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长安乡里考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秦汉之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乡、里既是汉代基层居民单位,又是基层政权组织。 公元前2O6年,刘邦入关灭秦,西入咸阳,曾“与父老约法三章”,并宣布“诸吏人皆案堵如故”,“乃使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史记·高祖本纪》)。所谓“父老”、“吏人”,系乡里民众领袖     

“束脩”与“志于学”

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又指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束脩”与“志于学”是否存在内在的关联呢?     

释“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论语·阳货》记载:“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以往,注《论语》的各家几乎都把“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解释为孔子要复兴西周之道。例如何晏《论语集解》注:“兴周道于东方,故曰东周也”;韩昌黎《论语笔解》释:“能复修西周之政,志在周公典礼”;近人杨伯峻《论语译注》译:“假若有人用我,我将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哩!”“四人帮”更把这句话奉为至宝,解释为“孔子要让周朝的奴隶制度在东方复兴”。我认为,这是对孔子本意的严重曲解。首先,从字面上来看,把孔子所说的“如有用我     

论知识在实践中的作用

(一) 治世之本,惟在得人。这里的人,是指善于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的能人,即具有丰富科学知识的人才。对于这一点,我国古代的一些政治家都是非常重视的。唐太宗李世民说:“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贞观政要》93页)汉高祖刘邦在总结他和项羽争夺天下的成败经验时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利,攻必败,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资治通鉴》375页)至于现代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更是不惜巨资搞“知识进口”,因为具有知识的人是生产力的先进部分,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这样的     

对《齐物论》中“吾”的解释学解读

一般地 ,“吾丧我”被理解为《齐物论》的主旨 ,“吾”之境或与之相关的“物我”问题是文本中的最高问题。对“吾” ,《齐》文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说明 ,只表明了“吾”的外在样态———“为是不用而寓诸庸”、“两行” ,此时这种外在样态的发出者“吾”显得很神秘。《齐》文存在“吾”和“我”两个空间 ,而以生存论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 ,同样存在着两重境域 ,一是如上所说“我”的 ,一是在“我”之先的 ,而后者 ,是否就是“吾”呢 ?本文在回顾《齐物论》的主旨之后 ,给出了一种解读“吾”的视角     

古代文论的总体创作方法论——“活法”说研究

“活法”的概念是南宋吕本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说:“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吕氏所论,本针对诗歌创作而言,南宋的俞成发现它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便把它引入整个文学创作领域:“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胶古人之陈迹,而不能点化其句语,此乃谓之死法。死法专祖踽袭,则不能生于吾言之外,活法夺胎换骨,则不能毙于吾言之内。毙吾言者故为死法,生吾言者故为活法。”“活法”提出后,在宋、元、明、清文     

老子与中国文化

老子,我们知道确有其人,却难以究竟其人是谁;我们知道确有其书,然而其书却意义百解,难予定义。读《道德经》,我们迄今难以肯定到底应该是“道德”经还是“德道”经。尽管如此,老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犹似苏格拉底之于欧洲,苏格拉底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影响欧洲文明达两千多年,老子则几乎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了古老漫长的中国文明。《史记》述孔丘评老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龙者,民族精神的象征也。上述赞叹是否真出孔丘口中,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表达出了孔子在意识深处与老子的共鸣。     

《庄子·秋水篇》校注辨正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吾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论唐宋词中的“忧患意识”

一个幽灵,在唐宋词坛中悄然徘徊、踯躅……“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斯时若有无端哀怨枨触于万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词境也。”(《蕙风词话》卷一)     

孔子语“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新探

孔子语“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新探黄武强孔子语“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见于《论语·阳货》。此语的原意究竟是什么？孔子的政治面目究竟是什么？众说纷坛，我有与众说不同的见解。“畏”和“惧”在古代汉语中，除了有共同之义“害怕”之外，还各有别的义。...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辩证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是陆九渊的一个重要命题。有人把这句话理解为:派生客观世界的本体是“吾心”,“吾心”就是派生客观世界的主体。(李之鉴《论陆九渊的宇宙观及其时代作用》载《论宋明理学》一书)这里,“吾心”被看成是主观意识,并且被提升为派生客观世界的主体。我认为,上述解释不符合陆九渊的原意。首先,陆九渊所说的“吾心”不是个人的主观意识,而是“本心”即普遍的道德本体。他说“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如此”。(《陆九渊集》第444页)心的内容是本体化了的封建伦理道德,“故仁义者,人之本心也”。     

里父老与汉代乡村社会秩序略论

在汉代乡村社会的内部秩序中,除官方设定的地缘组织与管理者之外,还活跃着“里父老”这样一个特殊群体。里父老并非朝廷命官,但又被官方认可。他们一方面对宗族事务有较大的影响力,甚至决定权;另一方面,对乡村秩序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维持乡村治安、督促农桑、催缴赋税,还是祭社、求雨以及其他一些公共活动中,都有里父老参与其中。里父老在汉代乡村社会的秩序中,起到了官方地缘关系与宗法血缘关系交汇点与结合点的作用。     

孔子“无讼”辨正

<正> 《论语·颜渊》载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短短一句话,却一直众说纷纭。最先解释“无讼”的是《礼记·大学》。它在引用了孔子那句话之后说:“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郑玄注云:“情扰实也,无实者多虚诞之辞,圣人之听讼与人同耳,必使民无实者不敢尽其辞,大畏其心志,使诚其意不敢讼。”按照这种解释,无讼就是借助于法庭的威严使无实者畏而不敢讼。《周礼·秋官·大司寇》则云:“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乃致于朝,后听之。”郑注云:     

两汉金城郡治允吾故址究竟在何处?

汉代金城郡,置于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十一年)。西汉时辖境相当于今兰州市(不包括今皋兰县地和榆中县东北部)、青海省海东地区和甘肃临夏自治州北部。其郡治两汉时在允吾、非金城(西固),更不在今天的兰州城区。因为《后汉书·地理志》在谈到编写体例时说:“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两汉史书均把允吾列为金城郡第一县。《水经·河水注》中更是明言:“允吾……金城郡治也。”可见两汉时金城郡治在允吾(读yan ia 沿牙)是可以肯定的。问题在于允吾故城的确切地址究竟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     

“约法三章”新释

汉高祖元年(前206年)十月,秦王朝在农民战争强烈冲击下趋于灭亡,秦王子婴"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向起义军投降.刘邦回(?)霸上,命"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为了笼络人心,给自己日后王关中打好基础,刘邦召集咸阳诸县父老,表白自己入关破秦的原因.鉴于秦的统治"举措暴众,用刑太极",关中又刚刚经历了农民战争的厮杀,局势动荡不安,人心浮动,为了稳定关中的社会局势,刘邦与诸县父老制定了三条应急的法律条文,让大家共同遵守. 关于这三条法律条文,历来的研究者都称之为"约法三章",已成定论,似无异说.从现有文献资料,仔细考察刘邦入关所订的三条法律,笔者认为,实际上应该称之为"法三章",而不是"约法三章".故笔者不揣成陋,冒味言之,以释其疑. 刘邦入关所订之法,最早见于《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批判高本汉和胡适对吾我、尔汝的错误论点

間题的提出六百多年以前,就已經有人怀疑‘吾’与‘我’有区別。元代赵德在‘四書箋义”一書中写道:“吾我二字,学者多以为一义,殊不知就己而言則曰吾,因人而言則曰我。‘吾有乎哉?’就己而言也;‘有鄙夫問于我。’因人之問而言也。”清代楊复吉在“梦闌琐笔”里,俞樾在“茶香室叢鈔”里,都同意赵德的見解。认为“吾”与“我”,“分別甚明”(楊复吉語),“其語似复而实非复”(俞樾語)。这种見解,由于缺乏有力的科学論据,故未曾流行,仅仅得到少数人的欣賞、附和而已。     

《桃花扇》主题思想略说

<正> 关于《桃花扇》的主题思想,作者孔尚任自己在剧本前边的“小引”中说: “《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观者感激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这里作者明确指出,是要用戏剧的形式,总结历史的教训,让人们了解朱明王朝所以灭     

“多能鄙事”质疑

<正> “多能鄙事”见于《论语·子罕》,原文是:“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何晏《论语集解》引孔注说:太宰之问,“疑孔子多能于小艺”。又引包注释孔子所对:“吾少小贫贱,常自执事,故多能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当多能。”此后,注家学者沿袭不疑,均作如是读、如是解。更有甚者,刘宝楠《论语正义》按:“疑孔子多能于小艺者,正以礼乐是艺之大,不得为鄙事。惟书、数、射、御,皆是小艺。”然而寻绎文义,笔者以为旧解未得真谛而附会曲说。     

《九歌》“君”、“灵”辨

<正> 《九歌》称神为“君”。如:《湘君》首句曰:“君不行兮夷犹。”王逸注:“君,谓湘君。”《大司命》第五句曰:“君回翔兮以下。”王逸在第二句“纷吾乘兮玄云”下注有“吾,谓大司命也”,因之,不言而喻,这里的“君”也是指大司命。朱熹亦谓:“指神。”蒋骥与朱注同。《东皇太一》末句曰:“君欣欣兮乐康。”王逸注:“神以欢欣,餍饱喜乐。”仍释“君”为“神”。朱熹注:“君,谓神也。”蒋骥亦言:“君谓神。”     

《左传》的“我”和“吾”

上古汉语第一第二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 ,各代词之间的关系 ,一直是学术界甚感兴趣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 ,古今学者进行了多方探索 ,提出了种种见解 ,但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1] 其中“我”、“吾”、“女”的关系更因胡适和高本汉的有关论著而成为问题的焦点。[2 ]1918年 2月 ,胡适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吾我篇》和《尔汝篇》 ,[3] 首次较为全面地从语法角度考察了“我”和“吾”、“尔”和“女”之间的区别。其中关于“我”和“吾”的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 :(一 )“吾”用作主语、定语 ,不可用作宾语 ;(二 )“我”用作宾语、定语 ,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