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论语》诠释的演进路径与嬗变图景

北宋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经学及儒学哲学的发展相互交织,共同推演出经典诠释独特的嬗变路径和演进图景,实现了《论语》诠释的转型和变革。总体而言,北宋前期《论语》诠释新旧学风双线并行;中期以后涌动于民间的解经新风得到官方推重和倡导,《论语》义理之学走向成熟并最终取代汉唐注疏之学成为学术主流,新旧学风合流;与此同时,理学型《论语》诠释孕育胎动于《论语》宋学的发展流变中,其诠释思想和诠释方法被南宋理学家所接受,为理学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比较探析

刘宗周《论语学案》与黄式三《论语后案》同为浙东学派研究《论语》之经典。在注解原则上,《论语学案》志在教化,《论语后案》还原经典。在义理阐释上,《论语学案》求心之要;《论语后案》则对心颇为警惕,并将求心之要转化为寻礼之本。在解经方法上,《论语学案》直抒己见,《论语后案》重视考据。     

论焦循的《论语》学研究

焦循对《论语》的研究,是为补充邢昺的《论语注疏》而作,其特点是重义理而轻考据.他对"一以贯之"、"异端"等孔学真谛作出了新的诠释,提出了以《论语》来阐发《易传》思想,又以《易传》来印证《论语》之说,从而正确地把握孔子的思想脉络,给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治学启示.另外,通过对《论语通释》原稿本与定本之间关系的考辨可以看出,《论语补疏》是研究焦循《论语》学的最为完备的文本依据.     

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述义

朱熹的《四书集注》开拓了儒家经学章句训诂与义理发挥相兼综的新型学风。《四书集注》的行世导发了四书经典本文与《四书集注》为双重研究对象的南宋四书学热潮。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史实表明:经学是依缘经典本文的诠释阐发之学;明经和经义是经学继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经学形式的变革有助于经典义理的时代焕发;经学是儒家塑造人的主体性资质的人文原理。     

从章句之学到义理之学——以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为例

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均是对《大学》的经典诠释之作,但因教育对象不同,导致了两者在诠释目的、诠释体例、诠释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大学章句》是书生之学,故而采取了传统章句体,通过章句训诂引导学者,进而阐发义理,思想简明扼要,语言典雅规范;《经筵讲义》是帝王之学,故而采用了新兴讲义体,虽然也讲训诂,但是特别重视义理阐发,以鲜明的观点、通达的语言感格君心。宋代帝王之学的兴起,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经典诠释形态从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学术转型,是经学由汉学向宋学演变的重要因素。     

“史外传心” 与社会行动的结构——论《胡氏春秋传》的诠释范式

胡安国的《春秋传》是元、明、清初三代科举考试的官方读本,之所以能够被置于这么高的地位,原因在于其独特的经典诠释范式,即承继孟子,发扬"史外传心",以理学大义为《春秋》的书法原则;运用"理一分殊"的理论架构进行经典诠释;构建严密的分析框架以阐发义理;将义理付诸于《春秋》的文本诠释以在具体的历史案例中呈现义理,进而实现影响现实社会行动的结构,从而成为理学外王路径的展开。     

张栻《论语解》的学风旨趣与思想意蕴

张栻对二程推崇备至,书中大量引述和发挥二程之言,宗奉二程的特点十分明显。同时,张栻对《论语》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表现出专注于阐发义理、追求义理连贯和意义圆通的特色。再者,《论语解》是张栻依托《论语》而大量发挥其理学思想的著作。在解说过程中,张栻将其理学观念熔铸于《论语》文本之中,赋予《论语》以鲜明的理学色彩。     

朱熹对经典文体与诠释书体的高卓适别

《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经学在宋代取得的辉煌文本成就。《四书》合集和集成形式的《四书章句集注》,展示朱熹推进经学新形态的大工告成。《四书》经典本文在诠释书体的阐发下成为《四书章句集注》,为儒家经学生命精神的焕发树立了新的典范。《论语》、《孟子》与《大学》、《中庸》分殊于语录体和文论体。经文本体吁求注释体制有所适别:朱熹以集注体式适用于《语论》、《孟子》;以章句体式适用于《大学》、《中庸》,适别性的诠释书体与特定经典文体结合,生成了理学时代的经学巨著。朱熹的经学实践,促进了儒家经典文本从汉代《五经》合集、唐代《五经正义》向宋代《四书章句集注》的里程碑式进步,开新了经文本体与注释体制关系契接与疏通的时代学风。朱熹经学实践开新的层面主要是:兼顾经注传统与现实创新,章句集注体式分别适用经典文体,经典义理与人生日用亲和相切。     

杨时《论语解》探微

作为"闽学鼻祖"、"倡道东南"的二程弟子杨时,将《论语》视为圣学之正传,初步确立了儒家"道统"和《论语》在其中的核心经典地位。在《论语》诠释中,他非常重视求仁之学、性命之学和中庸之道的揭示和阐发。这些思想成为南宋早期道学的中心话语,不仅促进了洛学在南方的传播与发展,而且也为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学术体系的诞生提供了学脉渊源。     

激活清代《论语》诠释的范式意义——《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读后

柳宏教授所著《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一书,通过对清代不同地域学派《论语》诠释路径的挖掘,采用哲理总结与文献考辨相结合的学术史研究方式,试图多角度揭示清代不同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的特点及其学术史价值,有助于充分激活清代《论语》诠释的范式意义。     

《通书》文本的历史真相

对于许多儒家经典文本来说,需要在一个恰当的整体性解释体系中,其文本结构的深层义理才能够得以揭示。《通书》、《中庸》就是这样的经典文本。《通书》与《中庸》在编排次序、义理逻辑结构上存在着严密的对应关系,可以认为《通书》文本完全是依照《中庸》而作。宋儒及后世学者通常认为,《通书》是为了解释《太极图说》或《易传》的思想而作,这种观点并没有完全揭示出周敦颐作《通书》的本意。《通书》在义理上兼有《易》和《中庸》的思想,而文本上的直接依据则是《中庸》,不仅是为了诠释《易》之性理大义,也是为了诠释《中庸》的成德之道,即通过严谨的文本结构隐含地表达儒家成德之道的为学境界次第,再现《中庸》的内在义理。周敦颐首先依据"太极图"发明儒家的性道微言大义,贯通《易》及《中庸》义理,作《太极图说》以诠释《中庸》首章"天命之性",重新建立儒学的本体论及生成论基础;进而作《通书》,以严谨的文本结构诠释《中庸》全部文本,重新建立儒家的成德之教。     

当代《论语》翻译研究的理论图景——兼评首届《论语》翻译研讨会

《论语》翻译研究是中国典籍翻译问题的集中体现,在当今时代有着丰富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在现实语境和学术语境的双重变革影响下,当代《论语》翻译研究已然超越了如何译好《论语》这一朴素的主题,发展成为以经典的跨语际诠释为核心的、融合多元学术进路的问题平台。《论语》作为"开放的文本"在诠释过程中不断被重构,其翻译问题有着深刻的诠释学学理基础。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分别为《论语》翻译研究开创了以共时性、描述性和语篇性为特征的语言学进路,和以历时性为特征、高度关注翻译的文化塑造力量所牵涉的话语、权力、政治等问题的文化研究进路。本文借助"首届《论语》翻译研讨会"所汇集的成果,较为全面地论述这一平台在当代呈现的问题方式和理论图景。     

马一浮对《论语》的佛学解读

马一浮运用佛教讲经的义理和方法解说《论语》,将《论语》阐释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运用佛教判教的方式,将《论语》摄属于六艺,认定《论语》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将佛教四悉檀运用于《论语》解读,在情景化的对话中准确把握文本的基本含义,体悟圣贤的本怀。除此之外,马一浮还运用了佛教的始终、本迹等义,在佛教义理比照下彰显孔子的微言大义。通过对《论语》的佛学解读,马一浮有关六艺的学思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表述和展示。     

经典意义生成与阐释范式——试析《论语》阐释范式的流变

《论语》意义生成与阐释范式的流变密切相关。学术思潮的更迭,形成不同的理论眼光,阐释范式也随之变迁。由古文经学之考据训诂到玄学义理,由援释入儒到理学识断,由自家心得再变为精审考据,由今文经学之微言大义到援引现代学术思想释经,在不同阐释范式的作用下,《论语》的意义疆界得以不断拓展。不同时代的意义阐释,建立起《论语》的意义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历史关联,赋予《论语》对当下社会的话语权。由此,《论语》的经典地位被逐渐建构起来。     

学术思潮与日本近代《论语》学

在西方学术思潮和本土文化语境的综合作用下,日本近代的《论语》研究者通过对经典的重新诠释,参与近代文化的构建。文章以学术文化思潮与《论语》学的内在关系为切入点,拣选几种代表性论著加以分析,从怀疑主义文献批评、实证主义“原典批判”、原文及注疏的史料批判、孔子语录材料的否定、皇权论诠释等几个方面,把握日本近代《论语》学的新变及其内在特质,并就其是非得失作一学术观照和客观评骘。     

东汉《论语》训释的礼学意蕴发微

东汉儒者抱持通经致用之旨,在《论语》训释中着重还原礼学的历史传承,推阐礼学的现实功用,透过辨析礼容、考述礼制、发挥礼义等方式展现儒家礼学的丰富意蕴。包咸训释《论语》承继西汉儒者依文衍义的特点,着重阐扬礼学的教化功能。马融对《论语》的诠释则参酌《仪礼》《周礼》,通过经典间的互证以考订礼制,显示出训诂之学对章句之学的逐步取...     

张栻经学探析

张栻站在宋代义理之学的立场,批评汉学流弊,提出治经而兴发义理的思想,认为"《易》之书所以载道",解读《论语》以求道,故著《孟子说》,展开对义理的阐发。张栻以经学义理为基础,提出自己的理论,促进了理学的发展。     

文本诠释意义饱沃度与诠释典范

“思想单位”是有意义的思维情境,包含情境构作、情境处理与情境融合三个层面。借由“思想单位”研究方法,检视《论语·学而》第一章,指出该章涉及思想单位的问题要素包括有什么、会怎样、是什么三个型态的问题,且隐含着要怎样或应怎样的思考,但缺少了“所以然”的情境处理。通过考察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集解义疏》、邢昺《论语注疏》、朱熹《朱子集注》及简朝亮《论语集注补证述疏》等,比较各家对《论语·学而》第一章诠释中多层次“所以然”的情境处理及不同的思想单位,根据明晰性、关联性、一致性、解释性、预测性、实用性、合宜性、价值性等判断标准,对比各家诠释意义的饱沃度,进而说明经典诠释典范之特性。     

对传统断代经学史研究的反思与开拓——评《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

2004年,柳宏教授以其博士论文《清代<论语>诠释史论》初步开拓了清代《论语》学研究,并使这一课题逐渐受到重视。历经十数年的坚守与耕耘,作者又于2018年推出了由他主撰的《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新著一反历时性散点研究的做法,通过考察地域学派知识群体《论语》诠释之面貌,直观描绘了清代《论语》诠释版图,深入分析了不同地域《论语》研究之个性与成因。作者的这一研究方法与理念,不仅是对此前博士论文的超越,更是对断代经学史传统研究模式的反思与开拓。     

试谈《论语》在行文结构方面的成就

在我国历史上,《论语》一书长期被奉为经典,所以治《论语》者,多是通其章句,明其义理,很少有谈论其文学成就的,偶有论及者,也是一鳞半爪而已。现代学者对《论语》的文学成就虽多有论述,但对《论语》在行文结构方面的成就,则有所忽略。这样,就必然会影响到对《论语》在文学成就方而的认识及评价。有鉴于此,故为文略谈陋见。一、规范本体、纲领昭畅孔门弟子在编写《论语》时,绝非是简单的直录,在结构上也是有所加工的。《论语》运用结构方面的技巧,不仅能很好地表现内容,使之“纲领昭畅”,而且在形式上也是多样的。兹列述于后。其一,有总有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