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社会化与社会化的儒学——梁漱溟文化哲学简论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梁漱溟着眼于儒学思想与乡村改造的结合,致力于儒学的社会化,重构社会组织系统。梁漱溟的文化哲学体系通过文化批判、文化价值、文化主张和文化实践诸层面获得展开,展示了与熊十力、牟宗三等不同的致思理路,较为鲜明地体现了现代新儒学的理论特点,是传统哲学现代化的重要创获。     

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1907年，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发表了《创造进化论》一书，建立了以“生命冲动”为核心的哲学体系。20世纪中国新儒家的儒化的生命哲学就是在柏格森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梁漱溟热烈地推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他用这一新传入的西方哲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学，从而也用儒学来改造西方哲学而使之“中国化”（实为儒学化）、目前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的论著至多只是简略地提到相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淇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对此作专题研究，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以推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深人。一、柏格森的生命冲动…     

梁漱溟生命化儒学的历史内涵与现代意义

在本世纪初中西方思想文化激烈碰撞之际，梁漱溟为复兴儒学，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引入儒学，使儒学获得了新生命。他从儒家思想中发掘出不为特定时期和社会形态限定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东西，这构成了２０世纪新人本主义的初始环节。梁漱溟深刻认识到了西方社会的弊病和极端唯科学主义的危机，试图以人文关切扫除理智的冷酷，让伦理情谊温暖人心。同时重建儒家道德主义传统，给现代化事业筑立一个精神根基，为人们找回安身立命之所，以回应西化派的挑战。     

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于1913年经《东方杂志》的介绍而传入中国,1919年至20年代初在中国哲学界广为传播,成为影响中国哲学界的“显学”之一。20世纪中国新儒家的儒化的生命哲学就是在柏格森思想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梁漱溟热烈地推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不仅在西方哲学史上是“迈越古人”,而且是替儒家学说的复兴“开了先路”。帕格森的生命哲学启迪他用这一新传入的西方哲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学,从而也用儒学来改造西方哲学而使之“中国化”(实为儒学化)。他在1921年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就是儒化的生命哲学的一部代表作。 目前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的论著至多只是简略地提到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对此作专题研究,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以推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深入。     

梁漱溟新儒学政治观探析

梁漱溟的新儒学政治观在现代史上诸多政治思潮中独树一帜。它以现代新儒学思想作为理论前导 ,以中国社会特殊论为国情认识基础 ,以乡村建设为具体实现途径。梁漱溟的新儒学政治观在理论上陷入了文化决定论和中国特殊论的单一化思维 ,在实践中也因没有抓住实质问题而难以成功。但其爱国主义精神和儒家实践精神令世人赞赏。     

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在1923年的“科学与立学论战”中，张君劢走上建立儒化生命哲学之途。他精心建构了一个以“心为实在”为逻辑起点，以“自由意志”论为核心，以提倡复归宋明理学的“内生活之修养”为归宿的“新玄学”体系，由此而成为与梁漱溟齐名的中国现代新儒学的第一代的代表人物。论创建儒化生命哲学之先后，当推梁漱溟为开山；但论对柏格森生命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之把握，从而更巧妙地使之儒学化方面，则张君励远胜过梁漱溟，因此其思想体系更具有“中西合壁”的特征。时下学术界对梁漱仅、熊十力、冯友兰等新儒家的思想研究颇多，但对张君励的…     

中国哲学的重建——成中英新儒学述评

一、成中英是不是现代新儒家 成中英是不是现代新儒家?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黄克剑等人把他看作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而港台相当一部分学者却认为他不是新儒家。产生分歧的原因显然在于对现代新儒家概念的不同理解上。目前,要给出现代新儒家一个一般性的概念,看来很难。但我们可以揭示其基本特征,从而给这个概念一个大致的界定。 简单地说,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其它思潮相比,现代新儒学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坚持儒学本位立场,力图复兴儒学。这是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杜维明、刘述先等三代新儒家学者极为坚定的立场,是他们的共同思想取向,也是现代新儒学之所以为新儒学之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另两大思潮的马列主义、自由主义同现代新儒学的根本分歧也在此处。马列主义主张对儒学批判地继承,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则对儒学基本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和现代新儒学“为往圣继绝学”的心态和感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代新儒学的第二个特征是吸纳佛学和西学,并对儒学进行了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近代儒学的颓废没落和中外文化的剧烈碰撞,这使现代新儒家必须也可能借助其它思想来更新发展儒学。早期,梁漱溟、熊十力由佛归儒。梁吸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形成了独特的东西文化比较思想;熊则建构了     

梁漱溟与柏格森哲学(下)

1984年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一书在内容上已有许多解放后的思想掺入其中,但其大旨则与当年相去不远。总的说来,梁漱溟此后对柏格森哲学的理解受到了中国哲学的背景影响,并且他又反过来用柏格森的一些学说企图对儒家的道德人性论作出新的解释。我们姑且把这以后的哲学称为后期哲学。梁漱溟前期的哲学基本以佛教唯识学为主体,后期则可视为以儒家心性学说为主体的道德人性论。在前期,梁漱溟并未将柏格森哲学和佛学揉为一体。在后期,他则企图将柏格森哲学和儒学揉合在一起。     

直觉与理性--梁漱溟对儒家理性概念的新诠

梁漱溟提出"直觉"和"理性"两概念,对传统儒学的良知本心思想作了现代诠释,把儒家所言心、知(或智),理解为一种"情意之知",或以"情意"活动为主体的体证和自觉作用.梁漱溟后期讲"理性",特别强调儒学的心、知论与西方哲学基于知、情对峙立场的理性和本能概念之区别.梁氏的新诠,既赋予了儒家良知本心概念以新的、现代的理论形式,同时亦对它的独特的理论内涵作了清晰的界定.它对我们从现代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儒家哲学,把握其精神实质,仍有着很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梁漱溟与现代中日儒学知识共同体

梁漱溟的思想和著作是现代中日儒学知识共同体中的一个亮点 ,梁漱溟研究已经成为日本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一门“显学”。这不仅由于他特立独行的个性和人格 ,更因为他的思想与日本当代儒学具有相当程度的亲合性。在现代中日关系的具体历史环境中 ,日本人对梁漱溟著作和思想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分析这个过程 ,旨在为建构一个健康的关于现代中日儒学的知识平台而努力 ,这对思考儒学的地域性和国际性、传统性和现代性等问题也具有启发意义     

后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产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是对“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吴虞等人的激烈反传统主义所作的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回应。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作为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的开山之作,在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随后,在三、四十年代,冯友兰、贺麟、     

论梁漱溟的儒学观

“五四”运动以来,梁漱溟怀着对中国和人生两大问题的忧思,强调行重于知,以“践形尽性”概括儒学的真精神;同时以西方生命哲学来诠释他的儒家哲学,开启了现代新儒家“援西学入儒”的先河。梁漱溟坚守儒学理性主义的传统,认为儒学在近代中国虽然遭受重大挫折,但是未来儒家学说必然重光于世界。     

海外新儒学的新动向

<正> 本文把现代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的关系作这样的界定:新儒家指那些具有强烈的传统意识.以儒家传人自居,而又在理论上略有建树的思想家.新儒学涵盖的范围更广,不仅包括新儒家,还特别指谓那些虽具不同的学术背景或社会立场,但都对儒学传统的现代意义从不同角度作抉发、阐明的学者所推动起来的学术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新儒家是中国现代思想家响应现代化挑战的产物之一,但其对待现代化存着很悬殊的态度.提倡乡村建设的梁漱溟为保住文化本根而努力,对此是排拒性的;而在台港大学讲坛上讲内圣外王之牟宗三辈,则要用儒学来指导现代化了.相比之下,新儒学的另一批提倡者,态度要平实一些.这些活跃在大洋彼岸的学者更关切的问题似乎在于“适应”上,即儒学如何适应现代化,     

杜维明儒学思想简论

现代新儒学滥觞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发展至今,已经历三代。梁漱溟、熊十力堪称这一学派的开山祖师,是现代新儒学的第一代。使现代新儒学获得学派地位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冯友兰、钱穆、方东美、贺麟、马一孚等,他们是现代新儒学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学第一期肇端于大陆,第二期发展于港台,其后起之秀则由港台扩展到海外(主要是美国)。现代新儒学的第三代代表人物主要有刘述先、蔡仁厚、王邦雄、成中英、林安悟、杜维明等。本文试对第三代新儒家中最年轻最富于创见性的杜维明儒学思想进行初步探讨,以一斑窥全豹。     

论柏格森哲学

论柏格森哲学黄颂杰“五四”时期，柏格森哲学和实用主义、马赫主义同是流传到中国的最有影响的西方哲学派别。１９１９年梁启超在巴黎会见过柏格森，对他深表钦佩，梁所组织的尚学会翻译了柏氏的三本主要著作。陈立夫的“唯心论”、梁漱溟的新儒学都吸取了柏格森的生命哲...     

现代新儒学述评

现代新儒学述评周溯源现代新儒学是在本世纪２０年代，也就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出现的新思潮。其代表人物，在２０年代有梁漱溟、熊十力，３０、４Ｄ年代有冯友兰、贺麟，５０年代后有唐君毅、牟宗三。他们复兴儒学的志向远大，重构儒学的体系宏大，但其努力成效甚微。到了８...     

论现代新儒学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开新及其理论困限

现代新儒学是传统儒学的现代发展和现代转型。作为“五四”以来的新儒家学者融会中西、谋求儒学现代化的一种尝试和努力,它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都与传统儒学具有很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规定了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内涵和时代特征,使其成为一种与传统儒学既区别     

直觉思维与现代新儒学

“五四”以后的现代新儒学(以下简称新儒学),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就是推重直觉。二十年代初,梁漱溟在一片反孔的声浪中打出“新孔学”的旗号,在哲学方法上主张用身心体验之的直觉对抗冷眼旁观的理智,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第一个倡导直觉说最有力量的人”(贺麟语)。在新儒学后来的发展中,崇尚直觉成为它的基本特征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新儒家有关思想的剖析,从思维方式     

现代新儒学的佛教学缘

现代新儒学酝酿于清末民初,发展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六、七十年代通过海外新儒家大放异彩,并且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正以某种方式悄然复兴。此一尚未完成的文化思潮,一开始就与佛教结下难分难解的学缘。 现代新儒学巨子中,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是三位根源性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和人生直接启迪了以后的新儒家,而他们和佛教结下的学缘亦较之后继者更加真切、更加生命化,因而也就更具有典型意义。下面即以三位大师为例,对现代新儒学的佛教学缘略作检讨。     

新儒学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新儒学是中国文化转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脉络、它是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的自我更新。新儒学在本质上是传统的,与儒学一脉相承,但又吸收了新的时代精神,具有新的形式和内涵。在中国,新儒学经过两个发展阶段:传统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传统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它在融合儒学、道学、佛学的基础上,形成德性、道心、佛性一体的三维结构,精神形态是自给自足、使得中国人在任何境遇下都不会丧失安身立命的基地。现代新儒学产生于20世纪,其实现文化转型的基本思路就是“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形成伦理、科学、民主一体的三维结构。这两种新儒学既相通又殊异,作为实现文化转型的努力,它们给我们以许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