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哲学的情感主体理论——以李泽厚、蒙培元为中心

以蒙培元、李泽厚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学者认为,道德理性主体不仅存在压制情感的现实弊病,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缺乏实质内容的抽象概念,因而存在着脱离现实世界的本体论缺陷。为此,他们提出了各自的情感主体理论予以矫正。其中,李泽厚提出的“情本体”立足“历史人类学本体论”,确立了情理调配的经验性心理情感的本体地位;蒙培元构建的“情感儒学”以弘扬儒家道德价值的实存意义为目的,确立了寓理于情的先验性真情实感的本体地位。然而,这两个思想进路不同的情感主体理论仍然是一种主体哲学的论说,因此,无法有效摆脱主体哲学的普遍困限。尽管如此,蒙培元、李泽厚的情感主体理论蕴含的生存论意味也预示着新的理论可能,这正在成为当前中国哲学主体观念重建的一个方向。     

李泽厚美学原点探究

李泽厚美学包括认识论美学、主体性哲学美学和“情本体”美学3个部分。其思想来源复杂,早、中、后三期美学价值取向分岐较大,其中理论观点互相掺和甚至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李泽厚的关学思想往往融合在哲学和中国思想史研究之中。具体地说,李泽厚以马克思主义为支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家园,以康德和黑格尔为营养,构筑了他独具特色的关学理论形态。分析认为,尽管李泽厚美学思想比较庞杂,但是其主线仍是比较清晰的,即以主体性实践哲学为骨架和灵魂,通过“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美是自由的形式”、“积淀说”等命题或范畴的论述来建立起自己的实践关学体系。     

以“情”论“性”——孟子人性论思想新探

孟子人性论一方面对孔子人性论进行继承和重构式地拓展,使儒家人性论思想获得系统性发展;另一方面,又显示其独特性,即孟子从“情”出发对人的本质属性进行规定,而且其人性论思想体现为情理精神的特色。也正因为孟子以“情”论“性”,“情”在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本体地位也随之确立。可以说,孟子以“情”论“性”的人性论思想显示出其独特的道德哲学意义,即孟子在人性论中对“情”的本体地位的确立,为儒家情理主义道德哲学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道德形而上的根据。     

本体论意义上的“情”何以是伦理的?

“情”作为人的重要的存在方式,既是个人生存于世间的有感而发,也是连接家人、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纽带.在本体意义上由“感”而生的“情”可以成为伦理学讨论的对象,因为它带有善恶意味,能够成为涵养道德行为需要研究的哲学问题.儒家礼乐文明对情与欲的节制,使得“情”的存在意义由个体延伸到群体,并在家人和陌生人之间形成动态的平衡,使得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得到维持.“情”是儒家伦理走出家庭伦理局限而成为社会伦理的重要环节.     

论李泽厚美学思想在变迁转型中存在的问题

1950年代,李泽厚美学思想雏形来源于黑格尔的“理念”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他将二者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偷梁换柱式的替换和拼接,实现黑格尔“理念”的唯物主义化。实际上,李泽厚一生的哲学美学思想中都有黑格尔“理念”的幽灵存在。1980年代,他为了适应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将康德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加以唯物化。李泽厚运用这种学术“嫁接”建立了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系。李泽厚哲学的起点是工具论哲学,晚期试图运用“情本体”思想颠覆其早年的工具论思想,但是,他终究未能实现自己的学术转型。     

李泽厚美学体系质疑

1950年代,李泽厚将黑格尔的“理念”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进行了成功的嫁接,实现黑格尔的唯物主义化。1980年代他把康德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加以唯物化,以适应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需要。这就是李泽厚的“移花接木”法。李泽厚哲学是工具论哲学,它是起点,也是贯穿其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线索。中期李泽厚提出建立主体性哲学,后期又提出“情本体”。进一步强调了感性、偶然性和情欲论,但是,“情本体”和“工具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张力结构。因此,工具论在学理上桎梏了他学术发展的潜力,使之画地为牢,作茧自缚。为了突破这种理论上的尴尬局面,李泽厚把马克思主义与康德三大批判相互参照,用马克思的实践观和历史观来改造康德的先验主体性。李泽厚试图将“先验”变成“历史”,这历史不是黑格尔所言的“总体历史”,而是具有人类社会实践的具体历史。他同时要推翻两个哲学家,真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由此导致李泽厚的“主体性”变成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哲学概念。概念语义之间经常产生矛盾,相互抵触,貌似严密,实际上逻辑欠缜密。虽然他自己生造的词语很多,但还是掩饰不住内部体系的紊乱。     

现代语言哲学的本体论转向

现代语言哲学本体论受当代科学思潮、科学哲学思潮和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由传统思辨哲学的抽象绝对精神本体转向事实、经验现象本体。这种转向的三种趋向:经验实证的事实本体、意识现象客体和实践功用本体。这种转向给哲学提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信息世界哲学本体新的研究方向,但也存在经验主义的局限性,必然走向辩证本体论的轨道。     

同质的语言与世界观:伽达默尔语言性研究

语言的本质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关注的焦点,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对语言问题的理解被认为是自20世纪“语言学转向”后的又一次转向,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见解.文章以文学视角梳理伽达默尔的语言观,从三个向度解析其语言性的本体含义:首先探讨理解的语言性与世界之关系,从本体的向度阐明理解对象与理解本身的语言性,廓清理解可以达到对世界的共同解释,而成为形成一种独特世界观的条件;其次探讨真理的语言性与世界之关系,阐明通过语言的解蔽揭示世界的真理,最终获得对世界的语言性经验;最后阐明语言的本体性本质使世界在语言中得以显现并为人类所拥有,将一切知识对象涵盖在语言的世界视域之内并向其他世界开放.     

论汤显祖“为情作使，劬于伎剧”思想的成因

达观禅师之所以提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这一佛学论断，其用意在于劝说汤显祖以理破情，进而皈依佛法。在佛学层面上，汤显祖虽然认可达观的这一说法，但是两人在人生哲学、文艺观念等方面存在着的诸多差异，使得汤显祖对于情理问题有着不同于达观的独特思考。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儒家救世情结，加之达观实践人格的实际影响等等因素的交互，最终坚定了汤显祖“为情作使，劬于伎剧”的人生道路。     

传统儒学情理逻辑悖论探究

情理逻辑也就是由情及理的逻辑,它既是情扩充和延伸的逻辑,又是理的生长逻辑。这一逻辑的充分发展导致了情理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此即是情理逻辑悖论的具体内涵。这一悖论使得传统儒学陷入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之中。尽管传统儒家为克服这一悖论和走出理论与实践的困境作出了自觉的努力,但由于它是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本质使然,所以,这种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而这也就决定了情理圆融的境界只能成为传统儒家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境界。     

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与发展的难点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在新时期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向:一次是由“物质本体论”向“实践本体论”的转向,一次是“实践本体论”的生存论转向。第一次转向确立了实践的世界观意义,第二次转向则将哲学的视野转向人类的生存状况,从而把实践理解为人的生存方式,确立了实践的存在论意义。     

从哲学诠释学到本体诠释学——加达默尔与成中英对本体论的探讨

加达默尔和成中英均对本体论问题作了哲学探讨。加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由此在追问存在,在解释学经验的不断发展中彰显存在的本真含义,是海德格尔本体论的现象学方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方法的有机结合,体现出由诠释本体转向本体诠释的趋向。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则兼采中西诠释传统之所长,而以中国哲学为本位,主张本体与方法的互动,力图形成一个一体多元的开放系统——本体诠释圆环。对二者的思考向度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展示中国哲学思维方式对于本体论问题独特的思考进路,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中国哲学现代重建的根据与合理性。     

"情感乌托邦"批判

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在后期发生了重大的转向,由前期强调"工具本体",转向强调"心理本体",特别是提出建构"情本体";李泽厚美学由前期的"实践乌托邦"转向后期的"情感乌托邦".李泽厚的情本体论依然延续了实践美学的主体性路线以及意识哲学的立场,而这也是它的致命弱点.现代人类为了摆脱生存困境,确实需要一个精神家园--审美乌托邦.审美乌托邦建立在存在(生存)本体论基础上,它超越了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对立,也超越了意识美学和身体美学的对立.审美是自由的生存方式和超越的生存体验,体现出超越现实的终极追求.它能够在物质丰富、精神匮乏的现代社会,为人类建立一个精神家园.当代哲学走向审美主义,根据也在于此.     

先秦“名实论”的源流、旨趣、内容及定位--先秦人文主义语言哲学思想发微

先秦“名实论”,主要是基于“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的初步认识,将“名”作为人的一种创造性活动,通过考察“名实”关系,最终以探讨人的合理的生存实践方式及其认识来源的理论。它重点研究人、语言、世界三者互动的关系;语言能够显示现实的结构是其基本理念,“人”是其研究的最高目标。所以,就其理论重心与基本精神而言,它乃是一种人文主义语言哲学理论。虽然语言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与语言学、逻辑学关系紧密并互相贯通,然而,为了揭示其本质、彰显其特征,使之与古今中外相关的学科理论更好地会通,以便从中阐发出更多具有生命力和启示性的思想要素,最好还是突显先秦“名实论”所具有的人文主义语言哲学的性质。     

儒家伦理性情论与理情说的三种源初型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情”彰显丰厚意蕴，并常与人之“性”关联，同时不失“理”之调适。先秦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注重于以性说情，或以情释性，主张性、情一体；同时又主张以理调情、节情、制情，或以礼挈情、导情，而“礼也者，理也”。孔子“仁”学兼性与情，以孝弟（悌）的自然亲情为始，推己及人而泛爱众；主张以知利仁、因情以礼，以礼挈情。孟子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说仁义礼智四端性善，“心统性情”，四端之性亦为四端之情，并以之为人之“大体”；主张反求诸己求放心，理义调情，立“大体”之德以控制“小体”之情欲。荀子认为情不可免，从人的自然情感说性；主张以理节情，使情中理、中流，并主张化性起伪，称情而立文，以通“理”之礼养情、饰情、导情、兼情。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有关性、情、理的思想构成儒家伦理中性情论与理情说的源初型态，其后儒学家大多专注于性、情、理阐释及其关系探究，由此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脉路，通情达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独特印记。     

明清小说批评中“情理”观的流变分析

情与理是我国明清小说批评中占重要地位的一对批评用语。明代初期,瞿佑等批评们家的“情理”观念是“理”字当先,占绝对优势地位;明代中期至晚期,汤显祖、冯梦龙等主张以情反理,“情”至高无上;明末清初时期,人们的“情理”观念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是以天花藏主人为代表的一部分批评家主张情理合一,二是出现了金圣叹、毛宗岗和张竹坡三大评点家,赋予“情理”新涵义;清代前中期,脂砚斋等批评家们的“情理”观更加符合小说的艺术规律,达到了“青出于蓝”的程度。     

“交往实践辩证法”：辩证法的又一个向度

“主一客一主”交往实践辩证法作为辩证法的又一个向度，是在对传统向度“主一主”辩证法和现代性向度的“主一客”辩证法基础上的完善与发展。从生存论视域进行哲学反思，目的就是返回到人自身之存在，使人能动地对客观世界进行生存意义上的改造，使“以人为本”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这一崇高使命得以完成。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及其生存意境

古希腊哲学对世界本体的致思表现为一种语言上的诉求(既有概念语言又有诗意语言),亚里士多德的系统构建使哲学语言成了单一的理性的"独立王国",其内在的生存意蕴处于遮蔽状态;近代康德首开批判理性之先河,限制理性超经验地使用,为使哲学的生存意境豁显而保留一席之地。但遗憾的是,这种努力又在黑格尔庞大的思辨唯心主义体系中被最终窒息了;现代哲学无论科学主义抑或人文主义学派,大都拒斥形上理性,倡导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但皆因囿于理性的樊笼而没有使哲学的生存真义得以开显。与之有别,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力主站在实践基础上,实现哲学由抽象语言向生存语言的转换,从而真正拭亮了哲学的生存论视界。     

“美在创造中”与“美在意象”--中国当代美学关于“美的本体”的两个重要命题

蒋孔阳的“美在创造中”和叶朗的“美在意象”是中国当代美学关于“美的本体”探讨的两个重要命题。二者都突破了实体性理论思维的局限性,都是将“美”看成是不断生成的而非凝固不变的,所以对人们思考“美的本体”问题颇有启发。但二者的哲学基础并不相同。“美在创造中”注意到美的现象产生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注意到人的精神自由、生命创造、情感心理对美的创造的意义,但由于拘泥于劳动实践的美学观点,忽视了人的生存自由对于美的创造的重要性,所以在解释中存在着种种矛盾。“美在意象”则是在充分审视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与美学思维转向和中国美学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理论缺陷的基础上进行,凸显了美对人的生存活动的意义,所以更有助于中国当代美的本体问题的理论思考和思维转换。     

哲学观的变革与哲学家的角色定位

传统哲学以追求绝对的终极知识和最高本体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哲学家希望从无限的世界中为有限的世界寻找到一种根据,似乎只有寻找到这一根据才能为人的生存找到一个确定性的根基。哲学家因此也被赋予了众学之王的角色,哲学变成了一种知识之学,哲学学习及哲学素养的提高被视为哲学知识不断积累和增长的过程。这种错误的理解方式和做法,使哲学研究丧失了批判和否定的向度。只有恢复哲学“爱智之学”的本性,将哲学由一种知识之学转变为实践智慧之学,才能有助于解决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哲学家自身角色的定位等诸多问题,进而有助于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走出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