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通俗小说综论

从小说文体的内涵精髓而非现代小说的一般形式出发 ,应以“唐五代通俗小说”代替“唐代话本”概念 ,指称唐五代以通俗语体包括通俗说唱语体写成的虚构性叙事作品。它们是我国古代通俗小说的一个强劲而耀眼的开端。这不仅是就量而言 ,更是就其具有丰富、深刻的美学和历史价值而言 :在遗落当代史的时候反映了当代史 ;其诗笔、诗思、诗情可与文人传奇相互映照又迥然不同 ;特别善于“把死历史作成活戏剧” ;在小说题材、形象和描写技巧诸方面均取得可观成就     

张竹坡与明清小说文法理论的新发展

明清通俗小说文法论在明末清初金圣叹、毛伦毛宗岗父子、张竹坡等人的手中得以建构与发展。张竹坡在金圣叹的基础上发展了小说文法论,从创作论的角度反向拆解《金瓶梅》的文法,还原作者的构思,注重文法在小说情节推进中动态照应的文章之美,揭示出了《金瓶梅》复合单线乃至初步网状叙事结构,这是其在小说文法论建构上的贡献。张竹坡的文法论建构推动了清代通俗小说的创作和批评,催生出了《红楼梦》的网状叙事结构这一璀璨的明珠。     

维多利亚小说中的重婚叙事

重婚叙事是维多利亚小说的高频叙事策略,涉及经典小说,常见于通俗小说,盛于惊悚小说,是19世纪英国殖民扩张及社会变革时期婚姻家庭状况的文学表征。重婚叙事在西方文学中有一定的渊源,主要呈现为"意外回归—确认重婚—激化矛盾"的叙事模式。维多利亚小说的重婚叙事在承继西方叙事传统的基础上,表现出"殖民回归"式的维多利亚时代特色,在描写有悖传统的婚姻乱象的表象下实现了善恶有报的伦理回归。     

论清末民初通俗小说的娱乐主义倾向

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家表现出超然型的创作心态,更重视小说的“情”和“趣”,更关注小说的娱世功能。他们的娱乐主义文学观与世俗化价值取向同生共存,既是对通俗小说艺术特性的尊重,又是对接受者的尊重。他们在适应读者阅读需求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和探索,丰富了通俗小说的表现技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使通俗小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普及。     

戴维·洛奇的小说:雅俗共赏的成功范例

在学界关于"小说之死"的论调不绝于耳之际,戴维·洛奇用其创作实践对此作出回应.他为小说注入了全新的创作理念,打破了严肃文学与通俗小说的界限,形成雅俗共赏的叙事风格,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村上春树与菲茨杰拉德的叙事技巧比较研究

菲茨杰拉德的小说经常被作为范本,其叙事技巧被学界广泛探讨和研究.村上春树的创作就是从对菲茨杰拉德小说叙事技巧的接受和模仿开始的.将村上春树与菲茨杰拉德进行比较,无论从叙事视角、叙事结构还是叙事语言的角度,两位作家在技巧的把握和运用上都具有值得我们研究的相似性.菲茨杰拉德注重文体的创作观与村上春树不谋而合,而村上春树也侧重对西方文学叙事技巧的引进和吸收.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村上春树也将日本传统文学的叙事特点融入其中,既彰显了西方文学的叙事策略又极具浓厚的东方气息.     

论福克纳短篇小说《夕阳》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

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夕阳》通过独特的叙事技巧深刻反映了美国南方种族主义歧视这一主题。小说通篇充满跌宕起伏的叙事节奏、错位变换的叙事时序和变化多端的叙事角度。上述叙事技巧的运用在揭示小说主题方面可谓匠心独具,使作品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都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孔乙己》作为修辞的叙事

《孔乙己》包含三个层面的叙事,即孔乙己的故事、小伙计的故事和鲁迅的故事,在分析该小说的叙事技巧时,我们不仅要注意这三个不同层面的区别,还要注意到鲁迅的表现技巧是如何模糊了这些层面之间的界限。本文通过分析鲁迅的表现技巧,探寻其中叙事的修辞性痕迹,体验鲁迅在叙事的更高层面上创造的修辞意义上的效果。     

从叙事学角度看《去吧，摩西》中圣经文学元素

作为西方文学艺术宝库的《圣经》,不仅本身具有独特的叙事技巧,而且还极大地影响了后世作家福克纳的创作。福克纳在其代表作之一《去吧,摩西》中就运用了许多具有鲜明特色的圣经叙事技巧。从叙事学空间背景、叙事整体性和隐喻的运用这三个方面来分析福克纳《去吧,摩西》中的圣经文学元素,福克纳在模仿和借鉴圣经叙事技巧的同时,更多地是在其基础上有所发挥和有所深入。     

莫言小说创作的形式探索

结合作品阐述莫言对叙事技巧的使用。莫言对现代叙事技巧的运用,体现在他对各种叙事角度的灵活运用上;并且他逐步将现代叙事技巧与民族传统结构形式相结合,在叙事上表现出向民间文学复归的趋势。莫言是个有着强烈文体意识的作家,他的小说具有传奇品质,他通过民间想象具有的奇观化叙事方式营造传奇气氛,文体的寓言化是90年代后莫言小说的突出特征;以此实现他对文学超现世品格的追求。     

论林白小说的神秘主义叙事

神秘主义叙事是先锋作家常用的方法,具有女性文学和先锋作家双重身份的林白也在其作品中渗入了神秘主义的因子,形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和神秘主义色彩。以神秘主义叙事为切入点,通过林白小说中神秘人物、神秘事件以及叙事手法解读其小说的神秘主义特色,挖掘地域文化风俗和自身特质对其神秘主义叙事的影响,并阐释其神秘主义叙事在释放女性话语方面的作用以及林白神秘主义独特的诗化意境。     

张资平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1920-1927)

张资平在1920至1927年间的读书经历和创作情况表明,他与通俗文学之间有着真切的联系,他在作品中一直显在或潜在地吸纳和彰显通俗文学的某些趣味,并揉之以一定的现代视域。张资平喜欢在小说中运用"多角恋爱"的叙事模式,其原因在于:他深受客家山歌中求爱/思恋等叙事模式的影响;推崇自然主义作家以科学方法解剖人类心理和生理的笔法;同时,也是为了迎合读者的世俗趣味。     

后现代主义浪漫传奇文本与当代学术界的荒诞景观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戴维.洛奇集文论家与小说家于一身,在其重要作品《小世界》中,用后现代主义元小说叙事建构了一个后现代主义浪漫传奇文本。小说文本由"谈这部小说如何成为小说的小说"和"类文本元小说"构成,使关于传统人文批评、解构主义、读者接受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文学本体论等的批评理论探讨转变成小说叙事艺术。同时,作者使用互文手法将高雅的专业知识阐释与表现当代学术界荒诞景观的通俗故事情节并置,讽刺性地质疑文学研究的目的和公共学术批评机构的性质。     

论朱天文小说的叙事策略——以《荒人手记》为例

朱天文的作品颇受大陆读者垂睐。她的写作实践独树一帜,赓延了张爱玲苍凉的人生况味,其作品有独特的笔触和感受,在华文文学界拥趸甚多。文章从一个叙事学角度探赜朱天文小说的叙事策略,主要包括陌生化的叙事视角、碎片式的叙事方式、以暗喻明的隐喻手法三个方面。     

中国古代小说悬念的类型及其设置技巧

悬念的普遍运用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国古代小说中包含着不同类型的悬念,而不同类型的悬念往往又跟不同的叙事技巧与叙事效果相联系。本文对古代小说悬念的类型、设置方式及其表达效果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讨论,以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理论层面上有所推进。     

颠覆与绵延：微型叙事与文本生产

微型叙事以散化的文本结构与有限的语言组织形式,解构了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与经典叙事的完整性,瓦解了左翼思潮下集体写作的宏大叙事策略,建构了文本生产的双向性,实现了叙事转型。以微博与短信文学为例,它们以碎片化与零散化的文体形式,打破了高雅与通俗文学的界限,促进了雅俗叙事的共融,营造了审美趣味的泛化效果。与此同时,叙事文本的交互生产与传播,使得文本界限得以模糊化。文本呈现未定性的同时,其所蕴含的意义系统也随之绵延。     

略论大众审美与古代艺人的历史剧创作

古代艺人创作戏剧主要是为了满足平民大众的文化消费 ,因而不得不受大众审美追求的支配。通过对大众审美与古代艺人历史剧创作关系的分析和阐释 ,认为反映在历史题材的艺人剧作中 ,大众审美的假定性、约定俗成式、极端类型化等价值取向直接决定着历史剧作品的叙事结构及艺术表现形式。     

历史编撰新图景:大众化历史叙事的隆起——兼论后现代史学

大众化历史叙事的繁荣具有两个背景:大众文化的崛起及世俗社会的复归。而专业史学对科学化的极端追求给大众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阅读障碍。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历史学的勃兴,逐渐出现了要求历史书写回归叙事、寻找读者与进行话语转换的呼声,"宏大叙事"、"大历史"这些看起来天经地义的观念正在遭受强力质疑。"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向长期以来主宰史坛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发起的挑战成为当代历史思维领域中最令人瞩目的事件。西方后现代史学其实就是一场发生在西方语境下的史学大众化运动,它给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历史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内容的转移以及文体的变动。我们在对后现代史学的极端相对主义进行辩驳的同时,也要对后现代主义促进史学发展所起的正面作用予以肯定。     

《行路难》与魏晋南北朝的说唱艺术

《行路难》是一支产生于汉代、流行于南北朝的歌调 ,经历了由乐府挽歌、民间歌谣而演变为说唱曲的发展过程。文章拟通过对其渊源和流变的考察 ,揭示魏晋南北朝说唱艺术的表演方式、音乐渊源及其在唐代音乐文学活动中的影响。     

从模糊到清晰——谈情境、叙述者、效果

在话语的理解方面,情境、叙述者本身及叙述者所使用的叙事技巧等方面因素是经常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分析叙事作品时,既要分析情境篇章的特殊属性,又要对叙述者的视角来进行解析,从而达到较清晰的 理解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