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如何影响青年居民生育意愿——基于转型中国背景的实证研究

社会资本的丰富理论意涵能够弥补既有文献在讨论生育意愿时未能结合个体家庭特征和社会经济结构特征的不足,为改善生育意愿提供了新视角。研究深入剖析了个体社会资本积累影响青年居民生育意愿的一般理论逻辑,并结合转型中国背景提出了社会资本的生育意愿影响效应在中国可能存在的具体机制。实证检验显示,一方面,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均对青年居民生育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青年群体间存在异质性;另一方面,转型中国情境赋予了社会资本影响生育意愿的具体机制,可以通过心理缓释效应提升青年居民幸福感,通过规范转换效应改善青年居民的育儿态度,进而提升生育意愿。研究拓展了社会资本影响生育意愿的研究视野,有利于中国本土化生育理论的构建,为应对中国低生育问题提供新的政策启示。     

获得感、公平度与国民幸福感提升——基于CGSS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CGSS微观调查数据,在运用非线性结构方程模型探察民生公共服务带来的获得感、公平度与被访者幸福感之间内在关联的过程中,二次效应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获得感与幸福感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当获得感持续增加并超过拐点之后方能正向提升幸福感。交互效应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则表明,公平度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公平度上升能进一步增强获得感、提升幸福感的正向效应。实证结果还进一步明确了获得感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这些非线性效应意味着获得感的提升并不必然会增进幸福感。因此,要提高民众幸福感,需持续增加获得感,同时确保获得感增进过程中的公平性是一切措施的重要前提,让人民真正从改革发展中获得实惠。     

青年购房压力对生育焦虑的影响路径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在高房价和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购房压力是否引发、如何引发青年生育焦虑是极具社会意义的研究话题。已有研究往往着力于探讨购房与生育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但其中的影响机制却很少受到重视。本研究引入社会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作为购房压力影响生育焦虑的中介变量，然后利用对重庆市323位青年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购房压力对生育焦虑的影响路径。结果发现购房压力除了能够直接作用于生育焦虑外，还能通过“购房压力→主观幸福感→生育焦虑”和“购房压力→社会公平感→主观幸福感→生育焦虑”这两条路径实现影响。最后，对于如何降低青年的购房压力和生育焦虑情绪，提高其社会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本研究得到了一些政策启示，如推行“租购同权”、引导大城市的产业分散至周边的中小城市等。     

教育影响幸福吗?——基于中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年我国问卷调查的经验数据,通过构建教育与主观幸福感的有序概率模型,检验教育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教育与公众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收入对公众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绝对收入的效果明显弱于相对收入;传导途径出现多元化,且各传导变量效果不一,教育通过非经济因素的传导效应明显更强。因此,为了更好地提升公众主观幸福感,政府应该加大教育投资力度,降低私人的投资成本,让教育成为居民改善收入水平、实现社会阶层跨越、提升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家庭人均收入、女性教育水平与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7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家庭人均收入、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对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教育水平对其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与二孩生育意愿呈现"U型"曲线变动关系,即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随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进一步分析城乡样本回归后发现,女性教育水平、家庭人均收入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具有不同程度的城乡差异。据此,研究提出树立正确的人口资源生育观;保障女性就业公平,降低女性二孩生育机会成本;完善社会支撑体系,帮助实现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平衡等方面提高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对策建议。     

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升农民幸福感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政府工作的主要内容。研究基于972份农民微观社会调查数据,利用二元离散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保障因素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之间的关系,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保障因素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保障因素方面的收入保障、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和环境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经济保障在增进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要重视农村社会经济保障因素在增进农民幸福感提升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强化农村社会经济保障体系建设,以增强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社会凝聚与居民幸福感研究——基于深圳与厦门的数据考察

目前有关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研究,多集中在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的考察,对社会因素关注不够。基于深圳和厦门的调查数据,从社会凝聚的角度分析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从社会信任、利他倾向、社会认同、社会参与四个维度进行测量,研究发现:相比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社会凝聚对居民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地区经济富裕程度与居民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社会凝聚各因素均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政府应将增强社会凝聚力作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政策目标。     

客观阶层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闲暇生活方式的中介效应考察

主观阶层认同不仅会直接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还会由此影响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果,因此深入研究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可能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CGSS2015的调查数据,对个体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收入、职业和教育）是否会通过闲暇生活方式影响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这一问题进行中介效应考察。研究发现,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闲暇生活方式均会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重要的、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闲暇生活方式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阶层认同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对主观阶层认同的理论分析及政策实践,必须同时将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闲暇生活方式两种因素作为重要的考量。     

道德型领导与下属工作幸福感关系研究

工作幸福感是提升个人绩效和组织绩效的关键因素,道德型领导能够提升下属工作幸福感,但具体作用机制还有待研究。通过采用道德型领导、道德认同、道德氛围和工作幸福感4类量表进行调查,并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和Bootstrap方法探讨道德型领导对下属工作幸福感的工作机制,研究发现:道德认同在道德型领导与下属工作幸福感之间具有中介作用;道德氛围在道德型领导与下属工作幸福感之间具有中介作用;道德认同和道德氛围在道德型领导和下属工作幸福感之间呈现链式中介作用。     

社会凝聚与居民幸福感研究——基于深圳与厦门的数据考察

目前有关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研究，多集中在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的考察，对社会因素关注不够。基于深圳和厦门的调查数据，从社会凝聚的角度分析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从社会信任、利他倾向、社会认同、社会参与四个维度进行测量，研究发现：相比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社会凝聚对居民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地区经济富裕程度与居民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社会凝聚各因素均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政府应将增强社会凝聚力作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政策目标。     

组织支持感对合作社成员退出意愿的影响 ——以组织认同和成员满意度为中介变量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以组织认同和成员满意度为中介变量,构建组织支持感影响合作社成员退出意愿的关系模型,并利用来自225个合作社成员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组织支持感、组织认同、成员满意度与合作社成员退出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组织支持感对成员满意度和组织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合作社成员退出意愿的负向影响显著;成员满意度和组织认同对组织支持感影响成员退出意愿具有中介作用;组织认同对成员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成员退出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成员满意度对成员退出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归属感、忠诚度和认知度显著正向影响成员的组织认同;服务满意度对成员满意度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关系满意度和民主满意度.应从组织支持感、组织认同和成员满意度等诸多因素入手,多途径降低合作社成员退出意愿.     

住房财富效应与居住模式对适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在城市住房价格居高不下与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文章通过OLS模型,采用CGSS2018年调查数据和2017年城市房价数据,研究住房财富效应与居住模式对适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住房的财富效应对适龄生育人群生育意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核心家庭相较于主干家庭的生育意愿较低;核心家庭偏向生育女孩,主干家庭偏向生育男孩。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结果仍然稳健。建议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重塑主干家庭,鼓励代际同居,以提高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     

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现状与比较分析

本文依据两次调查所得到的资料,描述了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现状。研究表明,我国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青年的生育意愿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没有显著的差异。处于不同城市、具有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婚姻状况的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也基本相同。从数量上看,三分之一左右的青年希望生育两个孩子,60%左右的青年希望生育一个孩子,5%左右的青年不打算生孩子,希望生育三个以上的不足1%。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现状与变迁趋势对生育政策的调整具有参考作用。     

中国家庭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研究

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探讨中国家庭生育模式的代际传递效应及作用机制,可以为目前低生育水平成因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生育模式具有代际传递特征,父代的生育行为对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显著影响,原生家庭同胞数量越多,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高。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强度因个体异质性存在差异,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农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并且随出生队列的推移而增加。机制分析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和养老负担的差异是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     

“村改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社区认同与社区参与关系的实证研究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快,＂村改社区＂建设成为改善农村人民生活质量和推动城市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文章以天津＂村改社区＂试点乡镇的搬迁村民为调研对象,以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村民的内心感受为研究主题,探讨了村民搬入新社区后的居住满意度、社会保障的改善与主观幸福感、社区认同、社区参与间的关系,通过对700名参与＂村改社区＂搬迁的村民的调研,运用结构方程等统计分析方法,发现这些居民的居住满意度和社会保障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感、社区认同、社区参与存在的显著的正向因果关系。研究结果对于＂村改社区＂建设中的居民安置具有指导意义。     

学前教育政策是否有助于生育意愿的提升?——基于“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研究

在生育率非常低的情况下，国家支持性政策如何支持更高生育率的问题将是理解未来生育模式的核心，系统分析国家支持性学前教育政策——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对个人层面上生育意愿的影响，可以发现：(1)支持性学前教育政策显著促进了个体生育意愿的提升；(2)上述作用对农村和低收入人群的积极影响更大，但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3)“成本效应”“兼容效应”和“和谐效应”是学前教育政策促进生育率提升的三个重要渠道。政府应加大支持性教育政策实施力度以减轻中国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负担；在提供高质量教育与支持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农村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尤其要加强支持性政策与生育政策间的协同配合，这些都有助于提升生育意愿进而提高生育率。     

心理契约破裂会影响农户持续参与合作社意愿吗?

农户持续参与意愿不高一直是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关键制约,以往研究未能重视从农户感知视角解答其持续参与合作社意愿不高的问题。研究以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农户心理契约破裂通过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和集体主义作为边界条件来影响其持续参与合作社意愿的理论模型。基于贵州省243份有效调研样本的分析发现：心理契约破裂显著负向影响了农户持续参与合作社意愿;组织认同在心理契约破裂和农户持续参与合作社意愿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集体主义显著调节心理契约破裂与组织认同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组织认同调节了心理契约破裂和农户持续参与合作社意愿之间的间接关系。     

迁移经历、生活压力与我国女性生育意愿实现

在我国流动社会与低生育率的双重背景下,以往研究多关注人们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状况及其二者间的偏离,尚未将二者建立直接联系来分析迁移群体生育意愿的释放与实现。对此,本文基于成本效用理论,通过建构"生育意愿实现度"指标来考察迁移对生育意愿实现的影响。研究使用CLDS2016数据并结合《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发现：首先,迁移对生育意愿实现形成显著的抑制作用,且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多,生育意愿越不容易得到实现;其次,迁入地生活压力的提高是迁移抑制生育意愿实现的重要机制,生育的“经济空间”越小,生育意愿就越难以实现。本文认为,经济因素是迁移群体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的关键要素之一,破除收入壁垒与降低育儿成本是释放迁移群体生育意愿的双重路径。     

社会资本框架内城市居民幸福感的产生机制研究——基于杭州市的问卷数据

在明确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现状基础上,重点在社会资本的框架内分析了城市居民幸福感的产生机制。在当前城市,作为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社团参与、人际信任的存在很不均衡,并且幸福感较弱;社会资本中的关系网络总量、人际总体信任对于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社团参与总量对于幸福感不产生显著影响;并不是所有形式的社会资本与幸福感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关系网络中仅有同事关系、同学关系和朋友关系,社团参与中仅有娱乐性团体参与,人际信任中仅有特殊关系信任和一般关系信任,分别对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社团参与和人际信任并不仅仅直接地促进幸福感的产生,而是彼此相互为中介变量,也能够间接地促进幸福感的产生。本文最后就如何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提出了相关建议。     

政策认同、非农化能力与农户"两地"退出意愿 ——兼析土地功能分异的影响及退地方式的认同序列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退出是农民农村退出的关键.对云南省9个县(区)调研资料的分析表明:农户的政策认同会显著增强其退地意愿;非农化能力对农户退地意愿具有门槛效应,非农化能力处于中间水平时与退地意愿显著正相关,但较低或较高时对退地意愿无显著影响;承包地与宅基地的功能分异使农户"两地"退出意愿存在差异,宅基地退出意愿弱于承包地退出意愿;农户更愿意选择低风险和收益稳定持续的退地方式,承包地退出偏好"货币化补偿"方式,而宅基地退出偏好"实物置换"方式.应强化政策宣传,提高农户的政策认同度;要警惕非农化边界效应陷阱,厘清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要构建和完善一种分期、稳定、持续的退地补偿机制,并基于承包地与宅基地的功能分异因"地"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