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政权是地道的汉奸卖国傀儡政权

1940年3月,在母本占领区拼凑起来的汪精卫国民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最无耻的汉奸卖国傀儡政权。这早已为历史所盖棺定论。然而,近些年来,有些外国学者却认为: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不是“卖国”,而是同日本侵略者“合作”,寻找结束中日战争的道路,并提出“汪精卫究竟是不是一个傀儡”?即使是傀儡,若与“民族主义不矛盾”,“傀儡就不但不     

汪伪政权是地道的汉奸卖国傀儡政权

1940年3月,在日本占领区拼凑起来的汪精卫国民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最无耻的汉奸卖国傀儡政权。这早已为历史所盖棺定论。然而,近些年来,有些外国学者却认为:汪精卫集团的叛自投敌,不是“卖国”,而是同日本侵略者“合作”,寻找结束中日战争的道路,     

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探讨

汪精卫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从重庆出逃,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公开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堕落成为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和卖国贼.汪精卫为什么从重庆出逃,叛国投敌?有人认为:汪蒋之间的个人倾轧,是江从重庆出逃首先考虑并考虑得最多的因素.把汪精卫叛国投敌,主要归因于他同蒋介石之间的争权夺利,这是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历史人物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①汪精卫重庆出逃的种种原因,必须从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潮流和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去探索.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上海城市管理体制与管理

日本在长期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对于我国一部分的城市进行了殖民统治和管理。这些统治和活动主要是通过汪精卫傀儡集团进行的。长期来中国学者对于汪伪政权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汪伪政权史研究论集》,黄美真等《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等。在史料方面也出版了《汪伪政权资料选编》系列等。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日本的对     

国民参政会与汪精卫叛国投敌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然叛国投敌,并发表媚日"艳电".汪精卫领导下的国民参政会和参政员对此采取怎样的态度,必然引起社会上的极大关注.截至目前,一些论著和相关论述认为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通电声讨了汪精卫等汉奸卖国贼.但事实上国民参政会和参政员们对汪精卫叛国投敌行径并未予立即声讨.究竟是何原因?实有澄清之必要.     

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原因初探

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具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内外因素。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妥协退让是其叛国投敌的阶级根源；英美的劝降、日本的诱降是其投敌的外来因素；汪精卫集团的民族投降主义思想、反共情绪和政治权力欲的恶性发展，是其叛国投敌的内在因素。     

浅谈蒋介石没有公开投降日本的原因

<正>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到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同日妥协的念头,暗地里通过各种渠道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诸如陶德曼调停,高宗武穿针引线,日本民间人士来华和谈,曾广扮宋子良去香港谈判等。同时,日本政府也采取各种卑劣手段,迫使蒋介石就范。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始终没有象汪精卫集团那样公开投敌,其原因何在?史学界对此论及较少,本文拟就此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青年运动的方向》试析

一、题解《青年运动的方向》是毛主席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在延安青年群众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演.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已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发展壮大,日本侵略者开始把主要兵力用来对付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政府采取积极诱降的政策,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蔣介石则实行"溶共、限共、防共"的反动政策,加紧反共投降活动;党内以王明、刘少奇为代表的右倾     

高崇武、陶希圣脱离汪伪事件述论

1940年1月3日,正当汪精卫汉奸集团在日本侵略者导演下,紧锣密鼓地上演傀儡丑剧开场之际,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高崇武、陶希圣悄然离沪赴港;同月22日,香港《大公报》引人注目地刊登了高崇武、陶希圣《致大公报信》和《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高、陶在信中公布了汪、日谈判签订密约的经过,以及密约中的主要条款。本文拟就日、汪密约的性质,高、陶事件对汪精卫汉奸集团的冲击程度,以及对高、陶事件的评价等问题,略抒己见,以就正于方家先进。(一) 日汪密约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占中国,使中国永远沦为殖民地,成为日本军事、政治、经济上附庸的条约,而对于汪精卫汉奸集团来说,只不过是     

高宗武和陶希圣叛汪原因探析

高宗武和陶希圣叛汪原因探析赵金康，张殿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代表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汪精卫集团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降下，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仓皇逃出重庆，脱离国民党政府，公然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随后，汪精卫集团不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以...     

试论汪精卫集团投降主义理论之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集团投敌卖国有着其特有的精神支柱与系统的理论依据。“和平理论”是汪精卫集团投降卖国理论的早期形态；“东亚联盟纲领”是其理论的新发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卖国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黄色人种革命”。其理论有两大特点：一是颇具欺骗性；二是与日本侵略者“东亚联盟”思想的呼应与融合。     

论卖国贼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了“芦沟桥事变”,中国开始了全面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的独立,挽救民族的危亡,不惜赴汤蹈火、浴血奋战、前赴后继地抗击日本强盗,谱写了一曲曲崇高的爱国主义壮歌。但是,身为国民党副总裁、中政会主席、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要职的汪精卫,却纠集一伙民族败类,不惜卖国求荣,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工具,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叛国投敌,公开匍匐在日本侵略者的脚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最无耻的汉奸卖国贼。     

汪精卫投敌后蒋介石的策略及其影响

1938年冬,汪精卫公开投敌后,蒋介石采取了迟迟不公开定性的方式与之周旋。这种策略主要是出于对防范国民党内部分裂、团结地方实力派坚持抗战、国际形势复杂等因素的考虑。蒋的这一策略收到很好的效果,国民党避免了一次大的震荡;而汪精卫的一系列辩解反而起到了自暴其汉奸嘴脸的反作用。     

卖国求荣 沦为千古罪人

1938年12月,以汪精卫为首的10多人,正式走上了卖国之路。此后,汪精卫集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日本政府一手操纵下,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伪国民政府,自任主席,并响应日本侵略者的召唤,展开了一系列害国害民、出卖主权,卖国求荣的汉奸活动。1940年12月 30日,汪精卫又急急地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卖国条约,     

大事记

你拍一,我拍一,南昌起义八月一;你拍二,我拍二,西安事变双十二;你拍三,我拍三,南京大屠杀十二月十三;你拍四,我拍四,青年运动五月四;你拍五,我拍五,日军投降八月十五:你拍六,我拍六,汪精卫投敌五月六;你拍七,我拍七,卢沟桥事变七月七;你拍八,我拍八,日本侵华九月十八;你拍九,我     

高宗武对日交涉与汪精卫叛国投敌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正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时，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投降派，叛国投敌。高宗武是汪精卫集团与日本勾结，最后叛国投敌的始作俑者。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积极主张与日本“议和”，直到在沦陷区的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成为汉奸首要。高宗武受全国抗战形势的影响和国民党的暗中策反，以及迫于日本的怀疑和暗害，最后悬岩勒马，离汪投蒋。此段史实，一般学人知之甚少，本文用翔实的史料对此作了披露与论述。     

再论抗战初期龙云与汪精卫的历史公案

1938年12月汪精卫逃往越南,途经昆明时曾与云南省主席龙云有过秘密接触,此后汪即走上叛国投敌的不归路。由于汪精卫在中国历史上的敏感身份,使得二人的这一接触从此成为疑案,学者们围绕龙云对汪精卫投敌是否知情等问题争论不断。中立地看,龙云等历史当事人事后的回忆似有与史实不尽相符之处,而评析龙汪之间这一公案的关键,实际需要读者与作者都能设置必要的解读前提,如清晰认识龙汪关系的实质、汪精卫个人形象在出逃前后的巨大差异及1938年时中国抗战的具体境况等,从中可知龙云对汪精卫的去国目的应该知情,事后出于私人道义原则也不愿对汪落井下石,而整个事件的处理既关乎龙云的个人性格,更是龙、蒋、汪三方之间利害权衡的结果。     

试论汪精卫的民族失败主义

1938年12月，正当中华民族同仇敌汽，为抵御日寇的侵略而浴血奋战之时，汪精卫却公然认敌为友，叛国投敌。这位民主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曾经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而不惜坐牢流血的革命民主战士，为什么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竟然置国格、人格于不顾，抛却多年的信仰，宁做人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呢？对此众说纷坛。笔者以为汪精卫卖国投敌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民族失败主义的思想根源。本文就汪精卫的民族失败主义的产生、发展，以及他本人怎样在这一思想影响下一步步走向叛国投敌的过程作一具体分析。一、盲目崇日是汪精卫民族失败主义产生的思想…     

汪伪政权的最后一天

正汪伪国民政府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名,实际上则是日本在战争期间扶持的傀儡政权之一。1944年汪精卫去世,陈公博作为继任者,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汪精卫政权作为日本在中国建立的傀儡政权之一,也随之灰飞烟灭。     

《中华日报》两阶段之始末

《中华日报》创办之时,正逢“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之后,国内政治纷争愈演愈烈的重要时间节点。汪精卫为了独树一帜,扩大政治影响,需要有一个发声渠道。《中华日报》的系统化及普遍联系的新闻编辑思路,在当时较之它报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左联”作家、左翼经济学人与《中华日报》合作办副刊,是利用《中华日报》“改组派”色彩中的某些相容性,为自己策略性地找到了可以暂时容身之处。汪精卫另立政权(或曰投敌),某种程度上就是国民党的派系政治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极端化,而《中华日报》则与之如影随形,是派系政治极端化的记录者。《中华日报》是日伪合谋贩售所谓“和平建国”“中日亲善”“东亚共荣”政治骗局的大招幌,更是掩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遮羞布,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耻辱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