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人类学对过程哲学的阐释

通过对过程本体概念的理解和阐释,使阐释人类学的“深度描写”在认识族群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基础上,并结合医学人类学对“过程”理论进行研究,这种以 “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 对中国传统中医文化进行“深度描写”,并从批评的角度度对人类知识进行重新洗礼和审视,使过程哲学思想与医学人类学之间形成契合点,并以此对“过程”研究的范式来构建起医学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医学人类学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人类学与后现代认识论札记

人类学对异文化的关注给后现代社会科学带来重要影响,表现在文化认识论上由党同伐异向“求异存同”的转化。从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到德勒兹的他者命题,表明对全球化的“同”之负面效应的警觉。而“地方性知识”的命题则是挑战西方社会科学一元构架,保留人类智慧多样性生态的前提。     

试论创新文化及其主导范式

创新文化源自熊彼特创新理论。在我国 ,创新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概念 ,是 20世纪 90年代末伴随着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而提出的。创新文化是与创新实践相关的 ,以追求变革、崇尚创新为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多种文化形态的总和 ,包括创新性的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三个层面。在创新文化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三种主导性文化范式 :“新价值主义”范式、“创新型国家主导”范式和“产消合一革命”范式。“新价值主义”范式以创新主体为观测点 ,其动力源自观念革命 ;“创新型国家主导”范式以作为创新主导的“国家”为观察点 ,其动力源自国家的创新追求 ;而“产消合一革命”范式则以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为观察点 ,其动力源自生产关系与消费方式的变革。     

关于STS领域中对“地方性知识”理解的再思考

近来,关于"地方性知识"问题的相关研究,越来越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不同的学者对于"地方性知识"概念的理解并不一致。基于不同的立场,这仍然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本文以STS领域的研究为限,对某种将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和科学实践哲学的地方性知识相区分并给予不同评价的观点,以及科学实践哲学的一些相关看法进行了商榷,认为"地方性知识"是一种文化类型的知识,并不与普遍性构成对立,而是支持了科学的文化多元性的观点和文化相对主义。     

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中的理论问题及反思

从神话维度、剑桥神话仪式学派和弗莱神话原型理论的关联性、还有方法论方面去探究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历史起点及其现代学术传统,是中国学术界在探讨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问题中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既造成了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人类学”多元性研究的遮蔽,也造成了介绍台湾“文学人类学”研究状况时的某种“偏狭性”认识。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问题的探讨内蕴着“文学人类学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对“文学人类学”的内涵做出较充分地解释,才能最大限度地划定其对象、疆域及范围等,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的问题才能够在逻辑上自洽,理论上被言说,被讨论。这就须注意“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生成的思想史语境。     

基于文化价值的中国消费区域差异实证研究

该文从消费文化价值的视角实证研究了中国消费区域的差异性。研究表明,中国消费文化价值系统由“长期与短期导向”、“人与宇宙”、“不确定回避”、“物质主义”、“时间导向”、“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情绪化与情绪中性”7个维度构成,除“人与宇宙”维度外,其他6个维度在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南、华东、华中7个区域表现出显著差异。最后,文章探讨了研究结果在市场营销管理上的运用。     

中国文化人类学的话语转向

以语言为视角的后现代思想曾对当代社会科学 ,包括文化人类学产生过重要影响 ,促成了文化人类学的话语学转向 ,并带来对西方普世文化价值观的批判。面对话语学转向 ,我国文化人类学研究应该跳出西方表征话语 ,找到能与自身传统对接的文化叙述方式。孔子寻礼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人类学实践 ,而枟春秋枠、枟史记枠等古典文本提供了“发微探幽”、“言不尽意”的文化叙述方式。这些叙事风格不是将文化描述成知识和概念 ,而是把最深刻的含义留给读者阐释 ,最大限度地回避语言带来的表征意义 ,体现“道不可道”的语言哲学思想。这种叙述方式让我们在浙江省富阳市东坞山村文化研究中 ,挖掘出了被现代性话语掩盖了的东西 ,并且让叙述对村落文化发展产生了“微言大义”的影响 ,即在不露声色的平淡叙述中改变村民对身边传统文化的误读 ,重新思考村落发展方向。与传统对接的人类学研究避免了中国文化在表述过程中走样 ,使其人类学的含义以原生态面貌展现在世界舞台上。     

论文化适应

“文化适应”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从生物学引入到文化人类学中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不同时代的学者对“文化适应”的理解,导致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内容产生了较大的偏差,甚至延伸出不同的分支学科,本文通过文化适应本质的分析,提出了文化的特殊进化与文化适应度的关系,建立起了民族文化与生境适应的“文化适应”体系,提出了生物适应与文化适应的本质区别。     

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阐释与价值选择——汤姆林森文化传播思想研究之一

文化传播理论家汤姆林森通过以词源学为核心以语用学为分析框架的关键词分析法对“文化”与“帝国主义”进行讨论,认为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表意实践,主张以一种非精英主义的民主的人类学的价值立场来审视和理解文化,而对帝国主义则倡导超越此前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解释框架,主张用一种系统的、复杂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来观照。通过对文化帝国主义话语的历史考察,汤姆林森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核心内涵主要表征为基于民族国家间的文化的不平等性和支配性的文化传播现象。正是基于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这种理解,形成了汤姆林森文化传播思想中独特的理论关照和与众不同的问题域。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述论

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中国史学走上了“科学化”的行程,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学衡》派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以及40年代《思想与时代》杂志对新人文主义的传播,在中、西人文主义思潮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史学界力图矫正“科学化”之弊端,从“科学”与“人文”兼重的史学观,到逐渐萌生出“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提倡义理与考据并重、科学“实证”与人文“虚会”方法结合、主体与客体交融互渗、知识追求与价值意义兼顾的治史新趋向,使中国史学走上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之路。     

关于中国民族思想的学科定位问题

民族思想是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各类人物对中国民族及民族问题的认识,是处理民族问题、制定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它既有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史学家及普通民众对历史上民族及民族关系的反思,也有他们对当时民族及民族关系现状的理性思考和客观认识,还有他们对民族及民族关系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见.由于"民族思想"具有深邃的内涵、丰富的研究对象及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所以有必要进一步提升民族思想的学科地位,将其明确为一门学科,即"民族思想"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族思想"是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和思想史等学科交叉、融合的一个新兴学科,可以暂时将其作为民族学的分支学科,划入民族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     

中国民族学的学术渊源、整合历程与当代开展

中国民族学是直承西方民族学而来,从学科特征上来说,它与西方民族学有着学科上的一致性,但中国民族学由于其独特的发展历程,它又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本文在对中国民族学的学术渊源、整合历程与当代开展等三个时代或三个方面作详细考察的基础上指出,一个新兴的民族学派———中国学派,已经初具规模,并在中国的学术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学科角色。     

民族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当代任务

民族学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不断丰富的时代性课题 ,是一个不断克服局限性的课题。本文在认真总结以往的讨论以及 2 0世纪 80年代民族学研究的实际经验的基础上认为 :民族学中国化的当代发展 ,应该在构建新的理解范式、形成新的时代课题方面实现重大飞跃。     

民族学的本土发展——基于杨建新先生的学术人生与民族学理论的思考简

杨建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是兰州大学民族学学科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本文通过回顾他的学术人生历程和学术成就,探讨了他将历史学与民族学相结合的独特的民族学思想和研究方法,阐明了他基于与西方人类学相比较而提出的一些观点和思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学科的重要意义。     

试论民族学的知识结构和应用领域

2008年的民族学人类学世界大会将在中国昆明举行。中国学界应该从现在开始启动强化训练程序。本文论述民族学的学科对象、学科方法论、学科地位及其在当前中国的应用领域,供有志于此的学界同行参考。本文指出,民族学作为改革者的科学,具有参与社会转型期文化重建的使命。在多民族统一的中国迈向全球化、实施西部开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民族学能从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生态环境和维护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权益等方面促进中国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因而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重要的应用价值。政府应注重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和应用,学界应注意民族学的人才培养和知识更新。     

人类学视野中的边缘化穆斯林族群

目前学术界将族群理论引入到我国民族学研究中,给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思维、新视角,有助于我国民族学研究的深化和细化。我国边缘化穆斯林族群所表现出的文化特征、族群边界、族群关系及族群认同为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实证个案。特别是边缘化穆斯林在族群互动中所引起的宗教信仰、语言、服饰的变异,说明民族既是一个历史文化现象,又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他不是一经确认就不再发展的事物。     

略论蔡元培先生民族学思想的来源及其形成

蔡元培作为开创中国民族学学科的一代宗师,其成就要归功于先生"有容乃大,兼容并包"的治学思想及由此而成就的博古通今、融通中西的知识修养.从学术渊源上看,先生的民族学思想的形成乃是其中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果.     

关于影视民族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

影视民族学在我国还是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在学科名称上还不统一.本文主张在教学上称"影视民族学";在培养学生上,本科生和研究生都不可脱离实际操作;在摄影方面,我们应有平等对待被记录民族的态度和抢救多元文化遗产的紧迫感.     

论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中的工作性

费孝通先生修炼学问的“内功”,在新中国民族研究工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关注现实问题,致力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研究,发现、提出多元一体格局、文化自觉、文化资源三大创新理论。费孝通是特殊的历史机遇造就出来的一位大学者,“社会科学的应用与中国现代化”是他平生学术研究的主题;实践以了解中国和推动中国进步为目的的中国式应用人类学,是他的一生追求。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有一个不断适应的“文化自觉”的过程。费孝通的“工作性”给我们的启示应当是:所谓“纯学术”未必是学者的真经,人类学、民族学的前程“贵在应用”。     

台湾民族学的祭祀圈与信仰圈研究

台湾民族学在西方欧美学术传统的较深影响下，特别重视田野调查，其在吸收西方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时，也注意与田野调查实际相结合，这显然是一条有利于创新的学术路线。本文所论及的“祭祀圈”和“信仰圈”原本是台湾汉人社会组织的一种，属于民间信仰范畴，是客观自在的社会现象，但在其研究中，以施振民、许嘉明和林美容等为代表的学者却将其深化为一种有用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很值得广泛地借鉴和学习。本文主要叙述了这一理论与方法的形成过程、内涵及其所适用的研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