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承业纂《东台县志》稿的史料价值

清末民国东台士绅袁承业曾参与民国时期《东台县志》编纂，虽该志最终未成，但袁承业所纂《东台县志》相关部分则以私刻本和稿本的形式保存下来，且该志在1994年新修的《东台市志》中没有被充分利用。该志稿不仅对嘉庆《东台县志》原有内容有很多增补，更着力对晚清民国时期东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迁加以记述，有着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民国时期四种稀见吉林地方志考释

从县志的著录与收藏、修纂者考、内容考三方面入手,针对馆藏[民国]《长春县志》、[民国]《农安县志》、[民国]《延吉县志》、[民国]《辉南县志》这四种民国时期稀见吉林地方志进行考释研究,目的是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让地方文献活起来、利用起来,让地方文献造福一方。     

民国《西昌县志》的编纂及其学术价值

民国时期的《西昌县志》是凉山地区重要的地方旧志,在体例和内容上对清末的几部志书《西昌县志》既有传承又有创新, 该志在地理、食货、产业、政制、教育等志下均有新类目出现,志书体裁和门类设置更加科学合理,体现实用性。此外,民国《西 昌县志》更设“武备志”“兵寇志”“夷族志”,这与西昌所处地理与政治环境相关,也与修志者对于战争、少数民族的重视程度有 关。由此反映出民国《西昌县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真实地展现了清末至民国年间的西昌社会经济 状况和社会历史变迁,是研究西昌以及凉山彝族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泰安历代地方史志介绍

地方史志记述着各个地区历史与现状的社会文化现象。作者根据多年来搜集、考证,泰安有史以来官修的史志有十部：明万历三十一年《泰安州志》;清乾隆二十五年《泰安县志》;清乾隆二十五年《泰安府志》;清乾隆四十七年《泰安县志》;清道光八年《泰安县志》;清光绪三十三年《泰安县乡土志》;民国十八年《重修泰安县志》;1993年《泰山志》;1996年《泰安市志》;1997年《泰安地区志》。本文对十部泰安文志还一做简要介绍．这些史料的存在,无疑对研究泰山文化以及振兴泰安经济有一定参考价值。     

刘赞廷《恩达县图志》的编纂、版本流传及史学价值

作为刘赞廷所编纂的西藏地区首批县志之一，《恩达县图志》自编纂成稿以来，多次被整理与刊印。其记录了乾隆十一年至民国元年恩达县的自然与社会面貌，尽管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但其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所记内容较为客观真实，民族地域特色鲜明，表现手法独特，体现了编纂者以民为本的修志观，在方志目录学、历史文献学以及藏学研究中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清远县志》所收词作及改词现象考论

康熙元年刻、康熙十一年增刻本《(康熙)清远县志》所收词作九首,作者均题为明代清远县官员。其中,前五首与《文溪集》中的基本相同,据《清远县志》与《文溪集》的文献版本年代的比较、词作的内外文献互证及两者之间的文本差异,确定县志中的前五首词源于南宋李昴英的《文溪集》,后四首为明词。方志在编纂过程中为了满足方志编纂的体例、内容的要求,编纂者故意抄袭某些文本,对原作的小题、正文进行删改,以符合县志的选词标准。而后来的方志编纂者也未加考订,导致错误接连出现在四种《清远县志》之中。     

宁夏(民国)《豫旺县志》辨伪

传世的1925年朱恩昭修纂6卷本《豫旺县志》一直被学界当做宁夏同心县重要的地方文献在利用.实际上,这部旧志是撮抄之作.编纂者直接把(民国)《朔方道志》中与同心县前身镇戎县有关的内容撮抄出来,参考《朔方道志》的体例,再杂以(光绪)《平远县志》的部分内容,汇集为一编,取名《豫旺县志》行世.《中国方志丛书》《宁夏地方志丛刊》《中国地方志集成·宁夏府县志辑》等丛书都影印出版了这部志书,客观上扩大了它的影响.该志对于研究同心县史志具有一定价值.     

简述李方膺及其雍正本《乐安县志》

李方膺主持编纂的《乐安县志》是乐安县志书中价值最高的一部,也是山东名志之一。本文以国家图书馆藏雍正本《乐安县志》为研究对象,对志书的作者、版本、编纂过程和价值四个方面进行研究。李方膺不仅绘画成就突出,在政治和方志编纂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李方膺在《乐安县志》的编纂过程中多有创新,体例上采用了纲目体,内容上注重史料和考证。《乐安县志》具有重要的史学、文献和思想价值,为后世志书编纂和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麻江绕家人服饰

生活在麻江河坝一带的绕家人有5400多人,自称为“育”,史称“幺家”、“天家”或“绕家”(明郭子章《黔记》,清《贵州通志》、《都匀志》,民国《麻江县志》、《都匀县志稿》).从元至正十三(1353)年有“夭坝千贼首齐果反”看,绕家见诸史册至少已有700余年历史了.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中,绕家人尽管时与苗族、汉族、布依族等有所     

试论《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的提要纂修思想——基于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比较

《四库全书荟要》直接为乾隆及宫廷人士"憩此观书"的"阅览"服务。《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为实现"圣人所必察",不仅强调书籍的"经世致理"思想,亦保留"怡神悦目"的消遣作品。而《四库全书总目》主要面向"天下"士人,侧重对采进文献政教意义的强调,从而以人心教化角度批评不利政统的作品。此类差异在二者的"小说家类"提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到《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变化表明清代统治者逐渐对当时"天下"文献的价值秩序及其文献秩序进行强化整合。     

北宋“三孔”籍贯新考

北宋“三孔”(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兄弟),《宋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代编纂的《新喻县志》等称之为“临江新喻人”。但明清的《临江府志》却说他们是临江峡江人,清代《江西通志》和《民国江西通志稿》又称其为临江军新淦人。为此,今天出版的辞书、诗词选本等对他们的籍贯介绍,三说并存,莫衷一是。文献梳理和实地考察的大量证据证明,“三孔”的籍贯是宋时的临江军新淦县,明代嘉靖五年析新淦地置峡江县至今,“三孔”的故乡属峡江县。     

王坚“收复兴元”说质疑

《中国通史》第五册在叙述战功卓著的合州守将王坚的事迹时,说他“一二五二年,曾出兵打败蒙古军,收复兴元”.(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通史组编,第424,425页)最近再版的《钓鱼城史实考察》也说;“1252年(宋淳祐十二年)王坚并收复了兴元”.(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编,第16页)在张森楷编修的民国《合川县志》里,也有类似的记载:“王坚,□□人,淳祐十二年,以武功大夫收复兴元有功,转遥郡团练使.”(卷33《名宦志》)联系当时历史实际来考察,这种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     

略论民国方志出版中的尾花及其特色

在《中国方志丛书》、《中国地方志集成》收录的数百种民国方志中,《酆都县志》、《永顺县志》、《新兴县志》和《东湖县志》是4种编排了尾花的极少案例。从其中的尾花图案来看,既有对中国传统绘画元素的继承,也有对西方绘画技巧的借鉴,体现了中西文化交融的特点。从尾花的版式编排来看,则缺乏规范,既非有空必排,也非图文分排,说明民国方志中的尾花运用仍处于探索阶段。     

又见民国

民国历史离我们最近。南京曾是民国的首都,一部民国史,半部在南京。民国文化经过近百年的沉淀,再次浮出水面,使我们又一次的遇见了民国。在这里,我们可以尽情地品评民国、品评民国文化,您或许有不少收获呢。《民国珍档:民国名人户籍》开启记忆之门由南京市档案馆编纂、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出版的《民国珍档:民国名人     

盐城“两志”艺文书目及作者补证

古、近代及民国间的盐城县,是一个历史悠久和富有文化传统的区域。自汉代建制以来,历时一千多年,其间人才辈出,著作如林。在现存该邑历代县志中,光绪《盐城县志》(以下简称光绪志)和民国《续修盐城县志》修订本(以下简称民国志)这两部县志艺文志都列有“书目”,对有关作者的著述作了尽可能详备的著录,共收作者近150人(含流寓、游宦),著作280余种。尽管由于历史的沧桑巨变,所列著作多已亡佚,还是为该邑文化史     

一部独辟蹊径的志书——《寿宁待志》漫议

冯梦龙于崇祯三年(1630),57岁时拨贡,尔后任丹徒县训导,崇祯七年(1634),61岁时,升任寿宁知县,崇祯十一年(1638)离任,崇祯十年(1637)于任上撰成《寿宁待志》.这是一部别具风格的方志著作.在此之前,寿宁县令张鹤年、戴镗挂名修撰过《寿宁县志》,已佚.康熙甘五年(1686)知县赵廷玑主持纂修《重修寿宁县志》,今存.将《寿宁待志》与《寿宁县志》.及一般的方志相比较,会发现它独特而鲜明的特点,无论内容形式它都独辟蹊径,开创一家之言“私书”方志的体制,这在志书浩繁的中国,似乎绝无仅     

《新繁东湖缘起考》辨析

本文在钩稽文史资料的基础上,对张渝新先生《新繁东湖缘起考》一文中的说法进行辨析,指出新繁东湖当开凿于晚唐,民国《新繁县志》“东湖”条并非讹传误写。     

黑格尔圆圈式思想初探

“熟知非真知”,这是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圆圈式思想,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人们所熟悉、却并不真正了解的黑格尔哲学思想。一在哲学发展史上,黑格尔是明确而系统地阐发圆圈式思想的第一人。《精神现象学》——这部使黑格尔成为黑格尔的重要著作,同样也是其圆圈式思想的源头。黑格尔把《精神现象学》规定为关于意识发展史的科学,即绝对精神从最低级意识现象,到“科学的概念”的发展过程的科学。在《精神现象学》正文中,直接论及发展的圆圈式的地方有近十处之多,其中最精采的一段如下:“内容——而内容就是精神——自在地就是实体,因而也就是意识的对象。但是,这个本身即是精神的实体,就是它变成它自在地是那个东西的过程;而且只有作为自己回复到自己的变化过程,精神自身才真正是精神。精神     

《三字经》选批

前言《三字经》是我国几百年来一直被反动统治阶级捧为普及“孔孟之道”的一本所谓“初学”“首诵”的“启蒙”课本。相传是南宋礼部尚书王应麟(字伯厚1223年——1296年)编纂的。《三字经》内容极其反动,欺骗性极大,受到历代反动统治者及儒家之徒的赞赏和吹捧,成为奴役和统治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     

张嘉谋

<正>张嘉谋(1874.5.14—1941.8.5)字中孚,自号梅溪钓徒,南阳人。早年就学于开封明道书院,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被选拔为贡生,考中河南乡试举人。曾主讲于陕州三门书院及淅川丹江书院。继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当时南阳知县潘守廉延请主修南阳县志。时年27岁,他学有根底,笃志撰述,早有纂修南阳县志的志向“于郡县分析山川原委、人物兴衰、典籍存亡,殚心搜访者有年”,对修志作了较充分地准备。尽管如此,亦谦让不敢自承。正好遇到荣成进士孙葆田来宛南讲学,遂由潘知县相率请教于孙公,请其“发凡起例,参予商订。”而张嘉谋自己则夙兴夜寐,勤于著述,广搜博求,严于考证,经两年而编纂成书。该志仿陆陇其的《灵寿志》,依《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体例,参考书籍达百种。由于能博采众家之长,特别是发扬了名志“详而不芜,赡而有体”的优点,所以内容颇为丰富,体例也较为严整。该志“上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