法治建设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法治的顺利进行。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采取有效对策,推进农村法治建设。     

我国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

文章指出了中国民法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与存在的问题，认为我国民法的诉讼时效和国外民法的消灭时效本质上相同，并且通过对国外消灭时效适用对象的分析得出结论：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了消灭时效的立法政策，立法政策决定了时效的效力规定；对象与效力之间具有逻辑性；立法技术上，以请求权为适用对象，能和消灭时效效力规定桓和谐是较佳选择。立足中国市场经济现实，借鉴国外先进立法对完善我国诉讼时效适用对象的规定有重大意义。     

“札兀惕忽里”考释

“札兀惕忽里”是金朝丞相完颜襄在成吉思汗助金打败塔塔儿后赐给他的一个“名分”。关于此词的含义,蒙古史学界多从蒙古语角度考察,且向有争议,有“招讨使”、“百夫长”、“一旗之长”、“军统领”、“部族官”、“昭武统帅”等等说法。本文认为此词来自女真语“朱里先你忽鲁”(*j)ursin ihuri),词义为“女真的统领”。此外,本文根据蒙古国发现的汉文、女真文“九峰石壁纪功碑”,肯定这场在蒙古族历史上意义非同寻常的战争发生在明昌七年(1196)六月间。     

《乞力马扎罗的雪》的叙述结构

《乞力马扎罗的雪》所描述的对象世界由三个层次的时空构成 :当下性的人物活动于其中的“现实”时空、人物回忆构成的心理时空和纯粹虚拟的非现实时空。文本外现实世界的叙述中包含的主体转换关系决定了文本内主体视角结构的时空分布。文本内虚拟世界的意义依托文本外世界的“真实性”而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