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非农活动、农民创业与农村经济变迁——基于1992-2007年中国农村的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村非农活动与农民创业的耦合性,结果表明在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过程中,农民创业活动长期处于活力不足的状态,即农村的创业型农民短缺,不能适应农村非农产业发展需求.另外,研究表明,农村非农活动与农民创业对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有持久的拉动效应,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非农活动与农民创业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变迁的重要力量.     

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

基于 2009—2017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农保会显著提升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的概率，降低农业规模经营的概率。从家庭资源禀赋来看，新农保显著提升了精英家庭和互联网接入家庭农户创业的概率，对非精英家庭和未接入互联网家庭农户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讨论发现，信贷获得和风险态度是影响新农保就业效应的两个重要因素，信贷获得显著强化了新农保的创业效应，而风险态度在新农保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中的作用并不一致。因此，应充分发挥新农保制度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减震器”功能，但也要重视部分群体在就业创业中的“堵点”和“焦点”问题。     

农民家庭创业环境、创业活动与创业绩效关系研究

农民创业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已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从农民家庭创业的角度,剖析了农民家庭创业环境、创业活动与创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创业主要以农民家庭团队创业为主;外部环境和家庭环境对农民家庭创业活动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农民家庭创业环境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性的间接影响;农民家庭创业活动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性的直接正向影响.     

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分析与对策思考

1997年以来 ,中国农民收入增幅连年下滑 ,直接原因是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无明显增长、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农产品成本节节攀高、农民增收渠道单一 ,深层原因是农民增收受不合理或滞后的体制制约、国家涉农政策的制约及农民自身素质的制约。稳定增长农民收入应采取大力推进农业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发展特色农业 ,全面提升农村经济素质和效益 ;大力发展非农产业 ,拓宽农民就业和增收的空间 ;加大农业投入 ,提高农业生产力 ,降低单位农产品的生产成本 ;减轻农民负担 ,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等措施     

农村家庭高创业绩效的引致路径探究——基于组态视角的定性比较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农村家庭创业绩效是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为识别促成农村家庭高创业绩效的作用路径,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的数据筛选获得290个农村家庭创业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实证分析作为结果的创业绩效与创业者、创业资源和创业环境三个层面条件组合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在创业者层面,教育程度可作为农村家庭高创业绩效核心条件发挥作用;在创业资源层面,社会网络和互联网络均可发挥核心作用且有替代关系;经营资产发挥着核心作用;在创业环境层面,非农行业往往可以获得更高的创业绩效。提出打造合格创业者、补给创业资源和完善创业环境等对策建议。     

皖北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93个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生存适应能力视角,构建农地流转中农户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实地调查,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相关因素对其转出农地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转出农地农户占比较低;在反映农民当下生存能力的变量中,农民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家庭非农收入水平、家庭非农劳动力数对农民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承包地面积则有显著负向影响;在反映农民未来适应能力的变量中,农民在城镇落户以及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了解程度对其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年龄及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情况则有显著负向影响.     

互联网使用与农村正规信贷约束缓解效应——以陕西915户农户调查数据为例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农村金融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为解决农村信贷难题迎来新机遇。基于陕西915份农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Probit、Heckman两阶段和中介效应模型，深入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正规信贷约束的影响及存在问题，并探讨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有效降低正规信贷约束的发生概率，并且对农村“长尾群体”正规信贷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但“精英俘获”现象仍然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约束、金融知识水平和家庭非农收入均在互联网使用缓解家庭正规信贷约束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应当拓展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广度和深度，着重提高农村地区特别是农村弱势群体的互联网普及和普惠金融教育。     

受教育水平、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家庭创业决策

提升农村家庭参与创业的机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当今数字经济时代,农民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程度是影响农村家庭创业的两大关键因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具体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处理过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互联网使用、金融知识掌握和工作经验积累,其中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用最强;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相较于东部地区、老年户主和高社会资本的家庭而言,户主受教育水平对中西部地区、中青年户主和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的创业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为新时期继续推动农户积极参与创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农户视角

本文基于农户视角,采取问卷调研方式分析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影响因素,为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提供决策基础.结果显示,农民年龄、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就业状况、家庭规模、地形、承包土地面积、粮食耕种面积、亩均补贴总额和亩均净收益等因素对利益补偿效应有积极影响,且利益补偿也遵循边际效应递减规律,非农收入较低的纯农户尤其是偏远地区、条件较差的主产区农户,对利益补偿效应的感受更明显.因而,要从培育新型农民、加强主产区农村基础建设、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着力增强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     

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基于山东潍坊的调查

基于2008年山东省潍坊市的农村家庭住户调查数据,构建一个半对数模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数量与受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家庭总收入,非农经营活动对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劳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家庭总收入之间成U型关系。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关键在于政府普及农村教育培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产业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个人创业和非农就业;逐步开展农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论网络文化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网络文化体系的开放性和网络文化内容的动态性日益增强,网络文化环境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因此遭遇了新的挑战。新形势下,高校应不断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传输渠道,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环境,同时,加大网络管理力度,不断充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