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村民委员会选举的现状、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村民委员会选举作为实现农村基层民主的有效途径,是受法律规范调整和保护的村级自治组织的内部选举,是在我国农村地区实行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和前提条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完善,有效地促进了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和基层民主的发展。但同时,在村民委员会选举过程中也存在选民资格认定标准模糊、基层政府行政干预、"贿选"现象严重、"大姓望族"左右选举、农村弱势群体选举权利难以保障等诸多问题。因此,对我国现阶段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针对性地提出完善我国村民委员会选举制度的建议就显得尤为必要。     

论法治与村民自治之冲突与调适

村民自治与法治作为我国社会存在的两种不同治理方式,存在着一些冲突,主要体现为自上而下的法治与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在治理范围上的冲突和作为"普适性知识"的国家法律与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村民自治规范在治理内容上的冲突.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实行村民自治,我们需要正确划定国家权力与自治权力的边界,为村民自治提供成长的空间.同时,国家法律与自治规范需要进行双向的良性互动,以消除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冲突.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洽性研究

基层社会管理是我国整个社会管理的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已大大超出了原本村民自治场阈,对既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提出了治理事务、治理人口、治理组织上的三大挑战,为此各地在乡村关系和村级组织架构上作了一些因应性制度变革。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背景下的乡村制度变革应以厘清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相互关系、还村民自治以本来面目为正当性依据,而不应成为新一轮行政权力扩张的理由。依此评价当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一种是厘清、加强和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内"创新,一种是侵害和动摇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外创新"。     

村民自治：基层民主之路

村民自治是村民选举村委会依法民主管理本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农村社区制度。村民自治制度是新时期思想解放、经济改革和治理体制相应调整的产物。它不仅具有重要的民主政治意义,而且显示着民主化路径实际选择的重要价值。     

关于推进村民选举的思考

中国农村所实行的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中的民主性是国家、地方政府与村民三方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对村民选举的背景进行了概述，分析现阶段我国农村村民选举中主要存在着选民热情不高、领导信用缺乏、两委关系紧张、家族势力介入等问题，并就这些问题给出了对策。     

“组为基础,三级联动”:村民自治运行的长效机制——广东省云浮市探索的背景与价值

本文以广东省云浮市的组为基础,三级联动的探索实践为基础,从村民自治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未来走向的角度,对这一实践的价值进行探讨。这一机制解决了中国村民自治运行中的三大问题:一是通过组为基础,保障国家政策和乡村治理的落地而非悬空在村级的问题;二是通过三级联动实现了乡镇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对接而非脱节的问题;三是解决了在村民自治运行中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群众参与管理的互动而非互斥问题。它有助于选举性民主向参与式民主深化,有助于乡村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官民共治深化。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村民自治的价值

村级集体财产的治理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和根本,治理好坏直接决定着村民自治的成败。近30年来,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在于其对村级集体财产的治理并不成功,根源在于农村集体产权的模糊。我国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集体产权,更关键的还有国家对集体产权制度的具体建构与保障。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义,就是通过一系列的"确权""分权""赋权""活权",在坚持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更多财产权利,实现产权的多层明析和法制化,建立起可落地的集体产权有效治理的制度,从根本上厘清制约村民自治施行的"国家—村民自治体"和"自治组织—村民"两大关系,从而为村民自治制度和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奠定切实的基础性条件。     

村民自治结构中基层党组织的法律职能——以公司监事制度为借鉴的思考

"两委"(基层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矛盾的焦点在于"两委"的职能划分."两票制"和"一肩挑"的"一元化"职能改革思路不利于村民自治结构形成.某种意义上,基层党组织在村民自治条件下的领导不是行政化的直接领导,而主要表现为法律和政策的监督.借鉴公司治理原理,实现村民自治中基层党组织职能改革,构建"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相互制衡的村民自治结构,是党的基层组织合理定位领导职能、转变领导方式的内在要求,也是基层党组织职能改革的方向.这种治理结构安排和监督权定位既有利于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的发挥,也化解了村民委员会与基层党组织的职能冲突.     

关于村民自治制度若干问题的宪法思考

村民自治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创造性实践,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但是村民自治制度还存在诸多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比如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完善,党的基层组织和村委会关系的协调以及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司法救济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到村民自治权利的实现,也关系到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正常发展。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既可以为民主政治的实践提供直接而广泛的经验,同时也将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持续健康的发展。     

论新时期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新趋向

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了一系列新趋向,如"能人治村"、"大学生村官"、"一肩挑"设置和"三资代理"等.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的基层治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自治"扩大的过程.在村民自治程度逐步提高的同时,党和政府也在不断地改进对基层自治组织的监督与管理.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的一系列新趋向表明,农村治理正在由原来的"村民自治"走向政府与村民的"合作治理".     

村民自治何去何从——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现状的观察和思考

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建立的以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的乡村治理秩序,由于制度缺陷和制度无效的双重制约导致了村民自治的制度失灵和乡村治理的失序,从而造成了目前农村地区的严重的治理危机.破解乡村治理难题,需要大胆解放思想,创新乡村民主的发展战略:一方面村民自治要实现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转型,以协商民主促进乡村治理,渐进培养起农民的公民性格和民主精神,使农村基层民主有效地运转起来;另一方面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推进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建构一个新型的、以乡镇乃至县域自治为基础的地方治理结构,促进乡村治理走向有序和善治.     

试析我国渐进式村民自治的现实困境

渐进式的改革道路是我国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优选之路，作为我国基层民主建设起点和重要建设内容的村民自治也应该遵循渐进式的发展道路。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渐进式村民自治仍面临许多现实的困境。如村民民主意识和能力缺乏、政府过多干预村民自治、农村社会自治组织不能为村民自治提供发展的社会基础等等问题。要促进村民自治的发展，就应当逐渐地提高村民的参与意识和自治能力、政府逐渐放权以扩大村民自治的空间，培育农村社会自治组织以巩固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     

村民自治概念的三个视角

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农民群众的自治。作为法治的村民自治,它具有秩序、自由及正义的价值内涵;作为政治制度的村民自治,它是国家宪政框架内的制度和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作为治理模式的村民自治,它的实际运作过程是由村民建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过程,从而构建起一个以自治权为核心的治理模式。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中的法律制度创新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经历了由农民自己创造的村民自治到政府推动下的村民自治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村民自治实践促成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创新,国家以立法的形式肯定和推动着村民自治的发展。随着村民自治实践的深入进行,仍然需要进一步扩大村民自治法律制度的创新,加快与村民自治相关的立法工作,使村民自治进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规范化健康发展的轨道。     

村民自治的困境与出路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基层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村民自治制度理想中的重要性与现实中的可检讨性,必须首先明了村民自治的基本职能,以村民自治的基本职能作为标准检验我国村民自治实践现状,研究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或困境,并提出改革对策或者建议。     

对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良性运行的几点思考

乡镇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权利间的关系为社会所关注。当前我国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存在的"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两种倾向,本文从压力型体制下的乡镇政府强权、乡村治理法制建设缺陷、乡村既得利益群体阻挠、村委会双重角色失衡等角度剖析其成因,提出完善法律、明晰乡村权责、明确村"两委"职能划分、培育民间自治组织、改革乡镇干部任用考核办法、调整政策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素质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支撑。     

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的适应性变革

面向新时代,在乡村振兴战略启动下,夯实乡村治理根基,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是创新基层治理的必然要求。通过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提取和凝练农村基层民主自治机制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现阶段由于村民民主认知偏差,政治参与度不高,民主治理效能不彰,农村基层面临着民主治理力量薄弱及基层组织职能有限等现实困境,应当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改进基层治理体制,完善治理保障制度,激发民主自治动力,从而实现基层有效治理。     

后税费时代农村基层的私人治理:发生机制与运行逻辑

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发生了全面的结构转型。据实证调查,引入"私人治理"的概念,用以概括当前基层治理的总体特征与基本逻辑。研究发现,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的关系变迁、权威基础与资源的个体化转向、"无政治"的村民、资源下乡与政策话语的诱导驱动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建构出私人治理的发生空间,该治理结构借助公私资源的互通转化和策略主义的治理之道显在运行,基层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陷入新困境。由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重塑精英责任意识,再造村庄价值系统,成为新常态下中国基层民主实践的关键。     

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的共生、共建与联动

农村社区建设是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农村社会管理体制,转变党和政府对乡村社会执政方式的战略部署,也为乡村治理的转型提供了历史契机。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密切相关：一方面,农村社区所着力建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给村民自治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重构了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推动了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运转;另一方面,村民自治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内部支撑,培育和挖掘了社区资源,有利于提高社区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能力。要实现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的联动发展,必须唤醒农村内部的自治元素,开发整合农村自治资源,走出一条内源式发展的道路。     

村民自治的运行难题与重构路径——基于一项全国性访谈的初步探讨

村民自治作为党和政府着力推进的基层民主实践,其有效运行的难题一直备受各方关注,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根据对最近一项全国性访谈材料的初步分析可以发现,村民总体上对当前村民自治运行的评价不高。具体表现在,村民对民主选举中的拉票和买票等行为表示反感;对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评价较低;对村民自治的民主监督环节,村民不仅认知不足,其在实践上也多有缺位。导致村民自治运行难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为深层的原因在于,村民自治所处的外部框架及其在实践中的结构性失衡,难以应对急速变迁的乡村治理生态。因此,近期现实的思路,应是从治理重构的高度检视各地村民自治的运行状况,并努力寻求符合各地村情民情的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从而提高村民自治的运行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