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之奇与超验之美——《三国演义》艺术论之一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不是“虚实”所能指陈，实乃作者主观意识对历史存在的主体超越，即作家伟大人格和美好心灵的投射与熔铸。而且达到一定主体超越的小说艺术作品，都表现出一种超验之美，具有新奇与非经验所能认知的美学特征。如《三国演义》之距离美、模糊美、神秘美、传奇美等等，都属于“超验”之范畴。正由于这些艺术成就，使《三国演义》超出了其他历史演义之作，久传而不衰。     

《隋唐志传》成书年代考——兼论明前期的“抄本小说”

通过考证《隋唐志传》与《唐书志传》成书年代的先后 ,可以确认《隋唐志传》“罗氏原本”的存在 ,从而为《隋唐志传》“书成远在正德之际”说提供有力的证据。《隋唐志传》在正式刊刻之前的正德、嘉靖年间 ,曾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于世。这类“抄本小说”的存在 ,说明明代前期并非长篇小说创作的“空白期” ,明代前期实际上是长篇小说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准备阶段 ,它为明代中后期长篇小说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罗贯中研究三题

《三国志演义》版本的题署,确定了罗贯中的著作权。他在元代生活了53年,称为"元人"是不错的。以现存没有嘉靖以前的版本,就断定《三国演义》成书于明后期是不合事理的。罗贯中协助施耐庵完成《水浒传》,又独立写出《三国志演义》;弱化乃至抹杀罗贯中与施耐庵关系的倾向,对中国小说史研究是非常危险的。罗贯中是一位多产的小说大家,除了《水浒传》、《三国志演义》,《北宋三遂平妖传》四十回及《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隋唐两朝志传》等,也都是他的作品。     

试论《三国演义》历史观——关于“英雄史观”和“正统观念”的辨析

《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它以自己特有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取得了在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史上无可争议的重要地位,对于后世不断产生的历史演义小说(几乎可以沟通二十五史的一系列演义)来说,无疑具有开创性和典范性的意义,正好象司马迂《史记》之于后世纪传体正史一样。《三国演义》是小说,是文学,因此,它首先是作者文艺观点,审美观点的体现,这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前提。但是,由于它是一部历史小说,是通过对复杂纷繁的历史题材的处理     

《杨家府演义》与《北宋志传》比较研究综述

明小说《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的出现标志着杨家将故事的定型,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学人的瞩目垂青,成果斐然。笔者试从版本、作者、成书年代、创作主旨、内容、成就等六个方面对《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的研究成果作一番爬梳整理,力求给予客观评述,以资参考。     

《三国》有余韵 虚实相混成——《后三国石珠演义》考论

有人说:“小说无不可续者,独《三国演义》根于历史,不可续也。”其实不然。早在康熙间,刘廷玑就提到:“近来词客稗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东西晋演义》亦名《续三国志》,更有《后三国志》,与前绝不相侔。”两晋为三国历史之自然沿续,《东西晋演义》题名“续三国志”,固无个可,但真正称得上《三国演义》续书的,则有题“西蜀西阳野史编次”的《续编三国志后传》十卷一百四十回和题“梅溪遇安氏著”的《后三国石珠演义》三十四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后三国”     

“杨家将”小说女性形象整体性观照

明代后期出现的英雄传奇小说《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比较系统地描写了一组巾帼英雄群像,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具有首创意义。与之前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和之后的《儿女英雄传》、《黄绣球》中的女性形象做比较,“杨家将”小说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英勇善战、智谋出众,大胆追求婚姻自主爱情幸福,对男女平等的追求等性格,为中国古代小说女性人物画廊增添了一组光彩夺目的巾帼英雄群像。     

论熊大木对历史演义小说的贡献

为了探讨熊大木创作对历史演义小说发展的影响和贡献,把握其发展脉络,运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交叉互动法、比较研究法及实证、分析与归纳的研究方法,认为熊大木小说给后来的历史演义创作提供了一系列的借鉴作用;熊大木在题材内容、小说观念及编创方式三个方面对历史演义小说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日本历史小说家陈舜臣与《三国演义》的“变奏”

在＂三国热＂的影响下,三国故事已然成为日本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华裔历史小说家陈舜臣也对三国故事情有独钟,开始从日本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立场上去审视三国历史与人物,突破了《三国演义》的固定视角和历史演义写法。在历史小说写作理念上,陈舜臣继承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传文学写法。而在三国历史观上,他颠覆了＂拥刘反曹＂的正统观,从多元标准出发去衡量三国历史与三国英雄。     

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文体创作特征

明代兴起的历史演义,作为一种小说文体,在创作上具有３方面的特征：１．从题材看,以前代的平话或坊间小说作为创作的蓝本;２．从思想内容看,主张以正史为依据,以信实为文体内容核心;３．从艺术形式看,结构体制、叙述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都比“讲史”、“平话”规整、完善,而且雅化     

从汉唐目录学发展看史学地位的提高

汉唐时期，史书数量和门类增多，史学范围逐步拓展，图书分类问题就凸显出来。史部成为独立的部类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汉代的《别录》、《七略》到魏晋的《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书目》，从南朝的《七志》、《七录》到唐代的《隋书·经籍志》，史部逐步从其他图书门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类。这反映了史部书目在目录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重视，体现出史学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趋势。文章试图从对汉唐目录学经典著作的阐述，分析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最终确立。     

《隋唐演义》的成书过程小考

《隋唐演义》是说唐系列小说中的集大成之作。褚人获以“杂记之小帐簿”为写作标准,整合此前的说唐小说、唐宋笔记,广泛吸取戏曲说唱艺术、史传作品的“营养”,创作成一部一百回的《隋唐演义》。本文以作者书序为线索,试图梳理《隋唐演义》所继承的书目来源。前人的研究多集中在褚人获对此前说唐系列作品以及唐宋笔记故事的继承发展,本文在《隋唐演义》与《太平广记》等系列小说集的关系、《隋唐演义》与《逸史》的关系以及转世因缘的线索等内容上提出了新的看法。综合而言,《隋唐演义》是在褚人获吸收综合《隋唐两朝志传》、《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杨太真外传》、《梅妃传》、《太平广记》系列小说集等书的基础上整合创作而成的。     

唐代小说类型考论

从小说叙事性的角度对前唐及唐代小说观念所作的历时考察表明,自汉至唐,各种小说类型的兴起与不同时代学术主流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唐人对不同小说类型的认识是比较清楚的,唐“小说”源出魏晋六朝的“志人”而增加了叙事因素,但与杂史有别;唐“传奇”源出魏晋六朝的“志怪”并融合了史部杂传类的人物别传,而与唐“志怪”有别。三者之间虽有联系,但却沿着各自的道路分镳并驰。故在小说研究中,对唐小说各种类型作出较为严格的区分,并以唐人的小说观念作为界定具体作品的重要标准,这样做似更符合唐人小说的创作实际。     

历史与小说——小说观念发展略论

中国的小说观念在其发展的进程中,长期伴随着历史著作的影子,小说被当作是“史之余事”。究其根源,主要是神话的历史化以及儒家正统观念的要求。以“信”、“实”,而不是以艺术真实要求小说创作,成为批评小说的一大标准。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小说创作开始脱离历史著作而成立。从此,人们对于小说的独立价值开始有了初步的认识。小说评点的出现以及明代文人对话本的编辑、加工和拟话本的写作,标志着小说观念中对小说艺术肯定评价的确立和对小说性质认识的加深。金圣叹在建立中国古典小说美学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      

从体用关系角度理解儒家的道德论述——兼论当代儒学的核心价值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的概念是一个富有理性的具有本体意义的哲学范畴。儒、墨、道、法诸家均然。但百家所论之＂道＂的涵义各不相同。儒家的＂道＂是集政治、伦理、道德功能于一体的本体性概念,有多种涵义,而最重要、最根本的是以＂道＂为根本之德,是人生的根本原则、政治的最高理想和治国安民的战略。儒家之＂德＂,是指对＂道＂的体悟、实践,是＂道＂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儒家思想逻辑中,道、德关系实质上是体用关系,＂道＂是根本之德,是＂体＂,＂德＂是道之体现,是用。在儒学诸多价值观念中,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仁＂,儒学的根本之道就是＂仁＂道。＂仁＂与其他德目（如义、礼、智、信、和、敬等）的关系,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体用关系。仁是道之体,义、礼、智、信、和、敬等是道之用。历代儒家对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就根本之道而言,都指仁道。但对体现＂仁＂道的＂常德＂,认识不尽一致,有四维、五行、六德、八德诸说。文章认为,从立足于当今时代的精神需求、同时又最具普世性的价值视野而言,还是以＂一道（仁道）五德（义礼信和敬）＂来概括儒学的核心价值观比较恰当。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与道德失落,正在呼唤儒学的核心价值。作为＂以道自任＂的儒者,应该自觉承担起弘道责任,为弘扬儒学的道德人文精神、为建设民主文明、多元和谐的的未来世界而克尽其责!     

隋朝监察制度述论

隋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局面 ,典章制度 (包括监察 )方方面面需要鼎故革新之处很多。隋制集汉魏以来监司变化之大成 ,革除前代弊政 ,在文帝开皇年间和炀帝大业年间进行了两轮改革 ,特别是隋炀帝“三台”之制多有创革。隋制对唐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往学界重唐轻隋 ,其实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 ,隋制更具特色     

《三国志通俗演义》叙事特征散论

《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叙事技巧上既继承了通俗小说的特点,又吸收了古代史书笔法,使得这部小说不同于一般通俗小说,在文化品格、叙事策略和结构技巧等方面别具一格。     

《支格阿龙》与《玛纳斯》的史诗影响情况比较研究

《支格阿龙》与《玛纳斯》作为彝族和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都在本民族民众中广为传诵,各自均已成为南北英雄史诗的典范,也有重要的史料和研究价值。通过对这两部史诗发掘、整理和研究情况的比较,目前《支格阿龙》史诗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影响还无法与《玛纳斯》史诗相提并论。     

《六朝事迹编类》与《舆地志》辑佚

《六朝事迹编类》,南宋初年张敦颐撰,名称六朝而所记重在建康,记六朝时代的建康史迹及其在隋唐北宋间的演变,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该书对于已经散失的中国历史上较早的大型地理志之一《舆地志》多有征引,或堪于较早文献所引相较,或为征引渊薮,也具有重要的文献辑佚价值。     

由“子之末”到“史之余”——论中国传统文言小说文类观的生成过程

从《汉志》“子之末”到《新唐志》“史之余”的小说文类观，实质上是一个发展线索清晰的旧词新用过程。随着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史部的发展分流和史学理论的发展成熟，一部分史学价值低下的野史杂传类作品在正统史学价值原则观照下逐渐为史部所不容，从而为“小说”一词的旧词新用提供了契机，并直接形成了“史之余”小说观的具体指称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