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农民实践参与度评估及驱动因素研究

构建包括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度、乡村数字经济参与度、乡村数字生活参与 度和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度四个维度的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评估指标体系,并依据四川、 重庆和宁夏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和非试点地区９县(区)１１２９户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测度了数 字乡村建设视域下农民实践参与总体及分维度水平,探究了农民实践参与的阶段性特征、内 外部驱动因素及其影响差异性.研究表明,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中农民实践参与总体及 分维度水平均偏低,且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度＞数字生活参与度＞数字经济参与度＞数 字治理参与度;现阶段试点与非试点地区农民实践参与度的差异主要来源于乡村数字治理 参与层面;经济欠发达和相对贫困地区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实践较为滞后.研究进一步发现,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是否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内部因素,数字技能培 训、家人及亲友中有无村干部、村庄中有无益农信息社、村庄中有无开通微信公众号等外部 因素均对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总体及分维度水平产生差异化的显著影响.为加快以乡村 数字化转型助力乡村振兴,提出协调推动数字乡村各领域的建设、注重区域均衡发展、构建 差异化支持策略和驱动机制等政策建议.     

数字素养是乡村生活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吗?——基于山东省1 037位农村居民的调研数据

从数字技术应用素养、数字内容社交素养、数字媒体创新素养和数字安全保护素养4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探讨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数字生活参与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总体偏低。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居民数字消费、数字文娱、数字出行、数字教育、数字医疗和数字生活参与度。社会网络、社会学习和自我效能感在上述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并且对不同领域数字生活的影响有较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素养通过强弱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村居民各领域数字生活影响存在差异,尤其是弱关系网络对参与复杂数字生活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建立健全数字教育培育体系,提高农村居民自我效能感,统筹协调强、弱社会网络,提升社会学习能力等对策建议。     

数字素养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吗？——基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数据,通过构建有序Logit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作用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乡村治理参与行为;除数字金融素养外,不同层面的数字素养都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在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既要注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弥合接入层的数字鸿沟,也要完善对农村居民的数字教育体系,最大限度地释放数字红利,提高村民的政治效能感。     

数字物流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

基于2018—2020年我国1721个县的县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实证探究了县域数字物流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县域数字物流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且该结论能够通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县域数字物流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对高经济发展水平区的影响大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区，对具有高消费升级水平的农村居民影响作用更大；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县域数字物流会借助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进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实现。因此，为实现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应该加强数字化建设，提高数字物流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距，重点关注中西部地区；发挥收入的中介作用，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并进一步对其影响效应的异质性进行研究,最后运用门槛模型检验了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显著;机制检验则表明融资约束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说明,共同富裕水平受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维度的影响更为明显,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效应大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作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其作用大小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据此,提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加大数字化建设投入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升居民基本金融素养等建议。     

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老年人的数字权利保障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社会老龄化产生耦合。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忽视了乡村老年人的数字权利保障，该群体数字权利体系和救济体系皆不完备，且怠于使用数字技术，难以实现数字权利自我保护，利益相关主体对该群体数字权利保障的参与度亦不高。乡村老年人享有数字人权，系既有权利及依赖于数据信息而享有权利的数字化表达；数字化的社会权利表达包括数字生存保障权与数字受教育权；数据与老年人形成依附关系时具有排他财产权属性，数字人身权保护针对个人数字信息权和数字隐私权。维护乡村老年人的数字权利，须推动乡村老年人数字权利保障入法入规，强化公权力部门在乡村老年人数字权利保障中的积极作为与担当，尝试建构数据信托和数据代管人制度，打造多元利益相关人协同治理格局。     

数字治理下农民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效应

实现共同富裕要求兼顾“发展”与“共享”的双重目标，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支撑。以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如下：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增长效应，能有效提升其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发展”目标。分位数回归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结果均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分配效应，能够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共享”目标。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将显著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同时，数字治理参与对具有较低社会资本群体的收入赋能作用更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生产的作用效果研究

基于2011—2019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粮食生产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生产起到显著正向作用，且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生产的作用在东西部地区表现较为明显，中部地区则作用不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城镇化路径作用于粮食生产，表现出正向传导效应。因此，相关部门应当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培育良好数字普惠金融环境，提高农户金融素养，进一步提升城镇化水平，推动粮食生产保质增效。     

数字素养鸿沟与农户收入不平等

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推动共同富裕战略的实施提供重大契机,然而“数字素养鸿沟”问题不断凸显。运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构建模型进行验证,并识别和测度数字素养对增加农户收入及抑制收入不平等的门槛。研究表明：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不仅能显著提高收入水平,还能缩小群体收入差距;且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及收入不平等水平存在门槛效应,即随着社区互联网普及率的增加,数字素养的提升对提高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对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抑制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特点;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有益于农户信息获取、社会资本积累与市场参与,进而推动了农户增收共富;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素养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增收作用效果较大,对于抑制农户农业生产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最为明显。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2020数据的实证分析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提高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有效途径。在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测算出2019年31个省(区、市)的数字乡村建设指数,将其与CFPS2020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分析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相较于数字化基础设施水平,数字化技术应用对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有显著激励效应,且对青年和中年群体更为显著。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在于农村居民借助数字技术满足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关系需要。因而,应大力提升农村居民数字技能,关注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获得,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发展的多元应用融合,充分释放数字红利,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     

数字鸿沟对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

在数字时代与老龄化社会的双重背景下,数字鸿沟对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造成的影响亟待关注。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层次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法实证研究数字鸿沟对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鸿沟对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中使用沟与知识沟负向作用于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接入沟则正向作用于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数字鸿沟主要通过健康状况、文化资本和社会信任3个渠道影响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且健康状况、文化资本和社会信任均正向作用于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女性,数字鸿沟对农村男性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负向影响效果更大,但在政治参与方面则相反。研究结论可为提升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水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提供参考意见。     

数字乡村建设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环境—个体认知—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将村民政治参与行为划分为高制度化、低制度化以及非制度化三种类型,并以CSS2017年和2019年调研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二项Logit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从政治效能感视角,分析网络使用类型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间的因果机理。研究发现,无论村民使用网络社会导向还是娱乐导向的功能均能显著提升其高制度化、低制度化及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中介检验分析发现,政治效能感在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承担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强化村民数字素养的培训与提升,同时加强党员等政治精英的示范引领作用,并有效建立网络道德引领和法律保障机制,以此有效引导村民有序参与政治活动,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数字乡村赋能与农民收入增长：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 ———基于农民创业活跃度的调节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全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回归模型,考察数字乡村的农民增收效应,同时探究农民创业活跃度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及其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互联网、电商平台、普惠金融等方式得以实现,而且农民创业活跃度对数字乡村增收效应的调节作用存在异质性,这源于农民创业活跃度易受区域资源禀赋、地理条件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若要充分发挥农民创业活跃度在数字乡村促进农民增收中的调节作用,需要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采取不同的措施,从而实现农民增收目的.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幸福感的问题,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以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大于城镇居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间接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发展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其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因此,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效率; 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和服务,运用互联网平台带动创业、增加就业;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居民金融知识、金融素养的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效应; 进一步创新和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     

乡村数字治理的幸福效应

提升农民幸福感与获得感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重要任务。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治理体系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治理能否成为农民幸福感的新驱动力量?以2020—2021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乡村数字治理具有幸福效应,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机制分析表明基层政治信任在乡村数字治理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乡村数字治理有助于强化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农村居民幸福感。进一步分析发现,乡村数字治理发挥信息效应,将提升农村居民信息可得性,该结论充分体现了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的赋能作用。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在不具有精英家庭背景的子样本中更显著,由此证明乡村数字治理确实具有丰富治理参与主体、促进治理权力多元化的作用。     

数字金融对农民创业决策的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金融为农民减轻融资压力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利用三峡库区农民创业行为的调研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分析金融素养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引入数字金融使用、社会资本这两个关键变量,探讨数字金融和社会资本的中介及调节作用,通过更换模型及缩小样本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金融素养对农民创业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金融在金融素养与农民创业决策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同时,一般社会资本负向调节金融素养与数字金融之间的关系;特殊社会资本正向调节数字金融与农民创业决策之间的关系。因此,应该重视提高农民的金融素养水平,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金融风险系统。     

数字经济赋能家庭创业: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 ——基于CFPS2018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是重组要素资源的关键力量,为活跃市场主体、促进家庭创业带来新契机。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互联网使用和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数字经济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家庭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但存在户籍和年龄异质性,相较于非农户籍而言,数字经济对农村户籍群体创业意愿的影响更显著;相较于青年群体而言,数字经济对中年群体创业的影响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拓宽信息获取渠道、促进人力资本投资、丰富社交网络,为家庭创业提供机会与路径。鉴于此,可以通过加强信息服务覆盖、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布局、拓宽数字金融服务边界、加快数字化人才培育等措施,在“十四五”时期助力数字经济赋能家庭创业。     

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吗——基于农户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效应研究

论文基于2011～2021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和农民共同富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以及农户创业活跃度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但对农民共同富裕子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对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个子维度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对社会共享层面的影响不明显;相较于数字基础薄弱的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提升农户创业活跃度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因此,应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创新数字乡村经济建设,培育新时代的“数字农民”,创新富民强村产业发展机制,进而推进农民共同富裕。     

老年人“数字鸿沟”视域下广州市数字化转型策略研究

如今,我国人口结构不断老龄化,同时在居家生活、健康医疗、交通出行等各类场景数字化过程中,打造智慧服务、和谐共生的新型数字生活,构筑美好数字生活新图景。我们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和数字化转型变革双重历史环境下,要帮助“数字化弱势群体”特别是老年人群体缩小“数字鸿沟”,更好融入社会,享受数字化转型变革带来的红利。本文分析老年人应对数字化转型趋势与现实迫切性,探索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弥合老年人“数字鸿沟”的优化路径,为进一步推进数字化转型变革与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参考。     

数字融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及路径研究

基于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考察老年人数字融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社会参与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数字融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作用（b=0.120,P<0.001）,同时数字融入对社会参与有促进作用（b=0.509, P<0.001）,社会参与对主观幸福感也有显著正向影响（b=0.166,P<0.001）。社会参与在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比例为 42.9%。应鼓励老年人主动学习数字技能、积极参与社交活动,并完善数字设施建设,以提高老年人数字素养,减少社交孤立,使其更好地融入数字化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