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吗？——基于创业的收入与就业效应研究

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金融所推动的金融普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从家庭（个体）与地区层面出发,探讨数字金融对家庭收入不平等与群体收入不平等（Theil指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家庭开展创业活动,通过创业的收入效应显著改善家庭收入不平等;数字金融有助于地区创业活跃度的提升,通过创业的就业效应显著改善群体收入不平等。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更有助于农村家庭开展创业活动,实现了创收机会均等化,尤其是更有助于高人力资本或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通过创业实现家庭收入不平等改善。以创业的收入改善效应与就业带动效应为切入点,研究数字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有助于推动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受教育水平、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家庭创业决策

提升农村家庭参与创业的机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当今数字经济时代,农民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程度是影响农村家庭创业的两大关键因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具体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处理过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互联网使用、金融知识掌握和工作经验积累,其中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用最强;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相较于东部地区、老年户主和高社会资本的家庭而言,户主受教育水平对中西部地区、中青年户主和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的创业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为新时期继续推动农户积极参与创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风险规避、数字技术使用与农村家庭创业行为

以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的10140个农村家庭样本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风险规避、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及数字技术使用在风险规避对农村家庭创业行为影响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风险规避对农村家庭创业行为有显著性影响,风险规避程度越高的农村家庭选择创业的可能性越低;数字技术使用及数字技术使用深度对农村家庭创业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区分了使用功能后发现,数字技术的市场性使用对创业行为的影响高于信息性使用和娱乐性使用;调节效应检验显示,数字技术使用和数字技术使用深度有助于缓解风险规避对农村家庭创业的抑制作用;风险规避对农村家庭生存型创业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农村家庭机会型创业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数字技术使用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高于生存型创业。政府可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改善风险规避对农民创业的不利影响。     

农户创业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

利用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分析农户创业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创业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降低了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农户创业通过提高收入、促进农村区域经济发展和提高自有资本降低了家庭脆弱性。     

社会资本、宗教信仰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分析

社会资本与宗教信仰会对个人与家庭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3年在全国范围的农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社会资本与宗教信仰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丰富的家庭进行创业的概率更大;有宗教信仰的受访者所在家庭进行创业的概率会显著增加约3个百分点;同时还发现,农业生产经营会对农村家庭创业产生"挤出效应";风险爱好型受访者所在家庭更倾向进行创业。     

数字乡村对农户创业的影响机理

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而农户就业压力增大背景下,探讨数字乡村建设是否能够推动农户创业具有重要现实和理论意义。基于资源禀赋创业论,分析了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户创业行为的基本逻辑,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和数字乡村指数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创业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在作用机制上,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破解农户数字鸿沟以及提高信贷可得性”路径,促进农户进行创业。在异质性分析上,数字乡村建设能够缓解农户收入不足因素对创业所造成的障碍,但也会更有利于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男性户主创业。     

信贷约束与农村家庭创业绩效: 影响效应及损失估算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从创业行业异质性角度,分别构建农业 创业绩效与非农创业绩效的客观衡量指标,理论分析信贷约束对农村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 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使用处理效应模型估算信贷约束所导致的 创业绩效损失.研究发现,信贷约束会显著制约农村家庭创业绩效.对农业创业家庭而言, 受信贷约束的制约,从事农地规模化经营对其亩均农产品产量和单位农产品生产成本均未 起到显著的改善作用.相比不受信贷约束家庭,受信贷约束家庭的亩均农产品产量减少 １１９．４２４２千克,单位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０．２０９７元.对非农创业家庭而言,相较于不受信 贷约束家庭,增加受信贷约束家庭的借贷金额可以显著提高其生产经营净利润,若受信贷约 束家庭的信贷需求得到完全满足,其净利润将提高１．９５３３万元.此外,受需求型信贷约束 家庭的信贷需求得到完全满足时,其创业绩效的改善效用优于受供给型信贷约束家庭.研 究结论证实了信贷约束对农村家庭创业绩效产生的负向影响及其损失.基于此,在优化农 民创业支持政策体系、实现乡村振兴过程中应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市场改革,切实解决农民 创业融资约束问题,提升农民创业绩效、改善农民创业质量.     

使用互联网有助于提高农村老人幸福感吗?——基于CFPS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对2016年、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三轮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探究使用互联网对农村老人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使用互联网能显著提高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评分。具体而言，使用互联网显著提高农村老人身体健康自评分数和获取的代际支持，进而提升幸福感水平。然而，能充分享受到互联网这一技术红利的农村老人群体数量并不多，亟待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解决信息贫困难题、重塑互联网文化环境等方面加大力度。     

进城落户与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多样性

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数据,系统考察了农村进城群体的自发性户籍转换对其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我们发现,户籍转换能够显著提升金融资产多元化水平,优化资产配置结构.同时,为解决反向因果以及自发性户籍转换这一自选择过程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排序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分析,并得出一致结论.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新的视角为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放松户籍限制、拓宽资产配置渠道和促进城乡居民融合等措施提供了经验支撑.     

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

基于 2009—2017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农保会显著提升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的概率，降低农业规模经营的概率。从家庭资源禀赋来看，新农保显著提升了精英家庭和互联网接入家庭农户创业的概率，对非精英家庭和未接入互联网家庭农户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讨论发现，信贷获得和风险态度是影响新农保就业效应的两个重要因素，信贷获得显著强化了新农保的创业效应，而风险态度在新农保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中的作用并不一致。因此，应充分发挥新农保制度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减震器”功能，但也要重视部分群体在就业创业中的“堵点”和“焦点”问题。     

农村家庭创业投资周期管理研究:创业动机、家庭照料与创业获得感 ——基于"千村调查"数据分析

农民创业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力、减贫增收及带动就业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千村调查"数据,以农村家庭为研究视角,在"推拉"模型基础上建立实证模型,通过二值选择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农村家庭创业投资周期管理,从创业初期创业动机、创业过程中家庭照料及创业获得感详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家庭创业多为机会型创业,家庭照料对创业支持效应大于负担效应,通过增强幸福感、增加财富及提高社会地位提升农村家庭创业获得感.为推动农村家庭创业良性发展,应完善农村创业外部环境、建立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合理引导帮助农村家庭创业,使农村家庭倾向选择机会型创业.     

网络经济、人力资本与家庭创业决策

以网络经济为视角,关注人力资本的家庭创业决策在地区间的结构性差异,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利用广义多层次线性模型实证检验了网络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家庭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经济发展整体上有利于家庭创业意愿的提高,但抑制了人力资本对家庭创业意愿的促进作用,这种影响效率在城镇家庭样本中较为显著,而在农村家庭样本中表现不明显;另外,从不同人力资本水平来看,网络经济主要通过信息大众化和扩大机会成本抑制了高人力资本的家庭创业意愿。     

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2011-2018年省份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和多重中介模型探讨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在考虑城镇化、经济增长等影响贫困因素的基础上,减贫效应依旧显著;数字经济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显著,即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家庭增收和弱化收入差距的渠道影响贫困,但数据资源配置不均带来的数字鸿沟可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相对贫困的治理难度.     

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普及，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经济行为影响巨大。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五期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非农收入的负向影响较农业收入更大，在使用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及其他稳健性方法后，结果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得出，女性、中青年、东中部地区受数字鸿沟的负向影响更大；从收入层级来看，数字鸿沟对高收入阶层的非农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农业收入产生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发现，数字鸿沟削弱了农村家庭的社会资本积累、阻碍了家庭的创业行为，降低了家庭收入，且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农收入上。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微观层面数字鸿沟指标构建、缩小数字鸿沟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思路。     

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国家大力鼓励"双创"和积极发展普惠金融的背景下,从普惠金融视角揭示金融服务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微观影响机制对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基于普惠金融理论框架,从信贷、商业保险、第三方支付三个维度衡量了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对农村家庭的影响更大;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拥有中低财富水平的家庭受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更大,在风险厌恶水平居中的家庭中保险覆盖面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基础设施落后的农村地区支付便利性的促进作用则更明显。上述结论表明,提升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均有助提升家庭创业水平。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产业数字化的就业效应研究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数字经济对于促进就业增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2006—2019年中国265个城市数据和企业信息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数字化的就业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可以有效促进就业,并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创业活跃度促进就业,但提高生产效率也会抑制就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制造业、采矿业等从事简单重复和危险工种的劳动力,往往会受到产业数字化发展的负面影响,就业机会减少。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就业质量,优化就业结构。因此,建议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加快传统产业结构升级改造,拓展产业链的长度、宽度和深度,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创业活跃度,通过创新创业带动就业。     

数字普惠金融 能提高家庭资产组合多样性吗？

[提要]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的结合体,本文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组合多样化的影响。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升家庭资产组合多样化程度,尤其对农村、低收入和低教育水平家庭的促进效应更明显。考虑内生性问题、不同因变量度量方式以及多种模型设定的稳健性检验均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随后的机制检验发现,上述效应主要通过降低市场摩擦、提高购买便利性、提升金融素养和提高家庭收入四种机制实现,其中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经营农业或工商业家庭。     

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6所高校402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信息、资源、经验的稀缺对大学生这个群体表现的尤为突出,社会资本作为获取上述资源的有效载体,可以弥补大学生创业的资源稀缺和能力的局限性问题,对认识和推动大学生创业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六所高校402位在校大学生问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发现:(1)社会资本方面,同学朋友的支持和家庭的创业氛围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学校对创业的支持、家庭经济状况、地方对创业的支持变量与大学生创业意愿虽有正向关系,但影响不显著;(2)大学生人力资本方面,学历和经管知识掌握情况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显著;(3)大学生个人特征方面,性别因素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互联网使用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二十年来,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及广泛应用,不仅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使潜在创业者所面对的创业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促进了个人的创业活动。就影响机制而言,将互联网作为主要的信息渠道,使个人创业概率提高4.1%～4.8%。同时,就信息类型而言,专业信息和商务信息的获得都对创业产生了明显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对机会型创业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制度环境越完善的地区,互联网对创业的促进作用越大。     

性别观念、家庭地位与农村女性外出务工

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性别观念对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务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女性家庭地位在促进这一作用上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结果发现：具有现代性别意识观念的女性显著地提高了其外出务工的概率,这中间起作用的主要是女性性别角色认同观念;同时女性家庭地位的调节作用明显,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进一步强化了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影响效应。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对受教育程度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中发现,农村中低学历女性群体和中西部女性群体性别观念对其外出务工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影响,而在高学历群体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研究尝试为理解我国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现象提供一个解释视角,倡导通过性别平等来释放女性在家庭社会经济中的性别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