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困局及其路径重构——“社会化供给与多元主体参与”模式的一种设想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存在着供给不足、供给不均与供给无效等问题,未能有效满足农民工群体日益增长的复杂化、差异化文化需求。基于多元治理和参与原则,创造条件让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主体参与和社会化供给模式：一是重塑政府主体性地位,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策引领和统筹监管;二是政府与市场形成“掌舵”与“划桨”的平等合作关系,实现文化企业生产与政府购买的社会化供给;三是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鼓励“官民合作”与志愿性服务,推动社会组织与公益力量积极参与;四是激发农民工的“文化自信”,提升农民工自身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参与能力,挖掘农民工自身文化创造潜能。     

“左联”时期的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行为

“左联”时期编辑出版文化在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其意义决不亚于以往从政治因素、时代社会背景、文学文本构成等方面审视文学;“左联”时期编辑出版行为作为在革命、战争的罅隙间生存的新文学发生机制之一,体现在一是“左联”时期的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文化市场关系密切;二是“左联”时期编辑出版行为有意开拓作者群,在其制约下的新文学生产具有鲜明的文化“现代性”。     

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复合型”协同机制研究——基于“价值链”理论视角

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是由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大主体力量构成,在实现过程域中多主体协同合作、互联互通及提升供给效能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之义。而塑造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的“复合型”参与,是重构公共物品供给结构,寻求“供给变革”的重要突破口。“价值链”理论和复合治理理念的引入,为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内部行政化供给、市场供给和社会组织参与供给的治理逻辑及其治理结构图示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撑和模型借鉴。提升公共物品供给效能,有赖于协同机制的创新和制度安排,通过促进公共物品复合主体内部不同供给结构间的糅合互动、相互支撑和互惠共享,准确把握社会公共需求的“脉搏”,及时应对公民多样化公共需求。     

现代中国青年文化的诞生——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五四青年所代表的青年文化是在近代中国青年阶层诞生的基础上产生的。从内容来看,《新青年》的主题是“青年”和“青春”。这些大量涌现的以“青年”为主题的论述文章,形成了五四时期独特的“青年论述”。陈独秀以“青年”命名刊物的用心主要表现为：首先“青年”是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出现的,有着更强的社会功能,更容易成为社会革新的力量;其次,“青年”本身就包含一种以时间为向度的价值评判的可能。因此,一方面,“青年”作为被启蒙的对象,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青年”自身就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在与老年、老大帝国、旧制度旧文化旧道德的对抗中,能更容易获得认同。现代“青年”角色的产生,是双向发展的产物：一方面是社会的角色期待、社会的规范性力量;一方面是青年的自主意识、角色的自我设计。也就是说,“‘青年’并不只是由来自社会的角色期待所决定的,而是由作为角色担当者的学生自身的主体行为与社会的角色期待的互动形成的”。就近代中国而言,作为社会角色的“青年”的形成,与《新青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五四青年通过对《新青年》的阅读,也产生了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发展的结果就是“青年崇拜”。
关键词：     

后税费时代村级组织功能异化及其治理研究

村级组织是我国农村地区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主体,在贯彻落实党和政府政策方针、依法管理区域内公共事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后税费时代村级组织所处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内部治理资源短缺,业绩考核呈行政化、科层式,乡村文化中功利观念凸显,从而诱发了组织的异化行为,表现为组织成员“离村化”、集体资产处置“谋私化”、组织选举“资本化”、组织运行“黑恶化”和干群关系“离心化”。结果造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缺失、农民群众利益维护机制断裂、村级组织公信力下降、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动摇等严重危害。因此,可从保障组织治理资源、强化村级组织公共服务供给责任、加强村集体资产阳光监督、完善村级组织架构、培育乡村公共性文化等方面,促使村级组织回归正常功能状态。     

“后供给”管理：走出农村公共产品“公地悲剧”宿命的关键

农村公共产品不仅存在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的问题,还存在“后供给”管理混乱与缺失的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后供给”管理的混乱与缺失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公地悲剧”,加剧了供需之间的矛盾。为避免“公地悲剧”的历史重复发生,农村公共产品不仅要注重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同时也应该注重“后供给”的管理。乡镇基层政府应该大胆进行改革创新,依托村民、非营利民间团体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等各方主体,形成共同管理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走出“公地悲剧”的宿命怪圈。     

论人类在本质上的外部性

对“私人恶德”可转化为公众利益的问题,哈丁在“公地悲剧”和“零和游戏”讨论中做了重要但不彻底的批判。自然、反自然是两种相反性质的进化,免费、付费是两种午餐模式;地球系统的自然演化是为生命提供“免费午餐”的熵过程。生物圈、“生态目的性”是外部性的参照系和本质判据。最小化配置资源,贯彻“生态目的性”,使生物的外部性在生物圈层面得到最终消解而享用“免费午餐”;不扮演生态角色,承担生态义务,最大化配置资源,“生态目的性”的丢失和非有机性使外部性成了人类的本质。对人类外部性的消除,自然既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指数式增加的人类废物、废热对自然冗余功能的大量利用和自然“循环扩散”机制的破坏,导致当代严重的社会自然危机的出现;缩减人口经济规模并实施“粮食石油”战略,是应对外部性规模危机根本且唯一之策。     

非政府组织农村公共服务 主体转换模式创新探究

随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职能改革目标的确立,现代社会已经离不开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非政府组织将日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由于与政府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非政府组织农村公共服务主体转换还任重道远。文章试图构建非政府组织农村公共服务主体转换的一个理论框架,以供同行们探讨。     

论“五大理念”的思想解放力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辩证的统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在联系极为密切的集合体。“绿色”反映了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必然。人类独有的社会性决定了要把“共享”作为目标。变平、变小了的“地球村”要求扩大“开放”度。“协调”和“创新”贯穿于“绿色、共享、开放”之中。新发展的“五大理念”在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过程中将会不断丰富和提升我们对其的认识。在把新发展理念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起点上,尤其需要放眼量,不能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开放取决于思想的解放,胸怀的豪放,热情的奔放。“创新是动力”,创新自身也需要动力。这动力就是不拘一格,就是百花齐放,就是彩虹般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建设一个与绿色自然生态相对应的“宜创”的“彩虹学术生态”。为了做到共享必须坚决摒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错误理念。“兼顾公平”论是作为“原则”来推行的,对原则错误要作为原则来纠正。建议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公开批评“兼顾公平”论。为了协调,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政府与民众间的枢纽,是民主的DNA;社会组织是化解社会矛盾的调节器;社会组织的数量、结构、质量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尺。害怕社会组织是缺乏制度自信的表现。     

由圣至仁

公益慈善的人文传统源远流长,“轴心时代”的中西哲学分别孕育了一对相应的公益慈善类型：源自拉丁语和希腊语的charity和philanthropy标识着“爱上帝”与“爱人类”;孔子则明辨了“圣”——“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与“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虽然侧重点不同,但中西先哲的共通之处在于揭示了公益慈善的两种范式：一是基于个体道德性的奉献之“圣道”;一是基于交互主体性的共善之“仁道”。启蒙哲学家通过对“爱人类”的重新发现和阐释引领了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中国现代公益慈善理念形成的关键在于由圣至仁的范式转型。     

微公益：具象化公益的道德内化——浅谈微公益对公众思想道德建设的价值

公益活动由于有着彰显助人为乐品质、体现主体社会责任意识和无私奉献精神而备受社会各界重视。具象化的传统公益活动,因其在诸多场合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渐渐为公众熟知,但特定的物化要求限制了其涉众的范围和理念的传递。生活化、常态化的微公益,以简易的运作模式和深刻的公益精神理念,改变了人们对公益的传统看法和对公益精神的原始理解,满足了公众对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追求,在持续的公益实践活动中,促使公益理念逐渐内化为实践主体的道德品质。文章从公益理念内化为实践主体道德品质的角度,探讨了微公益活动开展中公益理念内化的可能性、实质与社会价值,以探求微公益对公众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革产生的价值意义。     

当代民间信仰的社会服务研究——基于湖南省浏阳市的专题调研

民间信仰与其他宗教一样是我党的重要统战对象,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一支重要统战力量。该研究的实地调查实施于2010年3月至2013年8月之间,曾对浏阳各地至少20多处民间庙宇进行过调查访问,尤其是对仙人庙开展过前后共计五次重点个案调查。浏阳市民间信仰的专题调研表明,当前民间信仰的社会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公益慈善服务;（2）聚众娱乐服务;（3）道德教化服务。调查也发现,民间信仰在发挥社会服务功能过程中存在四个方面亟待解决或有待改进的问题：（1）民间庙宇在公益慈善服务中的被动性问题;（2）民间庙宇所聚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均衡问题;（3）部分民间庙宇存在的非民主管理问题;（4）民间庙宇所发挥道德教化功能的薄弱问题。创新民间信仰社会服务事业的机制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1）加强民间信仰参与社会服务的理念教育;（2）转变与提升民间庙宇的管理模式;（3）强化对民间庙宇管理模式的监管与引导。     

当代社会福利理论之争及其发展趋向

当代社会福利理论发展的基本特征体现为,从传统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及社会主义的争论,演变为国家干预主义、新自由主义及福利多元主义三者的争论。这些争论实质上是围绕国家、市场及社会三种力量在福利体系中作用如何发挥、角色如何承担来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社会福利理论的发展表现为从单一的＂市场取向＂或＂政府取向＂,向综合的＂社会取向＂发展的趋向。     

市场化程度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和绩效

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研究中国市场化程度、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企业对国家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企业对员工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呈显著负相关,企业对投资者与公益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不显著;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企业对国家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企业对员工、投资人、公益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不显著。研究认为,在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地区,企业和政府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效提高企业绩效。     

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价值诉求与认知分析

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对农村公共设施的完善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无可代替的作用,然现行规范对其规定甚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本身构造不明、价值不清造成适用模糊的困境。应明确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以维护集体成员利益为核心,以土地资源优化利用为重点,在具体设定上暗含公私力量的平衡。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主体实际上是以农民集体为核心的多元混合主体,因自身的公益属性,致使部分权能受限,应以合目的性与合规划性对其流转进行限制。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障碍及路径选择

环境公益纠纷是伴随社会发展必然出现的纠纷形式。为维护社会公益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如何解决环境公益纠纷已成为一项不容回避的挑战。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出现,既是诉讼法对其自身只顾及保护私人利益的狭隘性突破,也是对传统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超越。文章理性地分析了我国传统民事诉讼在排解环境公益纠纷上的程序障碍,以探求合理解决纠纷的路径选择。     

基于治理理论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改革

公益性事业单位作为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为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型起到积极作用。但是,随着行政体制改革步伐的逐步加快,公益性事业单位自身存在的相关问题逐渐暴露,已经难以适应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公共服务发展的需要。深化公益性事业单位改革是事业单位改革最重要的环节,也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题中之义。公益性事业单位改革要从各项体制上着手,不断提升自身治理能力,最终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     

中国民间公益事业的近代化历程

中国民间公益事业的前身不是小共同体公益,而是社邑这种特殊形式.中国内部是小共同体公益继承、突破大共同体公益兴起;外部,西方式现代公益模式渐入中国,形成了被认为是西方传统的公益模式与公民社会公益共存的独特局面.同时,近代中国多元的政治力量支持不同的制度因而形成不同的公益组织,它们的发展各具特色.中国民间公益近代化具有多元影响,呈现多元特色.     

公益基金管理立法刍议

2011年,对于公益基金这个新兴组织的发展是有巨大意义的,公益界瞩目的李连杰壹基金转型成功,壹基金在深圳市的注册不但使其取得了法人地位,可以独立进行法律活动,而且意义更大的是,壹基金通过了公募基金的登记注册,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向社会募集善款。这对于公益基金管理法的制定,或者说对现行《基金和管理条例》的修改拉响了警报,公益化社会的发展趋势要求法律法规要维护公益事业的秩序和公益组织的权利,同时,绝不能限制甚至阻碍公益事业的职能的发挥和发展进程。     

公益彩券的公益目的及其制度保障

公益彩券的公益目的是公益彩券立法的基本价值.我国公益彩券在资金的分配、发行费用的流向、彩券公益金的用途等方面有违公益彩券的公益目的.完善公益彩券的运行体制是保障公益彩券之公益目的的根本途径,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设立独立的发行、监督和盈余分配机构;二是建立民意参与的机制;三是推进公益彩券发行机构的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