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序加速农民工市民化

目前农民工进城就业稳定性不强,劳动保障权益受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仍然较小,大量长期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还未落户。农民工市民化的五大意义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城乡"壁垒"虽然已被打破,但已经从农民变成农民工的群体,未能完成到市民的转变。土地分配制度以及户籍制度形成合力使农民工无法摆脱固有的农民身份。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工作经验、     

从“他者”到“群我”:城市化进程中随迁子女融入问题

中国"农民工"现象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农民进城务工常态化,其随迁子女城市入学问题随之产生。由于中国社会长期沿袭的城乡二元分割文化体系及其以等级意识进行身份界定的社会心理支撑,使农民工子女城市就学存在制度障碍及跨文化适应障碍。开展社会机制建设,确保农民工合法权益,消除农民工及其子女面临的身份歧视,实现文化调试(跨文化适应)与文明融合,是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融入与社区适应的规范路径。     

"农民工"急需双向转型

为了有效发挥农民工在城乡联动中的桥梁作用,首先要培育具有传统农民和现代工人双重身份的"农民工",根据"农民工"的意向或条件,或者使其转型为"新农民",即"产业农民"或"现代农民":或者转型为"产业工人",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     

如何直面青年农民工越轨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城乡交流日益紧密,新世纪的中国农民(由于进城的农民工中绝大部分是青年人,所以把这一群体称为"青年农民工"或"新一代农民工")更加不安于固守过去传统的生存状态,怀有强烈的城市化愿望,从心理上、生活方式上追逐着城市文明,成为推动中国城市化的强大动力。这一群体具有较高的社会活动能量,他们在给城市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青年农民工的越轨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研究

自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说法,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对象,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大致可勾画出新生代农民工所谓“四高”、“一低”、“一薄弱”的社会印象和群体特征。相对其他群体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并不高,对于农民身份认同相对减弱,城市社区认同较高。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的研究应该区分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与社会特征,并充分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对其定义和特征把握要注意从与周围群体和代际关系中共同考虑。     

符号学视野下准蚁族身份认同研究

蚁族话题自2007年起开始登上中国社会的话语舞台,在社会学领域被称作是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社会群体的第四次大发现。通过对准蚁族群身份认同的研究．发现个体媒介素养对身份认同产生分化作用的同时,也发现学校教育及社会舆论引导方面的不足。在对该群体身份认同的步骤和原理作出解释的基础上,针对该群体提出有益于社会和群体本身的建议。     

Research on Pre-Ant-tribe＇s Identificati--on on a semiotics perspective

蚁族话题自2007年起开始登上中国社会的话语舞台,在社会学领域被称作是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社会群体的第四次大发现。通过对准蚁族群身份认同的研究．发现个体媒介素养对身份认同产生分化作用的同时,也发现学校教育及社会舆论引导方面的不足。在对该群体身份认同的步骤和原理作出解释的基础上,针对该群体提出有益于社会和群体本身的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

"从我到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要把根留在城市。"6月4日,20来岁的农民工张思路在接受燕赵都市报记者采访时发出了想要留在城市的强烈呼声。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与上一代农民工只想挣点钱然后回乡下不同,新一代民工大多像张思路一样有留在城市的强烈愿望。然而,在现有的制度设计下,他们必须仍然守着农民的身份。二十几年来,尽管农民工群体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已经成为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的人数甚至已经超过城市产业工人,但他们始终无法改变农民的身份,无法转变为真正的产业工人。不过,"农民工"终是一种过渡性的职业身份状态,近年来"民工荒"的不断出现,说明这个过渡性已经走到一个临界点,中国的工业化不可能永远靠"农民工"来支撑,没有他们的"市民化"和"产业工人化",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如果不能突破目前低技术水平的产业瓶颈,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改革开放以来新生代农民工状况不断改善

新生代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的主力军，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事制造业和其他服务行业的具有农民和工人双重身份的人员。他们既不是单纯的农民身份，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而是兼顾二者性质的特殊群体。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急剧加快。农民工的数量也急剧增长，成为社会中不可忽略的一支重要力量。     

农民工城市居住问题的影响因素及解决思路

在我国城乡分割的人口管理体制下．农业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与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被分割为两个不相衔接的过程。这样，“城市农民工”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阶层就出现了。在我国城市现有的住房保障体制下．“城市农民工”的特殊身份．相应产生了农民工的城市居住问题。笔者试图深入分析影响城市农民工居住问题的因素．并提出相应对策。     

青年农民工的城市生活体验与身份认同

本文以个案为基础探讨青年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过程,这一研究超越了以往重视群体身份认同的传统,展现了青年农民工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的生活体验,且在与外界的互动过程之中而形成的独特的身份认同。对于很多户籍上仍然是农民而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的打工者而言,不论他身在哪里,都是异乡。同样,伴随的是其对自己身份认同的模糊。也即是说,对青年农民工而言,已有的身份认同机制已经无法满足他对自己认同的需求,于是,寻找一种新的认同机制成为他寻找新的归属的必然,打工者,正是他对自己身份认同的重新界定。     

解决农民工问题新政解读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民进城务工已转移约2亿农村富余劳动力,他们分布在各个行业.目前,农村还有大量富余劳动力,这一群体大部分还将以农民工形式转移出来,农民工在城乡流动就业的现象,在我国将长期存在.农民工问题事关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为此,国务院建立了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工青妇等有关群众团体组成的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和指导全国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劳动保障部.今年三月份,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本刊就其主要精神解读如下.     

流行文化对青年农民工城市化历程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某高校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群体的经验研究,探讨流行文化对青年农民工城市化历程的影响.本文认为,由于近年来中国农村流行文化新的发展特点以及青年农民工务工性质的变化,城市流行文化对青年农民工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流行文化作为城市生活的表征,可以部分地弥合和消解城乡间生活方式及文化的巨大落差,而另一方面,由于工作时间、经济收入的限制,流行文化又在相当程度上阻碍着青年农民工的城市化历程.而就本文的经验研究而言,目前以城市人口为主要受众的高速发展的流行文化使得后者的影响作用更加明显.     

从“生存”到“承认”:公民权视野下的农民工问题

对当代中国"农民工"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生存论预设下的"生存—经济"叙事模式到公民权视野下的"身份—政治"叙事模式的转变;由于"身份—政治"叙事模式既包容了"生存—经济"叙事模式的关怀,又避免了生存论预设对于"农民工"本身的矮化和对于"农民工问题"的窄化倾向,故相对具有优越性。不过,目前不少在"身份—政治"叙事模式下的农民工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研究者们对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农民工问题之关系的本质化理解和处理有关。通过对户籍制度与公民权的重新检视,本文援引新近有关公民权的社会学研究,从承认与排斥的关系来理解公民权的实质,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和思考了"农民工"这个"群体"及其获取公民权的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国的城市化

正农民市民化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步转移",在国家制度、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被分割成两个子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第二阶段是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与身份的变化过程。随着农民第一阶段城市化转移的实现,存量农民工的市民化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焦点,也是学术研究必须面对和关注的重大实践与理论问题。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对当前农民工教育问题的启示

晏阳初是现代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被誉为“平民教育之父”。他在长期的乡村建设实践中形成了基于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平民教育思想理论。在当前，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农民向市民的转化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应有之义。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进程的一个特殊的阶段。考察当代中国农民工群体，可以发现他们仅仅是实现了地域和职业的转换，但在身份认同、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转换上处于严重滞后的状态，要实现农民工向市民的成功转化，除了制度安排、体制障碍、社会环境等因素外，农民工自身素质提高也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青年、文化与阶级:试论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文化维度

英国文化研究的伯明翰学派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青年亚文化,成为影响深远的理论流派。伴随着网络社会与消费社会在中国的崛起,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日益成为文化生产的主体。在当代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研究中主要有两种范式:"阶级形成"范式强调这一群体的苦难、集体抗争与阶级的形成,"市民化"范式强调在城乡二元文化对立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城市文化的融入。这两种范式都忽略了新生代农民工作为青年的文化生产。杀马特和庞麦郎这两个个案的出现彰显了已有研究的不足和突破既定范式的需要。借鉴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理论,以一种"亚文化范式"切入新生代农民工考察具有可能性。     

青年农民工:主动排斥与被动排斥

本文从文化公民身份的视角,采用实证的方法分析了青年农民工在城市中受到排斥的因素:一方面,从小习得的文化习惯和城乡的文化差异,加之城市的生存成本使他们有意识地排斥城市的主流文化;另一方面,户籍制度因素、政策执行中的人为因素、城市交往中的理性化因素也将他们排斥于城市主流文化之外,这种主动排斥与被动排斥的双向互动过程让他们缺少对城市的归属感,遭受"二等公民"待遇。     

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农民在职业、生活方式、社会身份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市民化转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强烈愿望,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有中国特色,对象是农民工及其家人,城乡二元制度改革滞后是主要障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分为三个阶段,具有不同的任务。     

流动儿童社会融合需要去标签化

"社会融合"是西方移民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是指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在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研究中,通常更多考虑到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目前我国关于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研究的普遍思路是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考察流动儿童对城市和农村的认知,或从城市认同的角度分析流动儿童是否对流入地产生归属感,是否形成了"当地人"的身份认同,进而推断其主观社会融合程度的好坏.尽管有学者提出了流动儿童多元身份认同概念,对城乡二元身份认同的前提假设提出了质疑,但突破城市融人身份认同的探讨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