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萧乾小说的艺术风貌

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以抒情写意见长的京派作家们十分注重造成小说的“永恒不变之美”,他们的小说着力于宗法和乡风民俗的描写,从中挖掘人性和人情之美,艺术上则带有浓烈的抒情诗的味道。乡土抒情的小说潮流到了他们这里,更显得波澜壮阔。作为这派作家的后起之秀,萧乾的小说明显带有该派小说的倾向和特色;同时,由于作家早年苦难曲折的人生经历和由此所形成的忧郁气质,以及作家本人自觉有意的艺术追求,又使他的小说显出殊异于该派其他作家作品的独特风貌。     

心灵的历程：郁达夫和他的小说世界

由时代病和才子病所构成的郁达夫的忧郁病深深影响着小说创作,但由于作者的自我解剖精神,其小说创作又实现了对才子病的超越。郁达夫通过作品探索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生的苦闷,和寻觅人生立足点的艰难。     

周大新小说创作的“变”与“不变”

周大新的小说创作在不同的阶段显现出一些恒定不变的因素,一方面是他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守护,另一方面是对女性及其命运的持久关注。它们共同构成周大新小说创作的"不变"。而他小说创作的"变"则主要表现为他吸收新的艺术因素,在叙事方法和技巧等方面进行艺术变革,以更好地表达他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思考。     

传承与变奏--《田园的忧郁》与《沉沦》之比较

郁达夫的作品《沉沦》以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感受为创作题材。其写作风格明显地受到了日本私小说创作倾向的影响。在《沉沦》中,我们分明地能看到日本私小说作家佐藤春夫的小说《田园的忧郁》的影子。然而,《沉沦》的“忧郁”缘于郁达夫对祖国孱弱的感触和对国家振兴的渴求;而《田园的忧郁》的“忧郁”,仅仅表露了作者个人人生的无聊,缺乏对社会问题的反省和对民族危亡的忧思。正是在这一点上,《沉沦》突破了《田园的忧郁》的写作意境,实现了主题的变奏。     

萧乾小说的诗性与基督教文化

萧乾小说具有明显的诗性特征.萧乾小说独特的人性视角和善恶并存的生命意识,给小说带来了既忧郁又悲壮的诗化情调.萧乾小说在反基督教的表层叙事结构下隐含着从伦理价值建构方面向基督教文化寻求文化资源的价值取向.基督教文化和<圣经>文学,带给萧乾小说抒情方式间接性、暗示性的形式美感.     

试论索尔·贝娄最早的两部小说

索尔·贝娄最早的两部小说，尽管受到作者的轻视，但它们刻画的人物跟他后来作品的主人公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敏感内向、多疑好思、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苦苦追求人生的意义和道德新生的城市现代人（大多以犹太人为典型）。不过这两部小说严谨的结构和忧郁的风格还不足以展示贝娄独到的艺术特色     

世俗生活中的卑微人生——“重返”汪曾祺“八十年代”小说创作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在"八十年代"赢得了广泛的关注,"重返"他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他对"八十年代"小说革新的重要意义,在于他的创作对世俗生活和卑微人生的发现。在启蒙和革命文学话语中被批判、被改造、被拒斥的世俗生活和卑微人生成为汪曾祺小说中合理、合法、肯定甚至颂扬的对象。同时,汪曾祺小说对世俗生活和卑微人生的发现开启了"八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     

萧乾小说中的家园想象与诗意的生成

从萧乾个人的流浪经历、乡愁以及爱情等角度具体分析贯穿其小说创作始终的家园想象与小说诗意生成的内在机制。萧乾的小说创作持续时间不长,数量也不多,但在中国现代文坛却有着持续而重要的影响。萧乾本人被视为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其长篇小说《梦之谷》在刊发之初就被巴金、靳以等人看好,后来又被文学史家称为"五四"以来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萧乾的小说之所以成功,其关键因素在于充斥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诗意。     

萧乾“文学—新闻”两栖写作与身份认同探析

"文学一新闻"两栖写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一种特殊的写作现象,萧乾便是这个特殊群体中的典型代表。独特的生活经历、编辑记者的职业素养和那个时代急剧变化的历史风云,使萧乾的人生和创作道路殊异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通过分析萧乾职业与心理成长的多元语境以及从文学到新闻的创作流变,考察其"新闻一文学"两栖写作思想的建构过程及其对两种身份的认同,对当前重读其兼具文学性与新闻性的作品具有特殊意义。     

茅盾小说:社会人生的艺术再现

茅盾的小说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从“文学为人生”的文学观出发，要求文学反映“全般”的社会生活。他通过“缩影式”的描写，把广泛的社会人生熔铸在长短篇小说的艺术建构之中，并且以多种艺术手法对社会人生进行理性评价。在实现再现社会人生和评价社会的过程中，茅盾极其注意小说本身的文学因素，着意突出它的审美个性。他的小说，精心结构故事，潜心描写场面，注重塑造人物。此外，题材的广泛性，形式的多样性，艺术手法的多种追求，又使其作品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     

吴宓的写实小说论

吴宓认为小说不是生活的消遣，而是人生的表现，赋予了小说对个人、社会和世界以厚重的文明教化功能。他从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流派那里吸收“写实小说”的概念，把自己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作为小说主旨追求的目标，强调小说对真、善、爱等终极价值的张扬。依此为标准，吴宓展开了对中外“写实小说”的批判。     

索尔·贝娄的生态观--小说《院长的十二月》的启示

贝娄在其小说中发出了生态批评的声音,其作品呈现了他的和谐生态观以及他对人类生存环境所具有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小说《院长的十二月》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小说不仅表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而且表现了人在与自然的对抗中自我的深刻异化。贝娄在小说中呼唤通过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使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走上良性发展的轨迹,实现人对自然的“浪漫式回归”、人与自然的美好相遇。     

守望和谐——论袁仁琮小说的价值取向

侗族作家袁仁琮的小说创作有明确的价值追求。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为界，前期的作品一体化的痕迹比较明显，后面的作品则有独立的价值追求。尽管九十年代后作家的创作环境宽松了，但袁仁琮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在他的小说中，他关注弱势群体，致力于社会和谐，严以律己，脚踏实地地以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奉献才智，自觉地充当着和谐社会守望者的角色。     

张恨水小说的话语世界与传统因缘

张恨水小说的话语与传统因缘有着密切联系。在形式上,张恨水改良了传统的章回体小说;在描写手法上,注重人物心理和场景的描写;在题材上,描写了市民的生活;在思想上,体现了五四时期的新思想。总之,张恨水小说的独特魅力在于它既保留了传统小说的精华,又借鉴了西方学的优点。     

刘震云小说权力批判的审美价值

刘震云对于权力腐败的批判和揭露在其创作初期就已经开始了。他以形象生动的审美方式和艺术良知,借助自己零度叙述和模糊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权力腐败现象,审视了权力腐败的关键和重大危害,尤其是揭示了权力腐败对民族生存、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危害,完成了作为一个作家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     

霍桑小说《红字》对有色人种的态度倾向

《红字》是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长篇小说,在美国文学领域引起了世纪之久的关注和评论.霍桑在《红字》中通过对黑男人和印地安人的刻画,表达了反对奴隶制、对黑人奴隶的同情和对印地安人尊敬与赞扬的态度倾向,揭露了父权制社会是种族压迫的根源,揭示了小说的主题——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和谐社会.这对美国社会严重的种族问题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高兴》:“醉酒的拾破烂者”——一种“城市生活”的叙事

《高兴》是对《秦腔》中的农民走出土地,来到城市后生活状貌的续写。贾平凹要在故乡日渐颓败凋敝的过程中,开始关注农民进城后的生活,因此可以说,《高兴》是《秦腔》的"城市化"续篇,《高兴》表达了对故土以及生息于其上的人们在现代化变迁中命运一以贯之的关注,与19世纪波德莱尔诗歌中"醉酒的拾破烂者"精神气质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这群进城农民坚强又懦弱、自负又自卑、充满同情心又愚昧不可及。《高兴》对流落都市的拾荒者们命运遭际的"社会记录",客观真实精彩地提供了表达中国当下经验的一种"城市叙事"。     

胡宗健当代小说评论刍议

胡宗健先生自 1978年从事当代小说评论以来 ,先后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 2 5 0余篇评论文章 ,尤其是对湘籍青年作家的评介 ,对“新写实”、“新状态”、“晚生代”的指认 ,对西方文学批评和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转换 ,见解新颖、材料翔实、论述准确、方法独到。     

叙述城市的视角和立场--评郭明辉《一个人的陷阱》

郭明辉小说是对城市的叙述.他笔下的城市与人物是和谐的.他不写变形的人物,不刻意加入自己的思考,甚至不显露自己的情绪,似乎只是忠实地表现城市生活,做一个旁观的记录者.郭明辉小说的叙述具有平民化倾向,但作品内容的平民化并不等于作者立场的平民化,他看似以大众立场(民间立场)介入文本,但从小说中主人公的身份、作者处理题材的态度等方面,能够看出作品的精英立场.     

赵树理小说在当代文学话语规范建构中的命运

赵树理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话语规范建构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命运。20世纪40年代,其小说从最初遭到评论界冷遇,到因契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受到左翼文学评论家与国统区作家领袖的一致赞誉,直至被树立为"赵树理方向";五六十年代,则因其小说"经验真实"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念真实"的标准而遭到强烈批判。其小说的命运,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规范在建立过程中的变动、含混与内在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