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时期理想主义与群体暴力的悖论——以法德两国为例

理想主义往往让人联想到伦理学的至善，但理想主义者却往往由于对自己理论和道德的过分自信、对理想社会的过分执著而表现出对他人的不宽容，从而演化出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暴力事实。法国大革命和德国纳粹为我们提供了绝好的案例来思考二者之间的悖论。     

关于蚩尤与苗族族源及迁徙问题研究综述

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与矛盾,关于苗族发展源流及其远古英雄蚩尤的各种说法都常有相互抵牛吾之处,难趋一致。因而,对于其中一些重大争论,诸如蚩尤与苗族族源及苗族古歌所描述的迁徙发生地问题等,作阶段性的梳理,以便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就有其必要性。     

共识性平均主义观及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作为世界性文化现象的平均主义在西方远非一种普遍性的思想,但在中国小农经济的土壤中却主要因其温情脉脉的道德感召力而发展成为贯穿各个时代、各个阶层的文化共识。平均主义有让人们关注弱势群体的一面,但它在中国历史上所导致的诸如扼杀人们的创造性、助长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发展等负面影响,却不容忽视。     

再论抗战初期龙云与汪精卫的历史公案

1938年12月汪精卫逃往越南,途经昆明时曾与云南省主席龙云有过秘密接触,此后汪即走上叛国投敌的不归路。由于汪精卫在中国历史上的敏感身份,使得二人的这一接触从此成为疑案,学者们围绕龙云对汪精卫投敌是否知情等问题争论不断。中立地看,龙云等历史当事人事后的回忆似有与史实不尽相符之处,而评析龙汪之间这一公案的关键,实际需要读者与作者都能设置必要的解读前提,如清晰认识龙汪关系的实质、汪精卫个人形象在出逃前后的巨大差异及1938年时中国抗战的具体境况等,从中可知龙云对汪精卫的去国目的应该知情,事后出于私人道义原则也不愿对汪落井下石,而整个事件的处理既关乎龙云的个人性格,更是龙、蒋、汪三方之间利害权衡的结果。     

洋眼中的近代中国变革——以芮玛丽的《同治中兴》为例

西方人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变革?芮玛丽的<同治中兴>在对中国近代史的审视中透出了西方某些史学家关于近代中国变革的观点,并对同治年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精辟见解.但作者在这部著作中过分夸大了外国影响对中国的重要性,也过分夸大了儒家或儒教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及对近代化变革的抑制作用.     

“二次革命”后孙黄分歧及评价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黄兴这两位辛亥革命的领袖,围绕着诸多问题发生分歧。借助历史参与者的回忆和文献资料来客观地对这些分歧予以评价,对于全面地理解历史人物及反思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     

从昭通到石门坎——柏格理传教重心转移原因评析

昭通和石门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在中国西南先后的两个主要活动地区.以1905年为界,该会的传教重心既在两地之间发生了转移,也在汉苗两族间发生了转移.而由柏格理主持的这次转移既为教会传教带来完全不同的效果,同时,其意义也超出了宗教的范畴,带有对西南苗族文化启蒙的色彩.对其中的原因进行客观的探讨和梳理,无疑对于我国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照作用.     

柏格理及循道公会在昭通所做公益事业论述

为了在中国社会开展有成效的传教工作,基督教传教士经过长期的摸索认定,必须在各地建立医院和开设学校。因此,公益慈善事业成为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助推器。从晚清以来,柏格理及其所属的循道会会在昭通及附近地区做了大量的公益事业,涉及教育、卫生和社会改良等多个方面,客观上促进了滇东北地区社会的发展。但这些事业毕竟属于外国教会管辖,其动机常不可避免地招致中国官民的共同质疑。因而在南京政府建立后,开始逐步采取措施对包括昭通在内的中国西南部外国教会事业进行抵制。不过从事后的成果来看,由于战乱频仍,这些政府事业的有效性并不太高,其最初的目的实际上也并未真正实现。     

建国初期中国社会的“泛政治化”及其后果

极“左”路线的泛滥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建国早期的表面上看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而实质上的非民主的工作方式,导致了政治运动缺乏群众自主性,导致了党内个人专制局面和社会个人崇拜局面的形成,导致了社会生活“泛政治化”和社会表面“理想化”的狂躁,在这样的大背景影响下,中国社会中群体的行为与意识都按照“政治”的要求进行特定的整合,达到如臂使指的效果,这为“文革”的开展创造了条件。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必须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拨乱反正。     

中国捐赠文化的现状及对策

通过对当代中国捐赠现实的关注,分析捐赠文化的社会意义和中国缺乏捐赠文化的原因,旨在从观念上、制度上和民众行为角度构建捐赠文化,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