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视域下的《文心雕龙》研究

《文心雕龙》作为一部"体大而虑周"的中国古代文论巨著,其蕴含的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文学、美学、逻辑学内涵根植于中国文学悠久的历史土壤中。以西方现代文学阐释学理论(对话论、阅读论、意义论、空白论)为整体参照系,具体运用视域融合、效果历史、阐释范式等理论要点,绘制《文心雕龙》的阐释路线图,将西方现代阐释学思想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文论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探析有关《文心雕龙》研究走过的足迹,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方法的有益实践,为《文心雕龙》的阐释研究开启了新的视阈。     

从“义生文外”到“情在词外”——刘勰“隐秀”论的本义、影响与误读

在周汝昌、陈良运二家对张戒所引《文心雕龙·隐秀》篇佚文证伪的基础上 ,考查《隐秀》残篇及其“隐在文本”可以看出 ,刘勰的“隐”论是对先秦两汉《易》学和《诗》注的总结 ,应归属于以象征为要义的意象论诗学话语谱系 ,而不属于以情景交融为特质的意境论诗学话语谱系 ;刘勰的意境论诗学思想应在《物色》篇 ;《文心雕龙》存在着意象论与意境论并行不悖的诗学取向 ;张戒对《隐秀》篇的误读以特殊形式标志着中国古典诗学话语范型由意象论向意境论转换的彻底完成     

一个生命论诗学范例的解读——中国诗学精神探源

中国诗学是一种立足于人的生命意识的诗学传统。它以“情志”为诗歌的生命本根,“兴感”为生命的发动,“意象”乃生命的显现,“意境”则是生命经自我超越后所达到的境界;而在“情志为本”的前提下,由“因物兴感”经“立象尽意”再到“境生象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诗歌生命活动的流程,这也就是中国诗学的内在逻辑。中国诗学的生命论传统具有与西方知识论取向的文艺思想以及晚近的表现论、意志论、直觉论、精神分析诸说各不相同的特点,在开展中西诗学对话与交流中,清除其历史的杂质,抉发其思想的精髓,将能为人类思想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资源。     

论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

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儒家经典诗学对魏晋诗学的深刻影响以及魏晋诗学对儒家经典诗学的重新阐释上，二者形成了一种生生互证的关系。魏晋诗学无论是以宗经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论，以尚德为核心的主体价值论，还是文质为核心的审美构成论，以雅颂为核心的审美范式论，都直接接受了儒家经典诗学的影响。然而，魏晋诗学的价值观念、理论形态、审美风尚又都渗透着特定时代多元文化的因子，如援道入儒的思想倾向，艺术创新的审美追求，《诗》《骚》并重的审美取向等，这使得魏晋诗学在对前代诗学的因袭中又投映着“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时代印记。     

《论语》的诗歌功能论

《论语》中的诗歌功能论,是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此文试图从当代美学视野出发,集中对“兴、观、群、怨”和“无以言”进行再阐释。认为:“诗兴”有三种功能,“诗观”有四种方式,“诗群”指公共性交流,“诗怨”以刺穿社会平衡和建立个体心理平衡来医治社会和个体,“无以言”则揭示了诗语与人的存在的关系。《论语》中的论述,已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诗歌功能论系统。     

身体书写:小说的诗学与伦理——以郁达夫《沉沦》为个案

身体书写(用身体来思想)宣示的是“体验诗学”的理念.诗(艺术)论虽为“知性”行为,但身体之体验却是其立论最基本根基.脱离身体的诗论是反诗学的:它回避了诗与人生、人性间的诸多繁难与悖论.小说以诗学的方式触及人类生命的各个层面,相对于抽象的“理性伦理”,小说自有它的“叙事伦理”.在实践的层面,本文以《沉沦》为个案,以“体验诗学”为基点,辨析其中的情色、死亡、忏悔书写所蕴含的诗学与伦理问题,以此讨论“虚构”的艺术世界与“实在”的现象人生间的相同、相异之处,而情色、死、爱、出路等正是人生与艺术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     

德里达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之比较

本文通过解读雅克·德里达 (JacquesDerrida)的《何谓诗》一文 ,阐述了德里达的诗学 ,并指出了德里达的诗学同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些相似之处。德里达不落西方传统诗学的窠臼 ,用两个词回答了何谓诗这个问题。这两个词就是“记忆”和“心灵”。     

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诗学结构及其意义

《孔子诗论》是“性情”诗学,也是“礼义”诗学。一方面,《孔子诗论》强调以“情志”论诗,将“志”落实在“性情”上;另一方面又强调礼对情感的约束和教化,以礼节情、以礼论诗的思想倾向十分明显。对各篇诗旨的阐释也体现出不同的情感层次和审美层次。通过运用一系列富于哲学思辨色彩的评论术语,《孔子诗论》成功地构建起诗学评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在诗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韩婴诗学的宗孟倾向——论《韩诗外传》对孟子诗学的接受

《韩诗外传》与孟子诗学存在承传关系。主要表现为:在韩婴的诗学传承谱系中,孟子被置于一个仅次于孔子的重要环节;在诗学观念上,韩婴接受了孟子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诗学观,并将这一观念应用到诗学实践;在用《诗》方式上,韩婴继承了孟子的"引《诗》证事"特点,使得《韩诗外传》在传《诗》方式上,颇"殊"于齐、鲁两家诗。     

赋、比、兴起源于《周易》

<正> 《诗经》是大家公认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关于《诗》之三义的“赋”、“比”、“兴”,虽一向歧解甚多,但视三者为三种写作方法的观点,却为古今大多数学者所承认,并进而认为《诗》是“赋”“比”“兴”的源头。如元人杨载有言:“风雅颂者,诗之体;赋比兴者,诗之法”,并说,此乃“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其实,并不然,就以比《诗经》成书为早的《周易》而言(其与《诗经》的部分作品,可有年代上的交叉),其卦爻辞歌诗中,就可以找出完整的“赋”、     

从雅典国家的农业看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兼与农业特征论者商榷

地理环境制约了雅典国家农业的发展。从量的角度看 ,雅典国家的农业在城邦社会经济生活中不据支配地位 ,难以维持城邦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从质的角度看 ,雅典国家的农业已在很大程度上商品化了 ,属商品经济范畴。因此 ,雅典国家的农业不足以说明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 ,不足为论证城邦社会农业特征之依据。     

城市化进程中民族问题发展的七大趋势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民族问题的发展将呈现出七大趋势:民族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无法避免的重大问题:民族问题的类型日益多样化;城市社区将成为民族问题发展的基本单元;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成为民族问题发展的重要变量;少数民族社会结构日益分化;国际移民新群体的身影逐渐显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构将进一步走向深化.综合来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会出现大的民族纠纷.     

汉画中鹿图像文化阐释

汉画中有关鹿的画面,可分为猎鹿和神鹿。猎鹿是汉代人对原始社会狩猎活动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反映;神鹿具有升仙工具、阴性象征及祥瑞象征的性质,与鹿的奔走、性情、生育特征、医药功能以及“物候历法”的作用密切相关。在鹿神话的基础上又形成了飞廉、麒麟、天禄等神话。     

论《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反英雄”形象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诠释了二战后美国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反英雄"形象。霍尔顿追求生命的"本真",并有保护美好的愿望,但是他不具备英雄的气概和胆量,无法改变"非本真"的成人世界的虚伪和麻木,因此,只能在成长的不可逆转中矛盾挣扎,无法解脱。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灾荒成因探析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灾荒频发,死亡人数和惨烈程度在近代史上都是罕见的.这一现象的发生,除了该地区较为复杂的气候和地质、地理环境外,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则是农民的耕地不足与普遍贫困、频繁的战争、政治腐败以及鸦片的大量种植,导致西北地区百姓防灾、救灾能力低下.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新时期共青团工作一般原则确立的多维向度

确立共青团工作的一般原则包含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共青团工作自身作为系统的内部条件。二是构成共青团工作环境的作为系统的外部条件,即环境条件。     

论唐代小说中的落第士人形象

唐代小说落第士人的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屡屡落第,有坚持不懈而终成正果者;第二类是落第后,饥寒交迫漂泊他乡,甚至魂归异乡者;第三类是经受落第的打击后,归隐或甚至出家者。其中第一类主要出现在盛唐到中唐的小说中,反映了当时士人积极进取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后两类主要出现在中唐以后,特别是晚唐的小说中,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唐代走向衰败过程中士人的精神面貌。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西藏投入西部开发要重新认识自身的特征

西藏是我国特殊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西部开发对西藏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要应对西部开发,就必须重新认识西藏地区的自然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