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理性基础及其作用

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体道德素养 ,是市场经济主体行为选择的道德理性基础 ,是维持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必需的行为准则。如果整个社会不能确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道德理性来作为人们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为准则”的基础 ,那么 ,市场经济就会失去主体行为的道德文化支撑 ,市场经济必要的运行秩序就难以建立 .因此在市场经济秩序建立过程中 ,培养和铸就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理性基础即经济人对经济活动应有道德素养的信仰和对自已行为自觉自律的思维方式是至关重要的。道德理性基础作为支撑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文化力 ,其作用形式主要表现为 :经济行为的导向力、经济个体的激发力、经济组织合作的凝聚力     

类同一性：可持续发展的主体基础

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对自身行为的反省、检讨与归纳,是人的本质向“类”的复归,是“类同一性”支配下的人类自然生存、社会生存以及主体性生存的逻辑互动和有机统一,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意蕴。任何忽视“类同一性”的行为和做法,都是酿成自然生态危机、社会道德危机以及人类主体生存危机的根本原因,“类同一性”是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良性、协调、互动发展的可靠保障,是可持续发展的主体基础。     

“修身为本”伦理思想在现代德育中的借鉴

儒家“修身为本”的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其宗旨就是要培养人的“自德”精神和高尚行为。它围绕“人是主体”这个中心,论证了“修身”的思想基础、价值目标、途径和方法,揭示了道德主体的“自我”、“自觉”、“自德”的发展轨迹,形成了独特的理论风格和体系。其基本精神对今天学校道德德育仍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信息人假说”的当代建构

信息是构成世界与人的基质。信息社会与网络时代所构建的“虚拟时空”,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改变着人们对人性的传统认知,使得以往种种关于人的本性假说在信息网络时代面前显得缺乏解释力和说服力。在网络空间中,“信息人”是活动主体,是网络伦理所要调节规范的道德对象,同时也是网络精神的主要体现者。网络社会所赋予“信息人”的自由、平等与多元,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原则和伦理要求,也是信息人作为网络伦理的主体所应享有的权利,更是一种深刻的人性需要。这种人性需要,为信息科技推进网络自由、共享、平等、多元提供了社会动力,也使得“信息人假说”有了现实的基础与依据。“信息人假说”通过人的生存状态的更本质层面即信息交互作用层面,重新透视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将为人们超越以往传统社会的人性假说,获得网络时代人的行为解释的特定视角,求得对信息时代网络伦理与全球伦理发展的重要突破开拓一条全新的道路。     

论法人道德

传统伦理学是个体道德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人正在取代自然人而成为社会的行为主体和竞争主体,需要研究和构筑法人道德,用法人道德约束法人的行为.     

“天命流转”的完美逻辑与道德心态——传统中国“命运”信念的社会学阐释

“天命”构想作为中华传统神圣信念之一，象征着经由“天—命”流转而被解释为传统国运与个体人命的变迁机制，促成中国人以正命、随命和遭命三种方式验证天命人心的道德流品。这种“天命、道德、命运”信念的基本内容，根源于“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周公定律”,内含天即人、德即天、心即理的完美逻辑，呈现为以“正命”或“命正论”为楷模的道德流动范畴，以德成天运的国命和人命的方式，转成“知识、实践和行为”为特质的道德心态，继而拓展为天人同德、上行下效的科举选官制度和家国运作机制，并对当下社会的价值秩序与道德心态产生影响。     

从《论语》中的“耻”看中国哲学的自律精神

“耻”是主体受到他人的侮辱,或者内疚于自身的不足、过错而产生的一种痛苦体验.自管子始,“耻”成为一种道德要求.在《论语》中“有耻”是士人人格修养的首要目标.“耻”作为一种道德要求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一种远恶向善的道德自觉;它以一种消极的,痛苦的情感体验,从反面督促人们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做不该做的事,起到了道德堤防的作用.而《论语》中的“耻”不仅体现了孔子对人的主体性、自主性的重视,也体现了中国哲学的自律精神.     

社会运行与社会发展:马克思与社会学家的对话

人是社会运行与社会发展的主体,社会运行与社会发展本质上就是为了促进人的生存与发展,对社会运行与社会发展的研究归根到底就是对人的研究.马克思不是把“社会事实”以及“个体行动”而是把“现实的人”作为社会运行与社会发展的起点,“现实的人”不仅是家庭的一员,而且存在于特定的社会阶层之中,由此将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这为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奠定了基础.为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现当代西方社会家展开对话,不断夯实社会运行与社会发展理论,积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十分必要.     

从管理型文化到服务型文化:融入公共行政的人类实践

公共行政中管理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的演化过程.作为一种普适性价值,以“主体—客体”关系作为认识论基础的管理型文化由于对人的主体性的不完整的表达而与人类实践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找寻一种新型的公共行政文化以重新发现人的主体性,就成为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我国的公共行政实践而言,需要在服务型行政的建设过程中,同时建构一种服务型文化.从本质上看,服务型文化就是一种人的主体性的文化.它不但重视作为主体的人的主体性的生存与发展,而且重视作为客体的他人、社会、自然的主体性的生存与发展.只有这种基于“主体—主体”关系的服务型文化才能最终超越管理型文化,反映和融入公共行政的人类实践,同时推动服务型行政的构建.     

从“轻武”与“尚武”看中日两国传统文化的差异

近代以前，中日两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性格不同，中国的统治者是文人，以“文”人仕立朝，以儒学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日本的统治者是武士，以“武”扬名人仕，以武士道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因此，“轻武”与“尚武”成为中日两国在传统文化上的一个重要差异。     

从“人”作为伦理主体看类伦理的时代意义

依据马克思人类历史发展三个阶段的论述,人的伦理主体的历史发展相应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作为群体的伦理主体、作为个体的伦理主体和作为"类"的伦理主体。"类伦理"概念的提出,是从唯物史观的伦理学视野出发,对人类道德发展规律进行探索的一种尝试。从这一意义上,类伦理是人类道德发展的必然选择,它作为一种理想模型构成了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逻辑之始点。当今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全球发展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诸多困境,需要类伦理作为一种普遍伦理所展现的实践智慧来应对重重危机。     

论“善行”的道德内涵及其实践价值——以成人群体价值取向为目标

“善行”道德内涵的发展与实践成为我国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也是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诸多社会“恶行”现象揭示出一些成人群体对金钱地位的过度崇拜及其价值观的扭曲,亟待弘扬国家和民族博雅的精神文化内涵.转型期,个体、家庭和组织等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推动“善行”主题道德实践,在全社会营造“善行”文化氛围,使成人群体增强民族忧患意识和责任感、重视自身行为的影响力,这将有助于持续增强国家或区域的综合实力.     

论康德的“善良意志”及其现实意义

此文以售“良心油条”的事迹作为引子,进而分析康德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善良意志”的深刻内涵.“善良意志”是以善良本身为目的意志,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善良全在于意志本身是否善良,或者说其动机是否善良.责任是“善良意志”的具体体现,道德价值是出于责任,责任与义务一样具有强制性;责任是对道德法则的服从,而这种服从法则的意识,是对道德律的尊重.今天我们提倡的“良心”德行,要从出于责任和对道德律的尊重高度来认识,使这种善行得以持久和成为普遍规律.康德认为人是理性存在者,自由和道德自律是实践理性的根本出发点,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是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当下我们社会讲道德不能只停留在“良心”的善行上,应从理性和人是目的的维度加以审视,把这种善行变成社会绝对命令与自律的道德规范.     

论“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江泽民提出“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有其理论依据和现实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人的全面发展 ,因为人是社会的主体 ;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压力 ,面对着资本主义的竞争和挤压 ,社会主义要生存与发展 ,必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表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关于“个体道德价值”的两个问题

一、承认个体具有道糟的价值‘人的生命本体，是个简单个体性生物学事实。由此人们观察问题的方法，也首先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人类的历史最终归结为“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尊重个体生命的存在，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承认人类个体具有道德的价值，就是承认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诚然，人是以群体的方式生活的，任何个人都只能是社会的存在物；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而言，只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当然…     

“经济人”与“道德人”之价值冲突

一、“经济人”与“道德人”价值冲突之表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偌大的中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带来了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使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市场经济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冲击和挑战既有正面的积极意义也有负面的消极影响。这种冲突便是本文将要分析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的一系列差异、对比乃至矛盾。这里所谓“经济人”，是指市场经济中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价值取向的人；所谓“道德人”，是指以传统道德或一般道德为价值取向的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     

论虚拟社交中的“道德人设”

虚拟社交中的“道德人设”,是道德主体为了获得社交利益,在虚拟社交空间塑构的道德人格面具。道德人设蕴含着“主我”、“客我”及“真我”的有机互动与相对平衡,在其生成过程中有“应然之我”和“实然之我”的动态博弈、“主我”与“客我”的辩证互构、认知认同与反馈认同的自我统一。在利益的驱动下,“主我”隐藏、“客我”束缚、“真我”露馅可能导致道德人设的虚假、异化与坍塌。强化道德主体的“内生性”以促进人设的道德人格统一,弱化道德客体的“外生性”以避免人设的道德人格虚化,提升道德环境的“纯洁性”以营造表里如一的道德人设氛围,成为虚拟社交中道德人设走向道德合理的必然选择。     

人类正在走向自觉的“类存在”

“类”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本性，并且是人完成了本质统一的存在状态。按照马克思揭示的人或社会的三种基本“形态”，即从群体水位、个体本位走向类本位，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向。当今时代是个体本位主导的时代。这种以普遍个人为主体的格局在显示其强大的力量和优越性的同时，也暴露出大量的矛盾、弊端。这预示着，今天人类面临的已是在充分发挥个入主体作用的基础上，如何从个体本位向类本位转变，即向更高的第三形态自觉“类主体本位”方向发展的问题。虽然我国现实中还处于个人主体的生成和发展阶段，但仍需要类理论去引导、规范人的发展方向。走向类化已不再是理论理想的问题，它已经变成了生活现实的客观追求。     

论熊十力哲学中道德主体的创新性

传统儒家的道德主体有静止、保守的趋势 ,熊十力哲学的目的之一 ,在于为传统纠偏 ,树立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新性。他用“翕”、“辟”两个概念构造起恒动不已的宇宙本体 ,并强调了辟对于翕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 ,他又论证了生相对于灭的优先性。他打通了本体界、现象界和道德界 ,为道德主体的能动性和创新性确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种创新性从道德个体的修养方向、方式及其与社会既有伦理规范间的关系两个向度塑造着人的新形象     

试论孔子的“勇”德

在孔子的“仁”学体系里理解其“勇”德思想,可以清楚看到,他所说的“勇”作为德性的内在构成要素之一,与“仁”、“智”共同构成了孔子理想人格的德性基础。就人的德性境界而言,孔子的“仁”不是一个纯粹外在的目标与追求,而是关乎自己本身、来源于自身本性的一种生存状态。“勇”则是指源于人的道德本性的直觉任情和意志自由、自控。当“仁”展开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或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思想“,勇”则更为强调道德理性对欲念的抑制,侧重于人的精神层面的坚定的道德信念和德行能力,表现为对刚健与柔顺二者的平衡、把握,也就是合乎中庸之道。同时,孔子也兼顾到社会价值目标对“勇”德的导向性,强调以“义”制“勇”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