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态度、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分析——基于豫鲁皖冀苏1 429户农户面板数据

农地流转不仅涉及预期收益和成本等经济问题,还关系到农民的社会心理问题,分析风险态度和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为全面推动中国农地流转,使其跳出内卷化陷阱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河南、山东、安徽、河北、江苏5省15县1 429户农户面板数据,就农地流转行为进行面板Logit模型、面板有序Logit模型及面板Tobit模型随机效应回归,并检验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风险规避态度对农户转入决策及转入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农地转出决策及转出地占比有显著正向影响,风险感知是重要的中介变量;去除风险规避态度的效用,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和流转规模仍有显著负向影响;流转租金上涨及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了农户对转入土地的风险感知,降低了土地转入意愿,是我国农地流转内卷化的重要原因。因此,建议加大各类保险的覆盖范围及赔偿力度,建立农地流转价格指导机制,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以推动农地流转市场健康快速发展。     

农户农地转出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安徽省5县（市、区）574份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农地转出满意度影响因素,为引导农地有序流转,提高农地流转效率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农户对农地流转过程中各类风险的预期、农地流转政策执行过程及效果是影响其农地转出满意度的决定性因素;农户应对农地流转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经济理性;农户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家庭年收入对其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农地流转过程中应慎重对待各类隐性风险,建立严格的风险监管机制;充分尊重农户意愿,保证农民参与权,同时积极引导农业规模经营;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强化流转租金管理;为受教育程度较低及女性农民提供就业培训,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粮食主产区4省12县96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实证研究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差异化影响,并分析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整体来看,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转入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代际差异来看,父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大于子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2)在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以后,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下降,而对农地转入的抑制作用也有所缓解,这说明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如果不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现有研究高估了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驱动效应。因此,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不能只单纯依靠劳动力市场的引领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市场优势,将小农户卷入农业分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黑龙江省农户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黑龙江省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对黑龙江省发展现代农业、实施"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建立黑龙江省农户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从农地转入、农地转出两个方面挖掘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受模型中变量不同程度的影响,产生促进或抑制作用。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促进黑龙江省农地流转的对策建议,即: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完善农地流转制度,建立有效的农地流转市场;加大农地整治力度,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加大农村投入力度,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及公用设施水平。     

西部地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新疆三地的调查

以来自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地区的调查问卷为基础,分析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状况与原因;从个体因素、家庭资源禀赋、家庭经济状况、政策因素与社会保障因素等五个方面共选取了15个变量,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对西部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农户农地的转出行为主要受到个体因素、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户农地转入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因素;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影响因素的驱动机制不同;政策因素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影响不大。     

农地流转缩小农户收入差距了吗? ——基于CFPS的微观证据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倾向值得分匹配法,探讨农地流转以及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对比农地流转前后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可知,整体上农地流转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②考虑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农地转出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相反农地转入缩小了农户收入差距;③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我国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农地转入行为和西部地区的农地转出行为将缩小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收入效应,农地转出的收入效应比农地转入的收入效应更为显著,另外通过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发现,忽略内生性问题将导致系数被低估.基于此,面对"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在"三权分置"制度安排下,建议全面推进土地流转以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发挥好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调节作用,注重提升低收入群体的非农就业竞争力,以缩小我国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     

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云南省晋宁县的调查

以云南省晋宁县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农地面积、农业劳动力状况、年人均纯收入、非农收入比重、农地在家庭养老保障中的重要性、农户年龄对转出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存在差异。最后提出了发展第二、三产业,加强农村教育,发展流转中介组织,稳定农民土地承包权,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     

土地政策的农户认知及其农地转出响应研究——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调查问卷,综合运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主成分分析和比较分析法,分析农户土地政策认知及其农地转出的响应机理。结果表明,农户对土地政策认知的总体水平和农地转出比例均较低;对农户整体而言,土地政策认知水平提升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的发生概率提高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对土地政策认知的响应存在较大差异;土地政策认知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力处于中等水平,家庭特征、区位因素和社会保障的作用程度相对较大,资源禀赋的作用最小。为了促进农地流转,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应提高农户的土地政策认知水平,提高农民非农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互联网使用有助于农地长期转出吗?

采用Probit和工具变量法,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与农地转出期限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农户长期转出农地,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得到一致的结果;互联网使用促进农地长期转出的路径有二种,一是互联网使用通过降低转出户非农就业的失业风险来促进农地长期转出,二是降低因转入方违约行为导致的农地流转违约风险来促进农地长期转出;互联网使用对农地长期转出影响具有异质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在使用互联网后,其选择农地长期转出的可能性会相对更高。结合当前农户在农地流转期限决策中面临有效信息缺乏的现实,丰富并完善互联网相关专业平台的信息提供,并加强平台服务宣传以吸引、服务更多农户;提高低教育程度农户互联网信息获取能力,使其有效信息获取渠道从线下拓展为线下+线上。     

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重庆市345位农民的调研数据,文章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研究了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显示:农民的年龄、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农业收入比重、土地情结、土地经营收益等因素对其土地转出参与意愿有负向影响;农民的文化水平、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状况、非农就业期望、进城愿望、土地经营成本和政府制定的土地流转补贴政策等对其土地转出意愿有正向影响。此外,农民的性别、家庭总收入和土地转出程序等因素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无显著影响。     

从农民到公民:农民身份的变迁路径

中国农民经历了四次大的身份变迁,即农民身份的阶级化、农民身份的结构化、农民身份的社会化、农民身份可能的公民化.农民身份的公民化,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农村劳动力外移与新型农民培育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外移的现实背景下，创造条件积极培育新型农民是农村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新型农民是顺应我国社会转型和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职业农民、知识农民和现代公民。新型农民的培育应注重四个方面的建设：营造留住农村人才的有利环境；加大政府在义务教育方面的投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重视农民组织化建设。     

农民消费空间转向及其对“人的城镇化”作用

农村改革后,农业劳动力外流和农村空间结构调整使农民消费空间出现“内萎缩”、“外转移”特点,尤其是,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极大地冲击了乡村消费空间,农民物质消费空间、文化消费空间、服务消费空间纷纷向城镇转移并使多数农民拥有城乡双重消费空间。农民消费空间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具有耦合关系,它是人的城镇化先决条件和实现手段。如此,改善农村道路交通条件差,增加城市低端消费空间,开放城镇服务空间,不仅能推动农民消费空间城镇化发展,而且可以以此为引擎和纽带,促进城乡空间对接和居民互动,进而促进人的城镇化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履约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农户的调查

基于江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414户农户的调研数据,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合作社农户履约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农产品价格波动程度、村到乡镇的距离、政府扶持、入社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合作社是否投资农业设施、有无盈利返还、合作社对社员违约的处罚力度、合同中有无违约处罚条款与农户履约行为正相关;家庭劳动力个数、入社农产品占家庭收入比重、农产品投入费用、基础设施与农户履约行为负相关,而农户的年龄与性别对其履约行为影响不显著;从事瓜果蔬菜与养殖类农产品生产的农户,其履约可能性更高;为提高合作社社员履约率,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论中国农民成员权

中国农民成员权是指由中国法律制度确认的,有农民身份者在村社集体关系中享有主体地位和利益份额的法律资格。中国农民成员权是特定范围农民的群体性权利,可使集体权益回归农民,维护村社组织本旨,实现土地保障功能。在私法中,以成员资格为基础安排主体制度,以集体利益为基础安排客体制度,通过成员权衍生权利体系展现权利内容。同时,按照法定程式行使成员权,并依据多种意志共治实现成员权变动。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再联合

以“资源整合—价值增值—合作社再联合”为研究主线,通过对一家销售型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案例分析,对联合社的生成路径进行了理论解释。研究表明,制度净收益决定着组织的制度变迁,资源整合既能够充分发挥合作社的规模收益,又能够降低交易成本。通过整合资源,成立联合社分享产业链价值增值收益是合作社未来的发展趋势。     

都市里的小农:城市郊区“农民农”现象及其成因——基于上海浦东Z镇的实证分析

农民农是郊区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它与郊区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本地农村人口大量非农就业密切相关,农民农一般以家庭为经营单位,具有较强的专业分工并深受市场影响,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化都市小农。郊区农民农的存在反映了小农强大的生命力,也表明农业产业化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育水平的不足,农业产业化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育,决定了都市郊区农村农民农是成为农业产业工人,还是都市小农。     

对失地农民问题的思考

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失地农民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稳定。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必须在思想上确立统筹城乡发展的观念,切实强化保护农民权益的意识;要将保护农民权益的政策转化为法律、法规制度,建立有效的农民就业培训机制,增强农民就业能力,加快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范畴。     

中国农民市民化的道路探索

新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独特性是造成今天中国大量人口滞留在土地上的重要原因,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城市化问题及其与农民市民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明确农民市民化的内涵。在推进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通过权利置换的方式来推动农民市民化已成为我们最现实的选择,即通过地权换居住权来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过渡。在这一权利置换过程中,政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即政府要把权利置换工作与国土整治工作结合起来;扭转省会城市作为一省经济中心的发展模式,降低城市房子价格,为农民进城开路;社会保障制度要及时跟进;铁腕推进社会主义新城市建设;加大对进城农民的职业培训力度,培养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等。     

对失土农民再就业的几点思考

文章分析了北仑区失土农民再就业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