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居城市的管理:以上海法租界中部地区为中心

近代上海城区中,较之公共租界与华界的南市与闸北,法租界中部地区以街道整洁、环境幽静、文化氛围浓厚著称,是颇负盛名的宜居城区。考其形成原因,是法租界紧跟国际上对城市进行功能分区的时代潮流,对界内工商业进行统一的规划与严格的分类营业管理。近代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这三界中,法租界工商业发展比较滞后,城市规划与改造成本较低,又实行总领事独裁制,这是法租界中部地区能够发展为宜居街区的物质基础与制度因素。     

娱乐、风化、政治:近代上海茶馆禁妓研究

上海开埠后,商业的发达、移民的集聚使得娼妓业很快兴旺起来.同时,茶馆业迅速发展,茶馆成为晚清时期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之后,妓女“结缘”茶馆长达数十年.对封建官府来说,为维护风化,茶馆禁妓势在必然.由于一市三治的特殊政治格局,华界官员极力寻求租界当局的协助.在租界、华界共同展开茶馆禁妓的过程中,双方因理念的差异、利益的冲突和权力的争夺不时发生摩擦.进入民国以后,妓女逐渐离开茶馆,至1930年代最终消失,其中原因复杂,结果也不容乐观.     

租界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官慕久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决定将洋经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屋及居留之用。”①这片英人居住地也就是后来所称的英租界。以此为开端，租界在各通商口岸相继出现，它们以极其复杂的历史内容影响着中国早期现代化，构成中国近代历史运动中兼动力与阻力于一体的又一因素。一、“国中之国”与市政文明示范租界自出现之始，便挟带着强横的色彩，列强握夺了中国对租界的统治权力，在租界建立起独立的行政、警察和司法机构，…     

1935年上海法租界人力车夫罢工初探

1935年7月法租界公董局发出通告限令人力车夫进行登记,企图以此限制车夫人数.这一城市社会管理的举措有其合理性,但由于没有考虑解决被淘汰车夫及其家属的生活出路问题,损害了人力车夫这一弱势社会群体的利益,矛盾骤然加剧.在多方与公董局交涉遭到拒绝后,人力车夫实行罢工.他们在遭到巡捕弹压时群起自卫抵抗,宣泄平日郁积的仇恨情绪.在这次罢工中,车夫与车商的关系有利益冲突的一面,车夫因怀疑车商会不顾甚至牺牲车夫的利益,一度采取过激行动.但双方更多的是有合作抵制法租界当局、共同维护人力车越来越边缘化的行业利益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人力车夫的工作方面总体上说并没有少花力气,但未能统一领导、协调上海两个租界的人力车夫的斗争,也没有在法租界的人力车夫中建立基层支部.因此,对于中共在上海人力车夫中的工作成效不宜估计过高.     

美国民族身份悖论的田园向度及其文学表征

美国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国度,其民族身份也不例外。自北美殖民时期到后“9．11”时代．美国民族一直表现出极强的悖论性特质,一面是技术至上,崇尚物质与扩张,属典型的帝国心态,另一面是眷恋乡村,向往荒野与回归,饱含诗意的浪漫情怀。文章认为,这种特质既与新大陆的自然环境关系密切,也是美国人“建新伊甸园”使命的外化,凸显一种田园向度,在不同时期有着丰富的文学表征与之呼应。本研究以田园理想和都市情结为逻辑理路。探讨美国民族身份悖论的田园特质、文学表征、历史渊源及其发展趋势,为美国文学中田园理想的阐释提供新的视角,对开展美国文化的多元研究意义深远。     

近代上海狂犬病防疫下的犬类管控

犬类是狂犬病毒的重要中间宿主.为预防狂犬病,上海从晚清即对犬类实施管控.全面抗战前,租界虽对犬类施行有效管控,但华界并未管控犬类,后来华界政府颁行章程取缔野狗,但该章程却未被卫生局有效执行,因此,狂犬病在彼时的上海依旧频发.战后负责犬类管控的警察局采取家犬登记、持续捕杀野犬以及强制家犬注射狂犬疫苗等措施,在减少野犬数量的同时,也减少了人感染狂犬病毒的病例.因此,管控对人类有疾病传播风险的动物应在一定区域内联合进行,亦需加强执行部门的参与.     

游离于租界内外的情感——沈从文小说创作与上海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租界,以其独一无二的生存环境对沈从文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仔细考察沈从文居留上海期间的创作、通信及相关资料,从艰难的租界生存和丰富的谋生体验、庞杂的租界叙事和难舍的乡情、矛盾的租界情结和尴尬的＂乡下人＂身份等三方面作出论述,以期对上海租界在精神、生活、创作等方面对沈从文的潜在影响作出较深入的探讨。     

中共“一大”为什么选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一个城市社会史的考察

1921年以前,在上海城区中,较之公共租界、华界南市与闸北,法租界在城市化进程中占有后发优势。1914年,法租界面积大扩张、城墙拆除、洋泾浜填平,使得法租界与城厢内外、公共租界连成一片;法租界城区规划严格,环境幽雅,人口密度低,地价便宜;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政治上也比较安全。这样,法租界便获得空前发展机会,成为对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很有吸引力的地方。国民党政治精英包括孙中山、章太炎、李书城等集中居住在这里;宣传社会主义的文化精英,包括中共一大实际筹备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也集中居住在这里。法租界俄侨众多的特点,也为帮助中共一大举行的吴廷康、马林、尼科尔斯基等外国人活动提供了方便。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使得法租界成为中共一大举行的比较理想的场所。     

1927年上海中立案与美国武力护侨政策

1927年1月汉浔事件后,中外共信亦失,引起长江上游地区美侨的大撤退,上海一时之间成为美侨避难地。鉴于庚子事变的深刻记忆,列强对防卫上海租界采取不同政策。与英国迅速出兵相比,美国在防卫上海的问题上显得格外谨慎。为了舒缓增兵护侨的压力,美国政府在英国出兵后适时抛出上海中立案,不久即遭失败。之后美国趁势改变方略,调派海军陆战队第六团赴沪,充实护侨兵力,并最终形成列强合作防卫上海租界的局面。     

上海租界的人口与经济变迁

在 1 8 45年至 1 941年的近百年间 ,由于国内外人口的大量迁入 ,上海租界人口从区区数百人猛增到数百万人之巨。这种情况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亦属罕见。为什么上海租界人口能如此迅猛地增长 ?以往的论著多认为与战乱有关。虽然有些论著已提及经济因素 ,但仍认为经济发展主要是在平时刺激着租界人口的增长 ,而在战时 ,则是难民的涌入激起了租界人口的猛增。笔者认为 :无论是在战时或平时 ,经济因素始终是上海租界人口变迁的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从表面上看 ,上海租界人口于 1 85 3年、1 86 0年、1 937年出现的三次突发性增长高潮确实是由战乱引起…     

《瞧瞧谁是英雄》中妖魔化的"异国形象"

美国的朝鲜战争小说《瞧瞧谁是英雄》中的韩国女性形象,是西方作者从优越的本土文化和“社会集体想象物”着眼,将韩国女性作为异国情调来建构而形成的,她还被置于理想化的西方人物形象的对立面而加以妖魔化。这一形象不仅是东方主义“西优东劣”思维定式下的“他者”和危及西方文明的落后群体,更是西方借此贬低东方、彰显西方文明的书写。     

开放与调适:上海开埠初期混杂型社会形成

上海在开埠以后的20多年中,逐渐由一个比较单一的社会,变成混杂型社会,主要表现在中西管理权限交叉、中西利益交叉、中西法律混合三个方面。本文通过上海对西人开放、租界对华人开放、华洋的抗争与合作、混合法庭会审公廨的形成诸问题的论述,说明上海开埠以后混杂型社会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因缘际会的结果,也是谈判、协商的结果。     

洋布衣在晚清的流行及社会文化意义

19世纪下半叶,随着通商以后洋布输入的增加,城镇市民穿用洋布日渐普及。这种衣着新习俗的形成,带来了 新的社会文化含义:洋布与土布成为城里人与乡下人衣着外观上的一般标志性区别;洋布的普及使市民中等阶层更为凸 显,认同感增强,传统服制的上下等级色彩减弱;市民的衣着消费方式更加市场化和大众化,并与近代工业制品市场相连 接;市民的衣着时尚性和流行化增强。这些由洋布流行引起的市民生活方式的变化,都与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趋向相联 系,是中国社会近代化变迁在人们日常生活上的一种反映。     

上海城市的文化认同及其开放与容纳

在中国,城乡差别原来不很明显,通商口岸的出现,城市优越感才普遍形成。其中,上海这样的通商大埠在促成城市优越感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海人在一般的都市优越感上,又加上因西化而带来的特殊感。这种特殊感并不完全是上海人的自我感觉,它更是上海以外的人们对上海和上海人的模式化的认同。1949年以后,这种优越感有增无减。     

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竞争力的比较

随着我国金融业逐步对外开放,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在本土的竞争将会日趋激烈。中资银行既有本土经营的优势,也存在经营管理体制上的严重缺陷。外资银行的优势主要表现为经营体制的灵活性和强大的国际化竞争能力。中资银行要提高竞争能力,必须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支持金融创新,同时也要与外资银行做好合作双赢的工作。     

近代上海法租界与法册道契

法租界为近代上海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租界屡屡出现的越界筑路与外国人经常性的越界租地,彼此交织.以往的论述多聚焦于越界筑路,视其为租界扩张之前奏,实际上大量的越界租地更具有蚕食性.法册道契作为在法租界内执业之主要凭证,在诸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从总体上说,法册道契的发放与法租界的扩张过程是一致的,但透过对道契档案的解读,可以更清晰地揭示法租界从设立到扩张的诸多细节及其微妙关系.     

本土资源与外国史研究

中国的外国史研究面临许多困难 ,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本土资源相对缺乏。欧美的中国史研究依托于其史学的整体性发展、厚重的学科积累和丰富的本土理论资源 ,故能取得令中国和国际学界瞩目的成绩。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尚在幼年时代 ,学科积累单薄 ;而且 ,由于中国史学在转型中出现困难 ,不同学科领域缺乏交流 ,本土社会科学理论均不成熟 ,因而外国史研究未能从本国学术和思想中获得充分的滋养。外国史研究者通常只能片面地借助域外资源 ,难以产生有特色和影响的学术成果。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学者更应借鉴欧美中国史研究的成功经验 ,充分发掘本土资源 ,在修养和学识上形成一种对域外资源的过滤、消化能力 ,借助本土文化底蕴、中国文史修养和深切的现实关怀 ,形成独特的观察角度和解释框架 ,以期在某些领域和专题上取得突破     

19-20世纪之交美国对远东的鸦片政策

美国对鸦片的政策及其禁烟的努力经历了一个演化的过程,即首先由美国国内的禁烟开始,然后将目光转向了远东的属地菲律宾,并在菲律宾开展禁烟运动。1906年,晚清中国的禁烟运动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机会来倡议国际联合禁烟,将禁烟运动国际化,即由一国的国内事务成为世界各国共同担负的责任和义务。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拉开了禁烟运动的序幕,由民族主义浪潮所激发的清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努力也迫使美国作出了让步,支持中国第一次以平等国家的身份参加国际禁烟会议。     

中国最早出现的外国邮戳

鸦片战争前,澳门和广州是中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心。葡萄牙和英国为满足邮政通信的需求,在两地非法建立了最早的外国邮局,并使用了最早的外国邮戳。外国邮戳在中国经历了多次变化,它既反映了外国侵略中国邮权政策的转变,又为深入研究清代中外关系提供了宝贵资料。     

娱乐、商业与民族主义——以1930年“辱华”电影《不怕死》引起的纷争为中心

1930年,一部名为《不怕死》的美国影片在上海租界放映;未久,就因内容辱华而遭到抵制,民族主义情绪激荡起的斥责之声纷纷指向影院及影片。商人在民族主义大潮中处境尴尬,但举动并非消极。他们左窥右探,一面极力规避着民族主义运动带来的风险,一面又巧妙的因势利导,回应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大潮之下,政府亦积极介入,它意欲引导民族主义运动,当然有其目的与指向,但以利用一言而概之或失同情。在时代激荡的大环境下,政府的理性与因民族主义而起的激情相互交融,故其行动亦在如此混沌、复杂的情感中展开。与此同时,那些疏离民族主义运动大潮、只想在影院开怀大笑一场的民众,多被指斥为麻木不仁。舆论对民众的指责,一方面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多歧性,一方面也表征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压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