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引《诗》考论

《荀子》一书，在议论之余，每每引《诗经》为证。《荀子》所引《诗经》，与今本《毛诗》相比，文字全同者占大多数，也有少数同于《三家诗》而异于《毛诗》者。这些文字上的差异，大多属于同音或者声近通假。从《荀子》引《诗》中，可以看到荀子对诗句的理解以及他所赋予诗句的新“义”，其实这就是荀子的《诗》学。从文义与《诗》义的关系这个角度分析，《荀子》引《诗》有五种类型。探寻《毛诗》及《三家诗》与荀子的关系，可证《毛诗》确是出自荀子，《三家诗》中，至少《鲁诗》、《韩诗》也与荀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荀子《诗》学与先秦"诗传"

荀子是战国末传道兼传经之儒,其《诗》学与《毛诗》非属同一系统。他一方面阐释经典喻意,推进《诗》的经典权威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以《诗》证礼,推进礼的制度化进程。其通经致用的基本精神,为汉代今文学派开启了先河。荀子当撰有"诗传",《荀子》中存有的两种"诗传"的迻录文字,披露了荀子"诗传"的基本形态。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韩诗外传》与先秦《诗》学渊源关系探略

相对于齐《诗》、鲁《诗》,《韩诗外传》保存完整。《韩诗外传》的引《诗》与《左传》引《诗》取义、孔门诗教、孟子以意逆志说、《荀子》用《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韩诗外传》的解《诗》与先秦传《诗》方式一脉相承,直接承继先秦《诗》学精神而来。     

《鲁诗》与荀子

《鲁诗》传自荀子的传统看法需要谨慎辨证。通过对《鲁诗》遗文与《荀子》所引之《诗》的详细对比可见,《鲁诗》对《诗》意的理解有相合于荀子者,亦有不合者,且所引《诗》之文字或有不同。     

孔子前《诗》的流传与《诗》学观的变化

西周人引《诗》作为君王施政比照;春秋人的歌《诗》、赋《诗》、引《诗》活动扩大了《诗》的社会适用范围,《诗》的社会工具性特点也越来越明显,从而引发了《诗》学观从"以《诗》为史"到"以《诗》为训"的变化.     

先秦儒家典籍中的《诗》文化

《论语》、《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各部典籍中都大量引用《诗》,这种现象反映出《诗》所蕴含的思想精神、作用及其品质特性都从不同方面受到儒家的体认和关注,儒家学派的引《诗》、用《诗》奠定了《诗》走向经学的基础。这同时说明,一部伟大文化经典的地位与影响的确立,绝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还有赖于当时以及后世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倡导与传承。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探求孔子、孟子和荀子三家说《诗》的特点及原因

儒家学派三位大师的孔子、孟子和荀子对《诗经》都有深刻的研究，但三家说《诗》的内容和目的也不尽相同，孔子说《诗》着重于道德教育，孟子说《诗》重点在于辩难，而荀子说《诗》却重点放在其文学价值上。     

得本通末开创新篇——欧阳修《诗》学本末论析探

在《诗》学史上,以本末论的观点论《诗》,为宋之大儒欧阳修所首创。其论《诗》,谓《诗》之义不出四类: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经师之业,并依据各自的内容和特点区分为本和末。在他看来,诗人之意和圣人之志才是《诗》义之本,而太师之职则为《诗》义之末;至于经师之业则有本有末,能求诗人之意且达圣人之志者,则为经师之本,但若仅讲太师之职且妄自为说者,则为经师之末。这一精辟独到的观点,不仅为欧阳修的《诗》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为了宋代《诗》学怀疑思潮的理论依据,并促进了宋代《诗》学诠释方法的转变。     

诗本义与《诗论》、《诗序》——以《关雎》篇为例看《诗论》、《诗序》作者

探明诗本义,对于正确理解《诗论》与《诗序》,判别其各自作者,有积极意义;区别《诗序》之大、小,同样有助于判别其各自之作者,并可加深对《诗》学传承与发展的认识。而诗本义,则历古以来多被义理之学所歪曲;《诗序》之大、小,自陆德明以来亦已不甚区分。     

《荀子》、《吕氏春秋》教育思想比较

《荀子》、《吕氏春秋》均有集百家学说于一身的特点,两书所包含的教育思想比其他诸子更为丰富.比较起来说,《荀子》的教育思想以性恶论为哲学基础,《吕氏春秋》以天性论为基础.前者认为教育能够改造人性,由恶趋善;后者则认为教育不能改易人性,却可避免人的天性遭受戕害.《荀子》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圣人,《吕氏春秋》则把教育的目的更多指向培养遵守社会规范和因循自然规律的普通人.两书在教育方法论方面有许多相似的观点,但《吕氏春秋》更加强调基于自然人性的师生关系所带来的教学效果.     

清代三家《诗》辑佚研究论略

贯穿有清一代的三家《诗》研究,在嘉道期间的全面复兴,以辑佚研究的大盛为重要标志。清代三家《诗》辑佚研究兴盛的原因与清代学术的发展相一致,并表现出自己独有的特征,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王应麟《诗考》的示范作用;二是辑佚研究体例多样,内容丰富;三是辑佚方法的创新;四是考据与义理结合的尝试探讨。     

宾礼与春秋时代赋《诗》风气

春秋时期,贵族士人保留着温文尔雅的周代君子遗风。《诗》在对外邦交活动中发挥着特殊作用,邦国交际过程几乎通过《诗》来完成。在主观上,赋《诗》行礼、以《诗》明礼,主要在意其外交意义;在客观上,赋《诗》言志具有文艺鉴赏的意味。赋《诗》是以断章取义的方式遵礼而行,所以《诗》意本身便在政治和道德层面得到了最充分的阐释,或作为真理的依据而被运用。朝聘诗为"陈己德"的重要手段,是外交语言的诗化。《诗》本身的价值和影响往往与赋《诗》者的品德境界相辅相成。     

司马迁与《鲁诗》及荀子之关系

司马迁与汉代《诗》学形成了密切的关系,从大的方面讲,主要与《鲁诗》及荀子发生关系。与其它三家诗相比,《鲁诗》更具有“美刺”的文化精神。司马迁关注《鲁诗》主要接受了孔子论《诗》的成果,其中包含了对王道精神的肯定和支持。     

《荀子》与《管子》、《晏子春秋》的关系考论

荀子是先秦时期集大成的儒家大师，《荀子》一书近年来已经被认作是荀子思想的实录。而《管子》、《晏子春秋》等书向来被学者们认为是比较复杂的作品。所以，近代以来将此二书判为“伪书”的情况是层出不穷的。《管子》、《晏子春秋》等书尽管成书比较复杂，但是却包含了诸多先秦时期的思想内容，是值得我们研究先秦思想史注意的重要资料。此外，《苟子》书中所见与此二书的相通相近的情况，也说明了苟子在先秦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文心雕龙》《诗》论中的两种诗学范式

《文心雕龙》《诗》论中蕴涵着两类诗学形态 :象征型诗学范式与直感型诗学范式。前者以先秦用《诗》和汉儒注《诗》中的“兴”论为理论资源 ;后者以新起的“感物”诗和“感物”说为言说语境 ,并吸收了直感型“兴”论的审美经验。从诗学范式切入 ,有助于全面认识《文心雕龙》《诗》论的内涵 ,并超越“政教”与“抒情”的新旧之争 ,充分估量两种诗学范式价值的自足性和普遍性 ,拓展“龙学”的研究视角。     

魏源对“《诗》亡然后《春秋》作”的阐发

自孟子提出《诗》亡然后《春秋》作之后,历代多有训解。魏源对历史上以颂、正雅或是变风之亡等来训解《诗》亡的各种说法都给予否定,认为应该从王者之迹熄来理解《诗》亡,只有这样的理解才可以认识到孔子著《春秋》为后王制法的微言大义,知晓《春秋》是对王迹的承接,而《春秋》承接王迹是通过五霸来实现的。与以往人们论五霸多推尊齐桓、晋文不同,魏源特别称许楚庄王,多或少也有赞美清王朝的意味。     

论荀子孝道观——以《子道》篇为中心

荀子论孝道之所以会被忽视,和《子道》篇的可资采信密切相关,通过对包括《子道》篇在内的《荀子》最后六篇文章的考辨,可以基本确定其与荀子思想体系的关系;以《子道》篇为中心考察,荀子论孝道不是孤立的,君道、臣道、子道,三者互为辅助,构成其礼制系统的重要内容,在孔孟之外对孝道提出了"礼制"层面的准则和要求,论孝道与其思想体系相关联,既有继承传统的一面,更有着自己的创意阐发,实为儒家孝道思想中很重要的内容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