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海派"笔下的"进城"与"下乡"

"乡下人进城"在当下备受关注成为显学,但是,无论作为一种历史存在还是文学表述,"乡下人进城"都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休戚相关.与百余年文学历史相消长.不仅如此,实际上.当城市/乡村作为一种文化、经济、地域实体一经产生,它所勾连出的命题就不可能是单向度的延展,而常常是多维度的发散、往返、双向互动等等--至少,与"乡下人进城"(以下简称"进城")并存共生的,还有"城里人下乡"(以下简称"下乡")这一不容搁置的历史、文学存在.当然.本文无意于勾勒"乡下人进城"及"城里人下乡"百余年的文学脉络,只想撷取20世纪30年代"京海派"笔下的"进城"与"下乡"作一解读.     

论"老骥伏枥"的"伏枥"

<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2期<"老骥伏枥"解>一文认为"伏"通"服",作服食、喂养解,"枥"用的是马槽义.本文与之商榷,结论是"老骥伏枥"的"伏"是"伏卧",不能释作通"服"、释为"服食、喂养";"枥"是"马厩"而不是"马槽".     

"权力寻租"与"制度反腐"

一、"权力寻租"与腐败 "权力寻租"理论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经济领域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它的倡导者是卜布坎南G·缨尔达尔和A·克鲁格等人.     

"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三民"问题

我国的"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社会的"老大难"问题,很长时间以来受到国家上下、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连续几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各级各种报刊、电台、电视台发表和播放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与节目不计其数.说"三农"问题是中国的"头号"大问题也不为过.     

庄子"心斋"、"坐忘"说的美学意味

"心斋"、"坐忘"是庄子哲学追求的必要心理过程,是一种虚静超脱的心理状态,其目的在于体道,寻求一种逍遥自由、适意自得的、艺术的、审美的人生境界."心斋"、"坐忘"说蕴涵着丰富深刻的美学意味."心斋"、"坐忘"的美学思想对艺术创作具有深刻影响.     

论"即物穷理"之"即"

在对"即物"说的研究中,通过对"即"字的字源学与语用学分析,认为"即"这个字的源初意义在于:在共同在场中的不断去远,并且进入……之中,与……融合为一。以此为出发点,重新阐释了"即物穷理"说、"即物以物物"说以及与"即"相关的一些哲学命题,指出"即物"说体现着一种与物合一,切入事物本身之存在的思维方式,也是人达到"物物而不物与物"这一境界的唯一手段。     

清"例"简论

清代的"例"是对除律(大清律)、典(《大清会典》)之外的所有法规的一种统称.它主要由"条例"、"则例"、"事例"组成.此三者虽然都属于法规性质、均多以上谕和臣工条奏为法源,且大都按期修订、编纂,但是,"条例"主要是与律文相对应,并对之补充的刑事法规;"则例"、"事例"基本为与会典对应并对之辅助的行政法规."条例"、"则例"时效性鲜明,"事例"则以沿革变迁见长."条例"与"事例"多一事一例,并分别录入大清律文、大清会典相关内容之后,"则例"则相对简约和原则,且独立存在于会典之外.     

实践"三个代表"思想深入开展"三队"活动

周口市公安机关结合本地实际,开展了以"保稳定、保平安的工作队,讲法律、讲政策的宣传队,送温暖、办实事的服务队"为主要内容的"三队"活动.本文论述了周口市公安局是如何开展这一活动以及开展这一活动所取得的成绩的.     

论上古的"告"与"风"

甲骨文中的"告"是统治者在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中的政治行为。与"告"相关的"祰"和"诰"都是统治者的统治手段。"风"是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和教化,在统治教化民众时,"告"(包括"祰"和"诰")是"风"的工具,"雅乐"、"雅言"、"雅文化"是"风"的具体内容。周朝,人的价值得到抬升,人民的思想相对受到重视。统治者用"雅文化"影响地方文化时,地方文化必然反过来影响"雅文化",因此,"风"是一种双向的运动。统治者在统治和教化劳动人民时,使用了行政手段和文化手段。     

"个体"、"共同体"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当代阐释

综观西方哲学,试图整合"个体"存在与"共同体"价值的努力一直贯穿始终.从古希腊哲学开始一直到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成为诸多学者关注的重大课题.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这一课题也与"一"和"多"的问题紧密相关,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一'和‘多'一开始就是形而上学的主题.形而上学试图把万物都追溯到‘一'.自柏拉图以来,形而上学就明确表现为普遍统一的学说;理论针对的是作为万物的源泉和始基的‘一'."[1]"马克思的"实践哲学"革命正是试图转换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谈论方式,从真实的"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出发来解决这一问题,进而最终实现人类解放.     

论"存在"

在一阶逻辑的形式语言中,"存在"是一阶量词,但作为谓词的"存在"也是可以表达的.肯定"存在"的量词用法并不意味着必须否定作为谓词的"存在".蒯因消除单称句中的名字、将"存在"一律处理为量词的做法并不能解决"不存在"难题.承认在不同的理论之间的确有本体论承诺的差异,就必须承认"存在"的谓词用法.通过在逻辑语言中表示出不同...     

从《论语》看"推已及人"之"已"

"推已及人"是儒家哲学的基本命题.从字面上看,"推己及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推"什么,即"己"的问题.20世纪以来,各家对"已"认识各不相同,从而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也不一致.从<论语>文本入手,与"吾""我"、"予"相比,"已"有自身的特点,一方面指现实的综合个体,一方面指本性之"已"."推己及人"中所"推"正是知挂之"已".     

破除"官本位"

"官本位"之形成、发展、特征;"官本位"、官文化、官场文化之界说,"官本位"是一种在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利己主义人生观支配下的价值取向,属于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官本位"对历史与现实之危害;"官本位"在当前的十种表现.     

"南陈北李"为何不出席党的"一大"

党的"一大"召开,而"南陈北李"却未参加,对此,目前学术界流行观点都不能给以圆满解释.陈独秀和李大钊缺席"一大"的根本原因是对"一大"不重视.许多早期党员承认,当时认识不到"一大"的意义,认为此前党已有全国性组织.同时,党的"一大"的内容、参加者会议期间的表现、广东党小组的代表数,以及代表们都忘记开幕闭幕日期等种种方面的情况都证明在建党早期,人们对"一大"的认识远没有今天我们认为的那么重要.     

对"格义"作为言"道"方式的反思

"格义"的本质其实是一种言说方式,作为一种方式,它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反向格义"则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偶然现象,不具历史的必然性,具体到中国哲学的研究,它表现为一种言"道"方式.而把"格义"作为一种言"道"方式,其合理性是需要辩护的.     

从"五四"说到"新国学"

从清末和"五四"前夕起,国学实际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几千年老传统,一个是近百年来形成的新传统.这两个传统至今未能融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存在着对新传统--即"新国学"的很大误解,诸如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靠所谓"打倒孔家店"、"全盘反传统"起家的;"文革"受"五四""全盘反传统"的影响等."五四"虽有偏激,但并不"全盘反传统".它主张科学民主,与"文革"的个人专制与个人迷信完全不同.     

"文学性":理论"预演"与实践"命名"之间

作为一个活跃的批评术语,"文学性"在上个世纪80年代指文学的自足性,与"纯文学"具有同构关系。进入90年代,"文学性"存在四重含义:一、文学的属性;二、"旁逸的文学性";三、"残余的文学性";四、文学审美特点。"文学性"作为一个批评术语本身并不具有严密性,其多重内涵出现的原因是:文学学科寻求独立性的理论"预演"与文学批评实践针对文学新现象开放"命名"之间的博弈。     

论"启蒙"作为"主义"与现代文学的缺失

在中国,启蒙的意义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字面上的望文生义、西方思想来源、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中的重新生成.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启蒙运动,那么,"五四"新文学运动总体上也可以说是启蒙主义文学.科学,民主,自由,个人权利,改造国民性,开启民智,反封建,富国强兵等,这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和任务,也是新文学运动的目标和任务.所谓"人的文学",这不过是新文化运动"立人"主题在文学上的一种演绎.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启蒙是绝对必要的,但启蒙被强调到极致,变成为一种"主义"的时候,就会物极必反,从而造成了现代文学的缺陷.归纳起来,启蒙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重思想轻文学,思想压倒文学;二是重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而轻视文学的审美娱乐作用,压抑文学的审美性、娱乐性和消闲性.     

"道法自然"新解

老子思想集中体现在"道法自然"这一命题中,其实质是"自然主义",是"无为"政治"."自然"的原理是先在的,其功用通过相对性具体性表现出来,既独立于经验又具有经验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道法自然"指向万物"法自然",皆以"自然"为本,因此,"人法自然"内在于"道法自然"这一命题之中."无为"与"自然"具有同一性,其对立面是"人为".老子反对"人为",符合"自然无为"的逻辑,亦是"道法自然"在人类社会的落实.不是人为的强制、干预和设计,而是以"自然"为法的"无为",才是从哲学本体高度上决定人类行动的唯一选择.     

中国"文革"与法国"五月风暴"评论

中国"文革"和法国"五月风暴"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性的左倾群众运动的两个典型,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各方面的一次大暴露.中国"文革"对法国"五月风暴"的一定影响和"文革"时的中国对"五月风暴"的声势浩大的反响,是东西文化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一次大碰撞.这两个表面十分相似,而结果和影响却不同的.左倾群众运动,给我们颇多启示.深入比较研究它们,对于深刻地吸收"文革"的教训,学习西方合理的东西,融合中西文化,如何重视和解决学生问题,青年问题、教育问题、如何健全民主和法制,如何在经济较发达的时期预防群众运动的发生不无裨益,可以为我们的今天提供更深刻的借鉴和更好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