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风流 千古绝调——谈元稹悼亡诗的艺术成就及其地位

元稹的原配韦丛,自幼生活在一个世代“相继为显官”的家庭。贞元十九年(803)始嫁于稹,元和四年(809)七月即病卒,年仅二十七岁。在她与元稹共同生活的七年里,稹官卑禄微,且几经贬谪。韦丛“食亦不饱,衣亦不温。然而不悔于色,不戚于言”(元稹《祭亡妻韦氏文》)。贫贱夫妻,感情笃厚;一旦逝去,元稹悲不自任,先后写下了多达三十三首的悼亡诗(见《元氏长庆集》卷九),所以元稹有句云:“悼亡诗满旧屏风”(元稹《答友封见赠》)。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人性化的必由之路

唐传奇《莺莺传》是一篇感动人心的作品,然而小说中作者元稹对张生始乱终弃行为的庇护使得这一文本略显怪异。在后世的改编之作中,张生的形象得到了改变,这是人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元稹原配夫人是韦氏而非谢氏

闻国新《自居易与元稹》(《山花》1980年3月号)一文描绘了元白相会夷陵的情形,说:“元稹的原配夫人谢氏,不幸早逝,元稹写了三首《遣悲怀》的诗悼念她……谢氏却再享受不到这种富贵了。”但史话涉史。于史实有抵触处,文中谢氏应系韦氏之误。据《韩昌黎集》卷二十四《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仆射(韦夏卿)娶裴氏皋女、皋父宰相耀卿,夫人于仆射为季女,爱之、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韦夏卿宫至太子少保,死后追赠左仆射、地位很高。据白居易《河南元公墓志铭》(白香山集卷六十一):“前夫人韦氏,懿淑有闻,无禄早逝”前夫人即指原配夫人。     

读《太平经》

<正> 一关于《太平经》成书的情况关于《太平经》的产生,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先有本文若干卷,后来崇道的人继续扩增,逐渐成为一百七十卷。”(《太平经合校前言》)这是王明同志的说法。一种认为并无本文若干卷,“是当时秘密流传的原始道教中很多人的著作,经过逐步积累最后汇集而成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69页)这是卿希泰同志的说法。两种说法的共同点是:(一)都认为《太平经》是最早的道教经典;(二)有一个广泛存在的民间道教或原始道教;(三)有逐渐增多的或众多的崇道者或道教徒造作道书,《太平经》就是在此基础上编成或扩增而成的;(四)由于作者不一,因此内容庞杂,容纳了对立阶级的思想。这两种说     

元白长篇叙事诗的类型特征及其流派意义

元白长篇叙事诗，指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李绅的《莺莺歌》，元稹的《连昌宫词》等作品。考察这类作品的流派意义，务必首先关注一个事实，即：早期的元白长篇叙事诗本是包容在传奇小说之内的。宋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八说：“唐之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传奇小说的体制特点是将史才、诗笔、议论打并在一起，由此导致的一个不容忽略的情形是：诗人与小说家在创作中互相协作，而他们处理的乃是同一…     

论琴童在《西厢记》中之地位

《西厢记》中的琴童是一个十分次要的角色,虽然十分次要,对其艺术性也是有一定影响的,要妥为处理,并非易事。 作为一部短篇的传奇小说,《会真记》仅写了张生、莺莺的相识、相爱以及后来的婚变,没有去刻画某些细节,也没有涉及张生身边的奴仆,当然也没有出现琴童。到了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因为是曲艺,手法比较灵活,采取了有话即长,无话即短或从略的原则。张生向法本办妥暂租房间“读书”的交涉以后,才“令仆取行装至”。卷之四,张生操琴试探莺莺时,未有琴童出场。卷之六,长亭送别时,有如下的唱段:“〔尾〕仆人催促怕晚了天色,柳堤儿上把瘦马儿连忙解。” 草桥住夜,张生重行起程时,还有如下唱段:“〔风吹荷叶〕枕畔仆人低低道:‘起来么解元,天晓也!’把行李琴书收拾了。”卷之七,有“珙赋诗一绝,令仆人赴莺莺报喜”、“生缄诗与仆,仆行”、“门人报曰:‘张先生仆至’”、“仆使阶前忙应喏,骨子气喘不迭,满面征尘”、“生渴仰间,仆至,授衣发书”等语,仍未有琴童出场,出场者均为“仆”。 王实甫写作杂剧《西厢记》时,张生一出场,便是“扮骑马引俫人上开”,“俫人”云云,原是指的儿童,所以接着下来张生说“话说间早到城中。这里一座店儿,琴童接下马者!也还是相互吻合的,作为角色名,则欠统一     

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及其演变

关于哲学唯物主义的意义,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提出明确的解说。恩格斯认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亦即:“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此"瑟瑟"非彼"瑟瑟"

白居易《琵琶行》“枫叶荻花秋瑟瑟”句,“瑟瑟”如同“萧瑟”,形容风声,在诗篇中系描写枫叶、荻花在秋风中瑟瑟作响的状声之词。其用法与意义本极显白,但是,自古至今,却不断有人做翻案文章,相互驳难。最先发难的是明代杨慎,他认为,诗句中的“枫叶”是红的,“荻花”是白的,“瑟瑟”也应当是状颜色之词,是指“秋色碧”。(见《丹铅摘录》卷十、《升庵集》卷五十七“瑟瑟”条)。明代陈耀文针对杨慎的翻案文章进行了反驳,坚持认为“瑟瑟”是状萧瑟之风声而非形容颜色之词(见《正杨》卷四)。其后又有何良俊替杨慎辩护,反驳陈耀文(见《四友斋丛说…     

论《会真记》

《会真记》元稹撰,唐传奇盛行于中唐,当时还拿它作行卷、温卷,大体上全出于虚构。如白行简的《李娃传》,本于市民演唱的《一枝花》,见元稹诗自注。蒋防的《霍小玉传》也不是事实,不过是根据李益患过这类病症而编造的。连自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东城.老父传》写明皇事也多出自想象。也正由于这样,才使小说发展到唐传奇,颇俱异采。文人写这类传奇,当是受市民说话艺术的影响,所以元祺白行简等听过《一枝花》。《唐诗纪事》     

“四川”的名称由来和辖区演变

四川是我们伟大祖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份,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关于“四川”名称的由来,过去说法很多。如,有人说:“境内有岷(岷江)、沪(金沙江)、雒(沱江)、巴(嘉陵江)四大川,四川之名昉此。”(见臧励?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四川省》条,1931年商务印书馆版)又有人说,四川是因为有岷江、沱江、嘉陵江、黔江(即乌江)四条水,因此称“四川”。(见郑励俭编《四川新地志》,1946年正中书局版)还有人说,四川是因为有长江、岷江、沱江、嘉陵江四大川,因此称为“四川”。(见汪永泽《四川省》,1956年新知识出版社)直到最近,还有人说,四川“境内有岷、雒、沪、巴四大川,故名”。(见张其昀等编《中文大辞典》《四川》条,1979年四版中华学术院印行)以上各种说法,虽然不一,但都是以四条大江命名。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崔莺莺形象的接受——从“尤物”到真爱的化身

崔莺莺形象最早出现在唐代一部传奇小说《莺莺传》,其作者为著名诗人元稹,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随后,一直有文人墨客对这篇传奇小说进行改造和补充,其中以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最为出名,成为"元曲压卷之作"。在这一过程中,崔莺莺形象发生了质的飞跃,莺莺形象的变化反映了在接受过程中传达出的丰富的社会文化蕴涵。     

《辽史补正三则》辨正

1982年第5期《社会科学辑刊》发表的马洪路同志《辽史补正三则》一文(以下简称“马文”),以为有需商讨之处,分述如下: 一、关于辽兴宗次女斡里太的公主封号问题。马文据罗福颐《辽左金吾卫上将军萧德温墓志跋》,谓萧德温之弟萧德良即《辽史·公主表》(卷六十五)中之萧余里也,这无疑是正确的,而对《公主表》所记斡里太“封郑国公主。清宁间,加长公主。寿隆间,加大长公主”的公主封号,则认为“清宁间应为齐国长公主”,“应于‘清宁间’下加注:徙封齐国,加长公主。或径补以‘徙封齐国’四字”。此种说法是否正确,实有考察之     

订正《五卷书·再版后记》中的一处笔误

关于古代印度寓言故事集《五卷书》第二卷的骨干故事,季羡林先生在《再版后记》中有两种说法:一、“这一卷的骨干故事是乌鸦、老鼠、乌龟和鹿、结成朋友,共度患难”(P409)。二、“第二卷的骨     

孔子“中庸”新解

我国先民早有“尚中”观念.孔子前后均有“中+动词”即用“中”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目标和规范的说法.《论语》“中庸”之“中”名为“正道”而实指“礼义”,“庸”指“奉劳不已”,“中庸”实谓“循从礼义奉劳不已”.传统程朱辈“中庸主义”的说法不合孔子原意.孔子“中庸”在《论语》中仅一见:“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篇》,下言篇名均出《论语》)《中庸》中,标明“子曰”的“中庸”共六见.这七见中,孔子均未就其内涵作具体阐释.至宋,大儒程颐解说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朱熹注《论语》解说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这就是所谓的“中庸主义”.程朱辈代圣贤所立之言成了儒学定理,传统说法一直认为孔子是中庸主义的首倡者.     

也谈《锦瑟》

王渔洋说过:“一篇《锦瑟》解人难”。对李商隐《锦瑟》诗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认为是悼亡之作,如朱彝尊、冯浩等;另一种认为是自伤身世之作,如何焯、宋于庭等。此外,还有种种解释:有的认为“锦瑟”是令狐楚之妾(见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十三);有的认为“锦瑟”是当时某贵人的爱姬(见刘攽《中山诗话》);还有的认为是专咏“锦瑟”这种乐器的,并说锦瑟之声是适、怨、清、和的(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二十二)。近年来,有关论著。对于《锦瑟》一诗的意见也基本上未脱离“悼亡”、“自伤身世”这两说的范围。我们认     

《楚辞》编纂者及其成书年代的探索

(一)《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总集之祖”。它对研究屈赋及屈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深远影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根据传统的说法,都认为《楚辞》是汉代刘向编纂的。达个说法,是《楚辞章句》的著者东汉王逸首先提出的。他在《楚辞章句》的叙中说:“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自此以后,历代著录及《楚辞》传本,皆题为刘向所辑。清《四库全书提要》曾有下列一段总结性的叙述:“哀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     

戏曲中的“旦”

“旦”在戏曲中指女性角色,其义众说纷纭:明人徐渭认为,宋时妓女以乐器置篮中担之以出,日“花旦”,后因省担为旦(见《南词叙录》);胡应麟则认为戏曲角色之命名皆系反语,“妇宜夜而命以旦也”(见《少室山房笔丛》);清杨恩寿则有“所谓旦者,乃司乐之总名”“以优之少者假扮为女”之说(见《词余丛话》)。戏剧史家周贻自认为,“旦”系“姐”字演变而来。顺序是先有“姐”,由“姐”讹为“妲”(宋杂剧有《老孤遣妲》、《双卖妲》、《槛哮店休妲》,“妲”皆“姐”之讹),再由“妲”简笔为“旦”(金元院本有《旦判孤》、《酸孤旦》,《老孤遣旦》)。(见周贻白《中国戏曲论集》)。笔者近来翻阅资料,却发现戏曲中的“旦”,乃渊自古代西域少数民族之艺术结晶,系古代胡语之译音。     

颜元的人性思想探索

颜元(公元1635年—1704年)是我国清初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批判家宋明理学唯心主义的杰出代表。颜元针对程、朱、陆、王的“理在气先”、“理为气主”和“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唯心主义理论,提出了“理气融为一片”(《存性编》卷二)和“理即气之理”(《存性编》卷一)的唯物主义气一元论。颜元认为,气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本原,理是万物所以然的规律,没有离开气而单独存在的孤立之理,理“无非是气之理也。”(《存性编》卷二)有气则有理,无气则无理。颜元依据唯物主义气一元论的宇宙观,建立了他的人性论。颜元认为,人禀气而     

“关关”新解

《诗经》《关睢》开篇首句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句中的“关关”,传统的看法都认为是“水鸟的鸣叫声”,象朱熹释作“雌雄相应之和声也”(见《诗经集传》),余寇英先生释作“雎鸠鸣声”(见《诗经选》),高亨先生释作“鸟鸣声”(见《诗经今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但我以为以上说法似有不妥。     

陈延年同志牺牲于何时

关于江苏省委第一任书记陈延年同志牺牲之日期,目前据我们所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牺牲于一九二七年六月或六月底。见《辞海》第985页“陈延年”条和穆欣著:《陈赓同志在上海》一书第8页。另一种认为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被捕,同年七月四日牺牲。(见孙其明:《吴稚晖生死陈延年》,《文物天地》1981年第6期。)该文是这样记载的:“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延年在当时党的机关(位于上海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