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人胡薇元仕宦西昌简述

光绪二十年（1894年）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浙江籍进士胡薇元仕宦凉山西昌,担任西昌知县。胡薇元在西昌任职 期间,治理刑事、整治民风、打击土匪、重修沟渠祀坛、兴修学堂,为当时西昌社会的稳定、民风的淳朴、学风的兴盛做出了极大 的贡献。以光绪《西昌县志》、民国《西昌县志》《玉津阁日记》等史料为依据,对胡薇元仕宦西昌的情况作简要梳理,探讨胡薇元 仕宦西昌时对西昌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袁承业纂《东台县志》稿的史料价值

清末民国东台士绅袁承业曾参与民国时期《东台县志》编纂，虽该志最终未成，但袁承业所纂《东台县志》相关部分则以私刻本和稿本的形式保存下来，且该志在1994年新修的《东台市志》中没有被充分利用。该志稿不仅对嘉庆《东台县志》原有内容有很多增补，更着力对晚清民国时期东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迁加以记述，有着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宁夏(民国)《豫旺县志》辨伪

传世的1925年朱恩昭修纂6卷本《豫旺县志》一直被学界当做宁夏同心县重要的地方文献在利用.实际上,这部旧志是撮抄之作.编纂者直接把(民国)《朔方道志》中与同心县前身镇戎县有关的内容撮抄出来,参考《朔方道志》的体例,再杂以(光绪)《平远县志》的部分内容,汇集为一编,取名《豫旺县志》行世.《中国方志丛书》《宁夏地方志丛刊》《中国地方志集成·宁夏府县志辑》等丛书都影印出版了这部志书,客观上扩大了它的影响.该志对于研究同心县史志具有一定价值.     

泰安历代地方史志介绍

地方史志记述着各个地区历史与现状的社会文化现象。作者根据多年来搜集、考证,泰安有史以来官修的史志有十部：明万历三十一年《泰安州志》;清乾隆二十五年《泰安县志》;清乾隆二十五年《泰安府志》;清乾隆四十七年《泰安县志》;清道光八年《泰安县志》;清光绪三十三年《泰安县乡土志》;民国十八年《重修泰安县志》;1993年《泰山志》;1996年《泰安市志》;1997年《泰安地区志》。本文对十部泰安文志还一做简要介绍．这些史料的存在,无疑对研究泰山文化以及振兴泰安经济有一定参考价值。     

民国时期四种稀见吉林地方志考释

从县志的著录与收藏、修纂者考、内容考三方面入手,针对馆藏[民国]《长春县志》、[民国]《农安县志》、[民国]《延吉县志》、[民国]《辉南县志》这四种民国时期稀见吉林地方志进行考释研究,目的是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让地方文献活起来、利用起来,让地方文献造福一方。     

浅析清末民初东台县礼俗变迁

民国时期,东台县的礼俗内容产生了诸多变化,这种变化被东台县的地方士人袁承业记述在民国十年所编纂的《东台县志》中。从嘉庆二十二年周右所编纂的《东台县志》到民国十年袁承业撰写的《东台县志》,两部县志相隔百年,国家也从清朝进入民国,“袁志”中礼俗的内容在形式上发生新变化,但却与“旧志”所蕴含的秩序意识一脉相承,而作为参与县志修纂的地方士人,仍然寄希望利用这种传承百年的秩序意识去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而这种“新旧交融”的现象亦是民国初年社会变革的缩影。     

盐城“两志”艺文书目及作者补证

古、近代及民国间的盐城县,是一个历史悠久和富有文化传统的区域。自汉代建制以来,历时一千多年,其间人才辈出,著作如林。在现存该邑历代县志中,光绪《盐城县志》(以下简称光绪志)和民国《续修盐城县志》修订本(以下简称民国志)这两部县志艺文志都列有“书目”,对有关作者的著述作了尽可能详备的著录,共收作者近150人(含流寓、游宦),著作280余种。尽管由于历史的沧桑巨变,所列著作多已亡佚,还是为该邑文化史     

麻江绕家人服饰

生活在麻江河坝一带的绕家人有5400多人,自称为“育”,史称“幺家”、“天家”或“绕家”(明郭子章《黔记》,清《贵州通志》、《都匀志》,民国《麻江县志》、《都匀县志稿》).从元至正十三(1353)年有“夭坝千贼首齐果反”看,绕家见诸史册至少已有700余年历史了.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中,绕家人尽管时与苗族、汉族、布依族等有所     

论寿鹏飞的修志思想

寿鹏飞是民国时期公认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志名家,主纂河北《易县志》等,著有《方志通义》和《方志本义管窥》,在中国方志史上首次公开打出了志书“为地方人民而作”的旗帜。其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特色的方志理论——志义说,衍生出以“民本”“专详民事”为方志本义、义重于例、因义选材、因义生例、详简以志义为本等思想,对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修志产生了重大影响。     

简述李方膺及其雍正本《乐安县志》

李方膺主持编纂的《乐安县志》是乐安县志书中价值最高的一部,也是山东名志之一。本文以国家图书馆藏雍正本《乐安县志》为研究对象,对志书的作者、版本、编纂过程和价值四个方面进行研究。李方膺不仅绘画成就突出,在政治和方志编纂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李方膺在《乐安县志》的编纂过程中多有创新,体例上采用了纲目体,内容上注重史料和考证。《乐安县志》具有重要的史学、文献和思想价值,为后世志书编纂和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论晚清时期的方志学

晚清时期是中国社会激烈转折变动的时期 ,也是中国方志学由乾嘉之际初创至民国时期系统的方志学体系形成的过渡时期。晚清时期方志编修出现了一些超越前轨的现象 ,修志观念、志书的内容类目发生变化 ,科学性有所增强 ;方志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深化了某些方面的研究 ,并加强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晚清时期方志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方志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予认识与肯定     

试论清遗民对共和民国认知的复杂性

清遗民是民初社会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政治观念表现出复杂性。就对共和民国的认知而言,大致有两种：一是易代前后,对共和民国的认知处于矛盾、变化之中。这种矛盾变化性表现在：对共和民国先充满期待,失望后转向忠于前清;对共和民国的认识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二是易代前后,对共和民国的认知具有始终如一的特点．表现在：反对共和,仇视民国;对共和民国持一种平和态度。清遗民对共和民国的认知情况折射出民初士人复杂的心态．昭示出这一社会群体夤杂多样性的特点。     

人类学视阈下凉山彝区现代道路建设及其意义探析

道路兼具物质性、空间性、社会性和连通性等特征,它既是一种物理实体的有形物质文化,也是一种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道路是凉山彝族社会转型的重要载体,可视为重要的文化传播媒介之一。道路的连通性使得彝区与外部世界的连接无限延展,进而扩展到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中。凉山彝区的发展也因道路而不断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构建自己的现代性。凉山彝区公路建设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建设目的及意义,民国时期乐西公路的建设与民族国家建构密切关联,新世纪雅西高速公路的建设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相关,而在建的高速公路以及成昆复线与国家的稳定脱贫政策,以及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     

北宋“三孔”籍贯新考

北宋“三孔”(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兄弟),《宋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代编纂的《新喻县志》等称之为“临江新喻人”。但明清的《临江府志》却说他们是临江峡江人,清代《江西通志》和《民国江西通志稿》又称其为临江军新淦人。为此,今天出版的辞书、诗词选本等对他们的籍贯介绍,三说并存,莫衷一是。文献梳理和实地考察的大量证据证明,“三孔”的籍贯是宋时的临江军新淦县,明代嘉靖五年析新淦地置峡江县至今,“三孔”的故乡属峡江县。     

论日本对中国清末地方自治的影响

地方自治,是欧美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参与政权而提出来的.地方自治思想一经传到中国,就成了近代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当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股地方自治思潮.地方自治思潮是中国近代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也是进步、民主思想潮流之一.地方自治改革,是清末社会改革中的重要内容.清王朝"预备立宪"中的地方自治,是在中国近代民主潮流高涨中出现的.其出现固然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戌戊以来中国民主思想潮流的涌动及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折射.而日本对清末地方自治之理论与实践,均产生过重大影响.     

清代至民国时期黑龙江三江平原森林变迁研究

黑龙江三江平原森林的变迁肇始于清末至民国时期。本文通过全面收集历史文献、地方文献,并结合实地踏勘,较全面地复原了黑龙江三江平原在清初及清中叶时期的森林环境,继而探讨了清末及民国时期此地森林演变的过程和原因——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所需、修筑中东铁路、作为船舶燃料以及挖参和采金。文章最后揭示了该地森林演变的空间特征,即由清初、清中叶的点式影响变为清末民初时期的沿边、沿江、沿路（铁路）、沿村、沿屯的破坏,但交通不便的深山区和平原腹地森林仍然保持着原始的状态。     

大数据时代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路径选择

大数据时代,更加凸显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营造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环境的关键。当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和知识产权保护路径选择缺乏科学性两大方面。通过法律途径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是所有保护途径中的最佳选择。我国文化创意企业应当根据其自身具体实际情况,综合运用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商业秘密权、反不正当竞争等多种保护手段所提供的全方位综合保护,选择最合适的知识产权保护路径,促进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民国学者的清史书写

“近三百年”是民国学者在清史书写中使用较多的一种固定表达,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叙事模式。梁启超先生最先对“近三百年”进行历史界定,赋予其反对封建史观、倡导思想解放、服务社会现实等内涵,试图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清史书写,是这一叙事模式的实际开创者和推动者。“近三百年”历史叙事广泛出现在当时的学术、政治、外交、宗教等诸多研究领域,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史学解释体系,标志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的产生,不仅受到近代西方文化强势输入及中西文化论争的影响,而且与清季民初兴起的“反满”思潮有很大关系。“近三百年”本身包含着清代历史的“前因”和“后果”,将有清一代的兴衰史迹、思想变迁拉伸、拓宽,追源竟流,消弭了朝代更迭造成的历史隔阂,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清代历史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完整图景,这比以“断代”叙事脉络更为清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反对封建史观,以“时段”理论冲击了传统的“断代”叙事,强调整体研究的方法,更加注重以史经世,反映了当时学者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历史诸问题的一种方式,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这一叙事模式虽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但转而以中国历史为本位,以历史主动精神反思中国学术、政治与社会,是对清史研究范式的新探索,为当代清史书写提供了理论借鉴。需要指出的是,“近三百年”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当代学者在使用“近三百年”论述清代历史时,有必要对其时间断限、研究范围、理论内涵等进行重新界定。     

北京文化现代形态的发生和论域研究——清末民初(1898～1936年)的文化史意义

完整的20世纪北京现代文化发展历史,应该把晚清十年新政和民国历史与共和国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梳理北京文化的整体特点.清末至民国初年、远至1936年,北京文化在政治、历史、经济和文化巨变的背景下发生的现代性转变,直接影响20世纪的北京文化的现代形态,是从1900年代开始的;1949年10月接续的北京文化现代性的前提,并非1900年之前的晚清宫廷文化,而是崭新社会政治内容（民主共和政治基础）、思想内涵（爱国、民主、进步、科学）、具有现代形态（新文化形式）和生活实践（趋向西方生活方式）的北京文化,正是这一现代形态成为连接新中国与封建专制文化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