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宇为何称望帝

杜宇是继蚕丛、柏灌、鱼凫之后，第四个在成都平原立国的蜀王。文献记载杜宇“乃自立为蜀王，号日望帝，治汶山下，邑日郫，化民往往复出”。然而，杜宇为什么会被称为望帝？杜宇称帝又说明了什么？而杜宇又是怎样称帝的呢？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逐一分析与解答。     

“鱼凫田于湔山”及其可能的地域

湔山是鱼凫、杜宇等数代古蜀王朝狩猎、种植、生产的重要地域,是政治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常璩(东晋291-361年)著《华阳国志》描述的"鱼凫田于湔山"的缘故和地域今天依然不十分清晰。笔者通过实地调研文献分析认为,"鱼凫田于湔山"有其特殊的历史缘故和地理位置。古蜀王国时期,王权更替,执行"禅而不传"的权利交接方式。从鱼凫到杜宇、再到开明王,事实上是"禅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此以知其弗利也"(《唐虞之道》第27号简)。就蜀王个体而言,不可能活数百岁,无论蚕丛、柏、鱼凫还是杜宇,都可能采取"转世"方式延续其王和神权,故才能"皆神化而不死"。周武王伐纣成功,在建立西周之际,下诏蜀国"天降杜宇",鱼凫被迫禅让王位,因此,"田于湔山"应发生在鱼凫王失去王位之后。另一方面,由于失去了王位,"鱼凫田于湔山"的活动范围相对狭小。"田于湔山"的有限位置,可能在当今四川省彭州市磁峰镇、小鱼洞镇,包括通济镇等周边一带。     

杜宇神话的真相探究

杜宇作为古蜀先王,其知晓度最高,相对多的记载使他成为破解古蜀之谜的密钥。通过对杜宇族源、婚配、禅位和魂化等事迹的探讨,可知杜宇是继蚕丛、柏濩、鱼凫之后的蜀族首领,从天墮山下至江源,与朱提族首领"利"通过联姻组成部族联盟,从而学习了农作技术。杜宇因教民务农而被奉为土地之主,又因不能治水而禅位开明,自己退隐西山,死后被视为杜鹃,继续催人耕作。     

四川犍为出土巴蜀土坑印字是古彝文字符考

彝族早就进入犍为地区,与当地土著濮人融为一体。在古蜀国开明王朝前,从朱提(云南昭通)到郫邑称帝的杜宇早已统治犍为地区。1997年,四川犍为出土战国时代的古蜀铜印3枚,有多个字符。本文认为,犍为印字符是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的彝文字符,并用彝文字符考释了铜印字符,译成了汉文。出土巴蜀土坑印字与古彝文的考释印证,将对彝族与古蜀族的历史文化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美姑岩刻"的年代、族属及内涵初考

“美姑岩刻”年代在笃慕之前,距今2700余年,系濮人所刻;杜宇从朱提出发到郫邑为王称帝,可能途径美姑、乐山等地。杜宇或杜宇的儿子败逃时,也可能选择这条路线南撤。“美姑岩刻”在美姑出现将不是出于偶然。“美姑岩刻”可能与祭祀有关,与祭神或祭祖有关。“美姑岩刻”的古老历史、丰富的刻画图形、神秘的内容,对于研究古代濮人、古代彝族的历史、文化、宗教、民俗、艺术等,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羌族地区建置沿革考略

羌族地区北接甘肃、青海,南连四川,包括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部岷江流域的汶川、理县、茂县、松潘及黑水等县,以及与之毗邻的绵阳市西部湔江流域的北川羌族自治县一带,始为古蜀国蚕丛氏活动区域.秦末汉初,羌族进入该地区.公元前285年,秦国置湔氐道隶属蜀郡,羌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此后2000多年建置颇多变迁.     

“当江制度”与清水江流域的生态变迁——以碑刻资料为考察重点

清水江流域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当地民间许多地方性制度密切相关,其中木材贸易的"当江制度"演变是了解清水江流域生态变迁的切入点。"当江制度"即茅坪、王寨、卦治等三寨木行轮流当江,上河山贩不能冲江出卖,下河客商不能越江购买,林农也不能直接将木材卖给下河客商。"当江制度"的核心是禁止"越江争买",这种木材垄断贸易规则有力地维护清水江流域林业的持续发展和当地生态的平衡。"当江制度"崩溃与清水江流域生态退化同步。换言之,"当江制度"的兴废关系到清水江流域生态的好坏。     

吴化粤语的历史形成

粤西鉴江流域自古是汉人和古百越人杂居之地。从南北朝至初唐时期,此地"冯、冼"结合,"汉、越"共建而又从属于汉人中央政权的地方政权,罗州、高州的行政建制,以及与广州地区的密切联系等等历史因素,促进了本地区的汉化,糅杂了大量古百越语的汉语方言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     

汉语“江”的词源辨正——与张洪明先生商榷

关于汉语"江"的来源,学术界主要有"外来说"与"汉语固有说"两种观点。"外来说"认为"江"源自古越语,"汉语固有说"则坚持"江"为汉语固有词汇,而历史文献、考古、地理、语言学以及民族学等方面材料表明,"江"并非汉语固有词汇,而是来自古越语;汉语中专有名词的"江"大约始于商代,普通名词的"江"则是汉语与古越语进一步接触、融合的结果。     

民意不可违——拜谒崇德祠、武侯祠有感

今年春,我慕名来到都江堰市拜谒崇德祠,原以为这是纪念秦国蜀守李冰的专祠。然而听导游介绍,崇德祠前身乃是纪念蜀王望帝杜宇和丛帝开明氏的望丛祠。从汉代起,群众自发地在望丛祠中祭祀李冰,喧宾夺主,致使望帝倍受冷落。民意难违,官方只好顺应民心,在南朝齐建武时,益州刺史刘季连把望丛祠迁到郫县,原祠改祀李冰,命名“崇德祠”。在成都拜谒武侯祠时,我又生出许多疑点。既然是武侯祠,是祭祀诸葛亮的专祠,那门楣上为何高悬着“汉昭烈庙”的金字匾额?“汉”,是刘备创建王朝的名称,“昭烈”是他死后的谥号。大殿正中,端坐着高大的刘备的贴金塑像…     

江原古城与《山海经》

20世纪80年代,岷江西岸史前古城的发掘,对认识《山海经》及其他先秦古籍提供了新的材料,和不少文献一起印证了夏代以前禹、稷族人在岷江西岸活动的原始记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民族大迁徙和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中,发祥于岷江西岸的禹、稷族人因加入黄帝联盟以及与共工争夺成都平原岷江西岸的资源而发生的战争中被迫迁徙,但他们的文化和风俗至今仍在该地域有丰富的遗存。     

古蜀史料辨伪

古蜀史是指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以前西蜀地域的历史。在古蜀史料中关于"蜀之为国,肇自人皇"、"蜀王,黄帝后世也"、"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的记载皆出于战国后期及秦汉时期。从有关这些史料的典籍的时代及所述史事的考辨,可以证实近世所建立的古蜀世系观念是由传说而"层累"地造成的,它仍属传说的性质,并非信史。近年学术界在研究巴蜀文化时存在一种以"信古"的倾向出发而将传说与史实混淆,未能对有关史料进行辨伪,以致难以认识古蜀社会性质的真实。     

《虞书》与“王道”：礼治的“王制”原型研究

今存《虞书》5篇居《书》之首,以尧、舜、禹的叙述为文理的核心,孔子、孟子指引当世施行仁政王道的重要典据,是儒家经学义理的关键。《礼记·中庸》《史记·孔子世家》的叙述语境,清楚显示孔子处理传世的《书》,焦点放在“礼”这一重要关节。孔、孟关注《书》中有关尧、舜的内容,标榜尧、舜之道,关键是其中的礼义与礼制。格、致、诚、正而至于修、齐、治、平,一以贯之,皆因之体现。《虞书》构成“圣王”制礼作乐的典范,体现“王道”意义。     

《蜀王本纪》与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离不开历史文献的指引和诠释,而历史文献也离不开考古发现的证明和补充。作为目前能见到的时间最早、内容稍多一点的古蜀史书《蜀王本纪》,是我们认识和诠释地下出土的古蜀信息的宝贵钥匙,同时,《蜀王本纪》也需要考古发现的证明与补充。     

论宋亡“诗史”

宋末士子在经历了空前的鼎革动乱之后,对杜甫“诗史”精神有了比唐人更为深刻的认识。而在艺术形式方面,他们对杜甫“诗史”又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尤其是汪元量主要用联章组诗手法创作出来的宋亡“诗史”长卷,舒岳祥主要用以序代题手法创作出来的反映宋末元初东南沿海地区动乱现实的“诗史”巨卷,则更成了我国“诗史”发展史上的两座里程碑。     

成都对杜甫的接纳与成都对杜甫的改变

被杜甫喻为“宇宙蜀城偏”的成都,在杜甫走投无路时,接纳了他。杜甫没有想到,这座城市的官员、亲旧、邻里甚至僧寺不仅敞开胸怀接纳了他,而且在悄无声息中改变了他的审美情趣、诗歌风格、生活方式与诗学独照。杜甫一生流离颠沛,只有在成都,才得到难得的喘息。诚如仇兆鳌所言“盖多年匍匐,至此始得少休”。这成都的“少休”,竟成就了杜甫与成都的一段经典“传奇”,在中国诗歌史和文化史上注定要永放异彩。     

龟井南冥《春秋左传考义》的注释方法及其学术史意义

《春秋左传考义》是日本江户时期龟井南冥对《春秋》经文及传文中存疑的语句进行精心注解的一部重要著作。龟井南冥善于实证研究,注重义理探析和语气照应,对无法精准训释的内容或并存诸家之说以备案,或存疑不考以阙疑,从而保证了注释的客观公正;他以批评杜预注为出发点,指陈杜预注失误、失考、失于详、取臆说、强为之解等,并逐一辨证,或补充杜预说,或立新说;他在材料的使用上强调可据性、可靠性,注重广泛寻求类似的语例和事例,尤为注重从《春秋》经传中寻求相似的例子加以比勘进而得出结论。《春秋左传考义》有力地扭转了江户时代日本学者研治汉学局限于宋明理学的风尚,标志着日本汉学研究方法由宋学向汉学的转变,在《左传》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蓝田崔氏庄之“崔氏”考

杜甫关于蓝田二诗是写在崔氏山庄与母系亲属聚会之事，崔氏山庄应是驸马崔恭礼后人崔兴宗居处，这与王维、王缙及杜诗所叙环境位置相合，新出《崔汪墓志》亦证明蓝田有崔氏墓地。杜诗中白水舅氏有兄弟三人：白水明府崔顼、少府崔顶与崔预，名人崔造、崔弘礼是其孙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权德舆为崔氏所作墓志均将尉、令误书。新出权璩、李仍叔所撰崔氏墓志亦误，唯曾孙书、孙女婿所撰墓志不误。杜甫母系极可能是崔民幹一支，与崔顼一系共五世祖，杜甫虽少直系舅亲，而与舅系关系密切。在战乱前，杜甫已托邻县舅辈崔顼、崔顶关照安置在邻县的妻子，杜甫到华州后可能又将妻子安置到崔氏舅家，大历初其弟也将妻子安置在蓝田崔氏山庄。     

“蜀左言”新解

《文选·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蜀王本纪》有"蜀左言,无文字"的称述,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古蜀人"左言"是与汉语性质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这几乎成为此前古蜀文化和古蜀语研究者的共识。现在古蜀有文字已经得到学术界认可,而对"蜀左言"的词语结构、文献用例、构词语素含义的研究结果表明:"蜀左言"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少数民族语言,而是上古汉语的一个地域分支;它与上古汉语雅言并无贵贱之分,而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蜀左言"与上古汉语的区别并非体现在词序和语序上,而主要在语音的声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