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台里喝采":胡适的新文学史自述

从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议》到30年代的文学史自述《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态度有一个转变。胡适在分析五四新文学发生原因的时候,和陈独秀的意见产生了分歧。胡适在他的文学史自述中,淡化了文学革命中“人的文学”这一命题的意义,淡化了近代的白话运动,从而突出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胡适的文学史自述是“戏台里喝采”,作为一种文学史叙述策略,影响了后来的新文学史写作。     

《当代彝文文学史》编撰考述

《当代彝文文学史》（1978—2018）是第一部以当代彝文文学发展历史作为考察对象的文学史专著,该书以文体为经,以代 表作家为纬,对当代不同时期彝文文学各文体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细致描述。从《当代彝文文学史》的文学观、分期及其原则和 方法、文学史观、可改进之处四个方面对该书的编撰进行考述,以探讨其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文学史存 光耀重庆——简评《巴渝古代近代文学史》

熊笃先生主编的《巴渝古代近代文学史》(以下简称《文学史》)是一部难得的全面反映重庆文学历史发展进程的学术专著,为我们梳理了一条清晰的巴渝文学发展进程,让读者轻松愉快地回顾重庆文学所走过的光辉历程,领略先贤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全书洋洋洒洒50万言,650多页,跨越两千多年历史,搜罗上千件作品,涉及上百位作家,覆盖重庆所有行政区域。资政育人,以史为     

教材型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观念的嬗变

自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创立以来,有代表性的教材型现代文学史编写的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显著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秉承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20世纪80年代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种启蒙现代性文学史观。进入21世纪,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体现了民国文学史观的初步影响。     

专家座谈《中国文学史新著》

199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风靡全国,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迄今已销售20万套。2007年9月,章培恒、骆玉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总社联合推出。《中国文学史新著》是海内外著名文史研究专家章培恒先生古稀之年领衔撰写的结晶之作,是一部极富特色与创意的文学史著作。全书以人性的发展作为文学演变的基本线索,对现代文学以前的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作了实事求是而又独具特色的描述。作者打破了此前同类著述主要按朝代论述文学史的惯例,将先秦至1900年的中国文学…     

中国文学史学史上的里程碑——略论黄人的《中国文学史》

我国民族富有历史精神。古代的文论家素来喜欢用历史的眼光,将以往的文学进行整理和批评,编写了不少具有文学史性质的作品。假如说删《七略》而成的《汉书·艺文志》是文学史的最初雏形的话,那么以后又陆续发展和创造了许多不同形式的文学史作品。在近代,中国传统的文学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治史方法和编史体例的影响下,一批新型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纷纷面世,使中国文学的历史批评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样的时势下,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应运而生。     

蒙文中国古代文学史及蒙汉合璧中国古典文学概述

中国各民族的文学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社会的进步,得到长足发展,并取得了灿烂辉煌的成就。特别是汉文学,源远流长,硕果累累,成就卓著。蒙文中国古代文学史(下文简称《史》)和蒙汉合壁中国古典文学(下文简称《合壁》)是根据《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大纲》,以适应民族高等院校公共必修课的教学及民族高等院校成人教育的教学需要而编写的。《史》对每个朝代政治经济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并分析了如何作用于文学的发展等。在编写过程中,主要以1992年再版的由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基础,参考其它各种版本,并吸纳了近年来发表的文学史方面的重要…     

重谈"重写中国文学史"

上世纪 80年代末 ,有人提出“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主张 ,“重写”遂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话题。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了许多重写的《中国文学史》 ,从中仍可以看到“重写”中存在的理论盲点 :即主要从政治历史及文学本体的角度思考“重写” ,并没有看到今天文学史最大的问题所在。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 ,是“残缺”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应补上“现当代文言文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这两个残缺 ,这不仅是文学史写作的需要 ,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目的是要倡导“多元共盛”的观念 ,“多元”才是催生文学繁荣的标志     

中国新文学史书写理念的变迁及其成因——以1950年代的四部文学史著作为例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张毕来的《中国新文学史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四部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新文学史著作.这四部新文学史著作的书写理念可以概括为总体性历史元叙事.总体性历史元叙事作为一种本质主义的理论范式,将文学存在视作政治元叙事的表述工具,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推广到文学史的阐释之中.这种文学史观念对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四部新文学史著作的作者怀着真诚的政治热情,试图运用当时的主流文学观念去研究新文学史,但是理解未必很透彻、运用未必很圆熟,而且受流行的教条主义的影响以及现实政治规范的制约,因而留下了一些经验教训.今天回顾这一段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现象,人们可以从得失成败中获得现代文学学科的反思与启示.     

现代文学史上的两篇“日记”

现代文学史上的两篇“日记”宋曦业１９１８年４月，也就是在震惊中外的“５·４”运动爆发的一年前，鲁迅先生写下了震惊中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而当历史的脚步又向前迈进了１０年后的１９２８年，一篇《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问世又确立了一位女作家在中国文学...     

《白话文学史》：文学史书写的政治

胡适的半部《白话文学史》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并不突出,作为白话文运动的总结性成果,其对传统文学秩序的彻底反叛及其所采取的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与其说是一个文学史的“解构-重构”过程,不如把它看成是对五四那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寓言化表述。     

罗庸《中国文学史导论》研究

罗庸从1932年至1950年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教授中国文学史,有20年的历史。他与胡适、傅斯年一起把当时陆侃如、冯沅君研究中国文学思潮变迁的阶段推进到文体发生、演化的研究阶段。进而罗庸又在《中国文学史导论》中,提出从中国文化史研究中国文学史,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预见文学发展的未来,并论述了中国文学史的"宗趣论"、"方法论"、"史料论"等,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系统理论。     

文学史编纂与文学史观念——詹安泰《中国文学史》编纂实践与理论考察

詹安泰以诗、骚研究作为编篡《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的学术基点,沉潜考索,宏观裁断,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特点主编了一九四九年后由教育部审订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教材。文章以詹安泰《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编篡实践与文学史观为中心,考察了其诗骚研究实绩和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展现出来的理论特色,并由此总结出其相当科学合理的文学史观念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史

新的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史学科面临着严重的历史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经历了开拓、发展、建设三个阶段,古代文学史和文体史成果最多。我们正处于和平与发展、变革与进步的时代,必须要以科学智慧来丰富自己的理论思维,善于进行学术上的综合,以不同的文学时代的历史序列来概述中国文学发展的全部历程,总结出中国文学发展的显著特点和宝贵经验,建设有新对象、新成果、新体系的文学史新学科     

论《白话文学史》的文学性

本文分别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的命名、文学史观、方法论和历史叙事四个层面展开论述，揭示这部史学著作所具有的文学性特征——指称的模糊性、联想的思维方式、艺术的想象力、文本的多义性、叙事的虚构性，从而为这部开放性的历史名著提供新的解读。     

《中国文学史·文学史年表》辨正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在每卷后均附有《文学史年表》,以时间为线索,为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等系年,对于使用者大有裨益。但是《文学史年表》中也存在一些疏漏之处,需要在使用过程中加以辨别。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反思与重构--评王泽龙教授的《反思与重构》

自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已有50余年，其间编写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计其数。有什么样的文学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史。文学史的书写历史与学科的发展就是在不断的反思中重构的历史过程。华中师范大学王泽龙教授的著作《反思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综论》（以下简称《综论》，新华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对近十年来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的文学史观作了自己的阐释。     

从《周易》的“人格论”看《中国文学史》

从《周易》的“人格论”看《中国文学史》李笑野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第一次以人性为基点，去系统地观照、审辨、论述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这一视角的确立，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建树。在文学发展、流变的过程中，无论是创作主...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评王晓初《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

王晓初的近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它以文学现代性为价值维度审视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文学演变及其美学品格,建立了一个自足的文学史框架,在写作视点、编撰体例以及文本细读上都有新的突破,是一本有着自己学术特色和价值的文学史著作。     

《汉文学史纲要》之成因及其文学史意义

《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先生的文学史名作,也是一部未竞之作,颇具检讨价值。第一,是书未能写完有主、客观方面的多重因素,它并不能完全代表鲁迅的实际学术水准。第二,是书书名导致了种种歧义,歧义发生的根源在于鲁迅自己的不缜密界定。第三,是书对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借鉴甚多,但不赞成其文学观念;鲁迅的文学观念有其进步性,但在处理中国上古文学的实际时,也有局限性。第四,是书与胡适《国语文学史》在文学史观念上颇有差异,鲁迅对胡适文学史观有部分否定和间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