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风险认知的差异及其解释——从心理学到社会学

专家和大众在科技风险认知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对于该现象的解释却一直存在争议."实存论"和"建构论"是看待风险的两大基本模式,但它们提出的解释都存在较大的缺陷,难以真正解决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专家和大众在风险认知上的对立其实是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分裂,其根本原因是风险社会中的信任危机.欲化解公众和专家在风险认识上的对立,应以协商民主和公众参与为基础,通过开放的公共领域,建立起一个包含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多元共识.     

论诸利益相关者的优先性排序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兴起给股东理论带来了很大冲击,该理论认为存在诸多利益相关者,它们结成利益共同体从而影响企业的发展。但由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企业投入的资本与承担的风险不同,对企业的贡献与影响有所差异,因此在企业中的地位并非完全等同,企业应该对诸多利益相关者进行优先性排序,按照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贡献合理分配它们应得的企业控制权与剩余分配权。企业以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资本投入与风险担当为标准,结合利益相关者与企业联系的密切程度,将诸多利益相关者依次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重要利益相关者和次要利益相关者,形成了差序结构。对利益相关者进行优先性排序,不仅体现了企业的分配正义,也可以实现企业的有效治理和持续发展。     

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关系研究

研究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关系,有助于解决科技专家与公众对科技风险态度的矛盾、科技专家与其他专家对公众认知科技风险的态度的矛盾、公众的科技风险认知与信任之间的矛盾等问题。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关系,可分为公众对科技风险的主观认知和科技风险对公众认知的客观影响两个方面,这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过程。对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关系的全面研究应在综合上述两个过程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由此得出现实启示。     

“一带一路”话语的媒介生产与国家形象建构

当下,建立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上的传播行为,是一场话语生产与权力争夺的较量,是中国在综合国力渐增后试图获取更多国际话语权、建构良好大国形象的新尝试。本研究以《人民日报》"一带一路"报道为样本,从文本视角和语境视角对其进行话语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话语历经媒体"家国同构"与"天下大同"的模式化生产,已成为中国形象的重要话语标识,媒体以"一带一路"话语为载体,企图建构身份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助力于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多元主体模式研究

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分析范式,利益相关者理论可以看作是选择和构建稳评主体模式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依据该理论,稳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公众、企业、专业机构、专家、媒体等,并可依据米切尔评分法对稳评利益相关者分类,构建稳评"利益相关者/维度"矩阵.基于此,中国稳评主体模式应该由当前政府一元治理逻辑下的政府主导模式,向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多元主体模式转型.然而,由于"政府主导"理念的束缚、第三方发展的滞后、公众参与制度阙如以及权责关系羁绊,导致稳评多元主体模式构建的利益相关者缺位.通过从"维稳"到"参与"的理念革新、第三方评估主体能力的提升和相关制度规范的制度建设,能够培育稳评利益相关者,建立稳评多元主体模式.     

专家角色与风险传播渠道对公众食品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食品风险专家通过自己的社会化媒体建立影响力。食品风险专家跨屏风险沟通成为当前社会化媒体风险治理的常见模式。然而,风险专家的实际角色与公众眼中的风险专家存在较大差异。以转基因食品风险为例,研究通过2×2(科学名人与业内科学家VS传统媒体与社会化媒体)的被试间实验,分析了不同风险专家角色通过不同风险信息传播渠道对公众的食品风险认知与风险传播行为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专家角色差异对公众的风险认知与风险传播行为有显著影响,且科学名人比业内科学家对公众的食品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更显著;风险传播渠道对公众的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也非常显著;风险信息通过传统大众媒体渠道传播对公众所产生的影响比通过社会化媒体渠道传播来得更大。     

三维监管博弈:法治化、参与能力和社会伦理——食品安全监管利益相关者博弈研究

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今天,如何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消减食品安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建立食品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过程监管机制和社会共治制度,实现食品安全供给,已成为当下政府乃至全社会的焦点之一。由于食品供给者、监管者、消费者相互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通过对各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分析认为建立以法治化为中心,以利益相关者全员参与为实现方式,以食品市场的伦理建构为终极归宿的政策导向不失为实现食品安全有效治理的"策略组合"。     

中国高校社会捐赠的运行机理探赜——关于慈善合作的成本-收益分析

高校社会捐赠作为一种特殊的现代慈善部类,实质上是高校利益相关者通过捐赠方式参与供给高等教育产品的合作行为。基于理性"社会人"的成本-收益分析,高校及其基金会、政府部门、企业、校友、师生员工、公众媒体等主体以不同的角色、携带不同的资源、怀着不同的意愿诉求,加入高等教育产品供给的"合作圈"。高校对合作收益的创设性生产,高校基金会对合作交易成本的降低,政府部门对合作制度平台的搭建,公众和媒体对慈善合作文化氛围的营造等是扩大"合作剩余"、保持高校社会捐赠"合作圈"长久维系、促进合作者之间实现良性互动的关键因素。     

竞争优势的系统构建研究

结合经济资源和社会认知两个不同角度,探讨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如何共同构建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是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在四个竞争领域中共同行为的系统结果,这些行为不仅包括资源的使用和交换,而且包括相应的认知和评价。     

竞争优势的系统构建研究

结合经济资源和社会认知两个不同角度,探讨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如何共同构建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是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在四个竞争领域中共同行为的系统结果,这些行为不仅包括资源的使用和交换,而且包括相应的认知和评价。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从风险社会理论说起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社会后果使人们生活在风险社会之中。为了应对科学技术所产生的灾难性风险,作为科学技术研究者的科学家尤其应当树立起社会责任感。他们应坚持求真与求善相统一,使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应积极参与和影响政府的决策;应坦诚相见,赢得大众的信任;应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     

风险社会与媒介表征

风险社会的形成与大众媒介表征密不可分:大众媒介通过拟态环境的构建,形成了公众的风险感知,促成了风险传播的蝴蝶效应.在此基础上,探讨媒介形成社会风险的三方面成因:价值层面上,媒介的社会整合功能不足,价值培养欠缺;制度层面上,公益节目欠缺,政府信息制度贯彻不力;内容层面上:网络媒介的风险长尾效应日渐突出.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风险来源的实证研究--基于行政法学研究视角的考察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市场化改革中存在着诸多风险,而对风险的认知是政府进行风险规制的前提条件。风险认知模式具有多样性,"三主体、四阶段"模式则是行政法视角中的风险认知方式。基于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实践,以政府、特许经营者和公众(消费者)三方主体为观察对象,可以系统揭示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授予期、建设期、经营期和移交期存在的各种风险。总体来说,我国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期间存在的风险源主要包括意识风险、政策风险、制度风险、市场风险和不可抗力等外力风险五种基本类型。     

全球化语境下科技与价值分化的哲学思考

科技与价值是人类理性不可或缺的两重视界,但是当人们将科技理性置于人类理性的核心位置时,科技与价值分离了,科技异化为统治人的一种异己性力量。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科技与价值分离的异化现象跨越了国界和社会制度壁垒,甚至上演了技术霸权主义,使科技成为检验整个人类风险与灾难迅速扩大的实验室。全球化下科技与价值分化风险的减少与消除在于确立人化科技价值观,促进科技以无愧于全人类命运的方式发展,在于始终执守"以人为本"的和谐科技关系原则,也在于公正、公平、合理地重构全球化。     

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

心理测量范式、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社会表征理论等已成为社会风险感知研究的主流理论,但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成为不解“谜团”。基于以上理论,通过对“2017年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数据分析,构建了环境风险感知到行为选择的多维度路径模型,研究发现：风险感知分别对新媒体使用、社区环境效能感、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有着不同程度影响,同时这四个变量也影响了公众的环境行为选择。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中,新媒体使用、环境效能感和政治参与分别起到了“放大”或“缩小”不同的中介效应。因此,政府通过与新媒体有效融合,增进公众的政治参与,提升公众对环境的满意度,进而引导公众的理性判断和环境负责任行为。     

文化视域下的风险解读

风险语境的建构有赖于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人们对风险的指认和识别源自文化分类系统中秩序的自发诉求.健康风险事件所激发起的社会恐惧感来自于人们对疾病尤其是罹患癌症的担忧,而科普宣传的深化和对科技功能质疑的文化悖论在大众传媒的参与下加速了风险的社会塑造过程,谨慎的生活方式正是现代社会风险文化形成的主要标志.     

中国社会风险研究综述

全球化与社会转型,使中国社会陷入空前的高风险期,也危及到公共安全函数的平稳区间。环绕社会风险及其诱发的社会问题,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在内的多学科已然展开了共同的学术对话与探讨。历时性地对中国社会风险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回顾历程、检视论域、探讨趋向,无论是对中国社会风险研究的延展,还是对学术生长点的挖掘都是大有裨益的。不容置疑,社会风险研究的深入将会对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转产生积极效用。     

技术与资本互动的逻辑共契

技术与资本的互动既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又是现代性的根源所在.它们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上的共契.现代技术的本质支配着现代科学,现代科学便成为技术本质的典范功能和形式,从而使现代科学具有了技术的本质,表现为精确性和定量化、预见性和高效率以及技术作为“订造”的权力.资本的本质体现在自然属性即增殖性、扩张运动和社会属性即社会关系与社会权力.二者的逻辑交融在于现代科学的技术本质与资本增殖的契合,控制意志的一致性以及技术权力是资本权力的统治力量和模式.     

试论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政治权力的社会化历程

作为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议题,政治权力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其发生作用时主要体现为权力主体对权力客体的一种支配能力,其中利益是政治权力结构变动的根本动因。政治权力结构的运行及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社会化”的发展历程。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类型的政治权力关系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之上的,第一次科技革命真正拉开了政治权力社会化的历史大幕,此后进行的数次大规模的科技革命,特别是现代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更是在权力中心转移、政务信息公开、政治参与扩大等方面切实加速了政治权力的社会化进程,进一步完善了现代西方民主制度。     

风险沟通：研究谱系与模型重构

人类对于风险沟通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技术视角下，风险沟通通常被视为风险专家经由媒介向公众提供风险信息的活动，其本质是信息流动。风险社会理论视野中的风险沟通则强调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平等、开放、公开的交流，其目的是维持社会群体之间社会关系的质量，增进相互信任。它代表了人类社会治理风险新模式，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