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的根本:破除双重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体制瓶颈.我国二元社会结构有静态与动态两种形态,静态二元结构与动态二元结构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双重二元结构.当前各地正在推进的城乡一体化,主要侧重于破除静态的二元结构,而忽视破除动态的二元结构.动态二元结构的弊端正日益凸显.要真正构建城乡一体化新格局,必须全面破除双重二元结构.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文明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这为农村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新的方向,也为农村党支部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提出了新的任务。     

促进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战略思考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突出表现在农民增收困难上。但人为的政策制度因素制约了农民增收和农民的全面发展。现在关键是要构建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制度环境     

当代中国农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

人作为动物,享有居住和迁徙自由的本能权利。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居住和迁徙自由已经上升到国际人权法律的层面,成为举世公认的一项基本人权。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在照搬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中,建立起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人为地将农民限制在农村,使农民丧失了宝贵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在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彻底废除二元户籍制度,恢复和保障农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以自由看待发展,已成为人们的共同关切。     

当代中国农民的健康权

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1949年以来,中国根据干部、工人和农民三种不同的身份,建立了三种不同的医疗卫生体制,在城镇建立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干部和工人享受国家医疗保障,在农村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则在市场化改革中走向解体。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当今中国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借鉴世界各国医疗保险的基本经验,从宪法的高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尊重、保障和实现亿万农民的健康权和社会保障权,是中国医改的战略选择。     

当代中国农民的结社权

结社自由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世界各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宪章对保障结社自由权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中国对结社自由的保障在各种宪法文本中均有体现。组织农会是亿万农民行使结社自由权的重要内容。从历史上看,中国农会经过了不同时期的发展,也曾产生过惊天动地的影响。但因种种原因,农会在中国这个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却静悄悄地走向了消亡。市场经济的发展对重建中国农会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如何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重建农会,充分发挥农会在新时期沟通政府与农民、维护农民权益、促进政治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特有功能,是时代赋予中国的崭新课题。     

新农村建设与公民权建设

现代国家的公民体现了社会个体与国家共同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公民与国家联系的中介是公民权.公民权为现代国家提供了不同于传统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成为现代国家的基石.长期以来,国家在公民权建设上的严重不足,导致了农民公民权的严重短缺.农村改革促进了农民公民权的生长与发展.在新农村建设,应围绕扩展农民的土地产权与平等权利这两个基本方面,大力推进制度建设与实践创新.     

改革以前中国乡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回顾

改革以前对中国乡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之前,关注中国乡村和农民的人主要是外国传教士、旅行者,代表人物是马可.波罗、明恩博,其研究多为见闻观察和现象描述。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学术研究繁荣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乡村社会调查、田野调查、农村经济调查的基础上,出版了大批学术著作,代表者有费正清、仁井田升、费孝通、梁漱溟、晏阳初、毛泽东,其中关于农民战争的研究影响颇为深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乡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开始滑坡,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其根本原因。西方学者转而研究港台,在国内农民战争研究持续升温,而共产党主要领导者围绕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进行的农村调查带有鲜明的政治目的。     

从农民到公民:农民身份的变迁路径

中国农民经历了四次大的身份变迁,即农民身份的阶级化、农民身份的结构化、农民身份的社会化、农民身份可能的公民化.农民身份的公民化,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产权残缺、利益博弈与社会冲突

产权残缺是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基本问题。主要体现为产权主体的模糊性、虚置性，以及多级性的集体所有权主体又都不具备法律上的人格。从积极产权和消极产权来看，农民土地产权的残缺众多方面及其所引发的利益争夺和社会冲突，已成为当前一个十分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