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失败原因新探

辛亥革命是一场早产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形势的迅速到来是革命党人始料末及的。由于革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还没有充分到足以引导革命走向最后胜利，因此武昌起义后政治、军事等形势的发展便逐渐同革命离心，辛亥议和也由此成为当时客观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     

武昌起义胜利后的领导问题——与竺柏松同志商榷

竺柏松同志在《江汉论坛》1981年第5期发表了《关于武昌起义的领导问题》一文(以下简称“竺文”),对武昌起义酝酿时期、爆发时期和起义胜利后三个时期的领导问题,分别做了分析和论述。对前两个时期的看法,笔者是赞同的;但对竺文中关于武昌起义胜利后的领导问题,我认为有必要作如下商榷。竺文说:“武昌起义胜利后,是指10月11日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成立湖北军政府后     

湖北革命党人在新疆

武昌为首义之区,一地发难,全国响应,辛亥武昌起义名垂青史,湖北革命党人的首义之举自然功在全国各地之冠。然而远在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伊犁,当时也有一部分湖北籍革命党人为响应武昌起义而发动了伊犁起义,并取得了胜利。这一起义因新疆地僻人稀,加上时代久远,革命者的事迹现在鲜为人知。1901年(光绪27年),为了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缓和人民日益不满的情绪,西     

湖北近代作家对辛亥革命的反映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我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运动 ,它以武昌起义为主要标志 ,其丰功伟绩永垂不朽。湖北作家得天时地利 ,包含革命激情 ,用市文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对这场伟大斗争作了全面反映 ,在思想界、文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基本上代表了辛亥革命时期诗文创作的水平     

辛亥革命前的武汉民族资产阶级

从1911年10月10日傍晚武昌城新军营房爆发起义枪声以来,历史已向前推进了整整七十年。然而,以武昌起义为高峰的辛亥革命究竟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是单纯的“反满”斗争,还是带有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国内外史学界的认识不尽相同。产生歧见的基本原因之一是,对于中国当时是否已经出现民族资产阶级,看法尚未统一。我们认为,辛亥革命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尽管其力量还十分薄弱。辛亥革命从酝酿、爆发到失败,所呈现的独特格局,正体现了领导这次运动的幼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特征。 20世纪初叶,中国民族资本初具规模的地区,一是江浙,二是广东,三是湖北。本文拟对辛亥革命“首义之区”——湖北武汉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特点,作一简要评述。     

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

在武汉长江大桥武昌引桥东侧,阅马场北端,紧靠蛇山南麓,矗立着一座富有革命意义的红色楼房,这就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建立的湖北革命军政府旧址(见封二图片)。武昌起义是在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影响下,于一九一一年(农历辛亥年)十月十日,在古老的中国爆发的一个震惊世界的大事件。这天晚上,湖北新翌中的革命党人,在经过长期组织发动与筹划的基础上,在风云突变的紧急关头,猝然在武昌发动起义。一夜之间,就击溃了妄图顽抗的清军。     

蒋翊武对辛亥革命的创造性贡献——兼与孙中山早期革命策略相比较

蒋翊武是武昌起义的总指挥,他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使反清起义成功的路子,从而对辛亥革命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在革命的主要力量问题上,孙中山主要依赖会党,蒋翊武则主要依赖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在起义地点方面,孙中山一直在华南发动武装起义,蒋翊武则盯在武汉;在起义的时间问题上,同盟会中部总会对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估计不足,先是定1913年为大举时期,后黄兴又希望推迟定于1911年10月上旬发动的起义。蒋翊武则于10月9日果断下令揭竿而起,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辛亥革命。蒋翊武在实践中,为推翻专制的清王朝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析孙中山“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

孙中山把武昌起义之成功 ,解释为“意外” ,有两方面原因 :“南方首义”观为其主观原因 ;流亡生涯是其客观原因。本文据此说明 ,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前对中国革命形势缺少全面性认识。     

论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

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湖北新军中各自开展秘密联络工作中,出现了会员交叉甚至互相拆台现象,两个革命组织的联合成为历史必然.通过双方的努力,联合最终形成,从而在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准备了充分条件.     

黎元洪与武昌首义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革命化的新军鸣枪起事,以彻夜苦战、攻占督署的战绩,宣告了首义的胜利。翌日下午,武昌城厢内外就贴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的布告。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当了革命军政府的都督?他也是革命党吗?人们都不禁为之惊诧不已,认为那是“革命党群龙无首,黎元洪因缘时会”,纯属偶然的机遇。及至革命已经失败,不少参与起义的人士于痛定思痛之余,又不禁喟然叹息道:“革命     

论云南陆军讲武堂(下)

(接上期 )四、云南陆军讲武堂与云南辛亥革命云南辛亥革命 ,是由滇西腾越起义、昆明“重九”起义、滇南临安起义所组成。这三次武装起义 ,特别是昆明“重九”起义 ,讲武堂革命师生是主要策划组织者 ,是起义过程中的直接领导指挥者和积极参加者 ,革命成功后 ,讲武堂师生又是新政权的积极建设者和组织者。⒈讲武堂师生是起义的积极策划组织者1911年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汹涌澎湃 ,清王朝处于大厦将倾 ,风雨飘摇之中。毗邻云南的四川 ,保路运动正轰轰烈烈。接着 ,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覆灭的丧钟 ,风声所播 ,“滇中军界跃然欲试。”[98]云南…     

试论湖北军政府的舆论宣传

辛亥武昌首义中应孕而生的湖北军政府,踏实深入地进行了形式灵活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舆论宣传。卓有成效地扩大了武昌起义的影响,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一、多样化的宣传形式湖北军政府的宣传方式大致可分为布告、通电、私人信函、外交照会、报纸几类。布告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将某种决定、某一事件用书面形式张贴出来公诸于众     

辛亥广州起义与清末政情

中外各方如何认识和因应革命,是辛亥革命研究值得拓展与深化的重要问题。辛亥广州起义尽管未能实现起义目标,却在清政府、广东当局及地方社会、中外舆论多个层面引起系列反应,不仅为清政府、广东当局的政治改革"造因",而且冲击了广东新出台的税收与金融措施。尤为关键的是,中外舆论逐渐对"文明的革命"给予肯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清政府的失望,这为武昌起义后的新局面奠定了舆论基调。     

《齐鲁公报》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的关注和评论

《齐鲁公报》是辛亥革命时期山东省各界联合会的机关报.其关注武昌起义后的山东社会时局变化,报道各地反清起义和督抚表现,评析列强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介绍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及其民主革命思想等等,表现出很强的革命性.这是辛亥革命造成的民主潮流在山东的突出反映.作为传播革命思想和信息的重要载体,该报不仅推动了山东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且响应了全国革命形势,对最终推翻清廷统治、维护民主共和政体起了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间的海军反正

辛亥武昌起义后,万分震恐的清廷派遣陆海军主力前往镇压,海军提督萨镇冰率巡洋舰队和长江水师驶抵武汉江面,配合南下清方北洋新军对民军作战。经湖北军政府及都督黎元洪的争取,舰队内革命人士及张怿伯、黄钟瑛、汤芗铭等官佐的活动,加之萨镇冰对清廷冷淡,并不阻止反正活动,海军于11月初反清易帜,协助民军对清军作战。海军反正成为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环节。     

向心力和离心力的较量——论同盟会和湖北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

同盟会和湖北集团之争 ,即向心力和离心力之争 ,起源于起义地点之分歧。湖北集团认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并不是同盟会领导之功 ,不但竭力以首义资格争夺中央政权 ,而且同南京对抗 ,导致共进会与同盟会、湖北军政府与临时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名存实亡。这一切固然是双方之间深刻矛盾所致 ,但实际上亦是晚清时期地方对中央日益严重并继续发展的离心力所致。     

蒋翊武与湖湘文化精神

蒋翊武是革命团体文学社的负责人,在武昌首义前夕被推为起义总指挥,为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作出杰出的贡献。作为湖南常德人,蒋翊武深受湖湘文化的濡染熏陶。他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敢为人先、敢于担当的实干精神、成仁取义的牺牲精神,既体现了湖湘文化精神,又进一步弘扬了湖湘文化精神。     

新疆辛亥革命的特点

1911年10月10日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在此影响下,新疆也举行了起义,革命的战火燃烧到迪化(今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噶尔、哈密等地。新疆的辛亥革命从革命的发生、发展直至结局都与武昌辛亥革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因此,新疆的辛亥革命属于辛亥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     

辛亥武昌起义若干史实考辨

关于辛亥武昌起义的历史,在半个世纪以前,起义亲身参加者吴醒汉就有“武昌首义事迹,模糊影响,不切事实”,且有“是非颠倒,贪天之功”之记述,“令真正奋斗同志,生者灰心短气,死者不能瞑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第83页)之叹。时至今日,无庸讳言,一些“模糊影响,不切事实”之谈仍继续存在。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对武昌起义中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述。现将有无蒋翊武八月十八日命令等六个有不同说法的问题作一考辨。所谓     

哥老会与贵州辛亥革命

西南的川、滇、黔三省是哥老会(俗称袍哥,所开之山堂曰“公口”)比较流行的地区。这几省的哥老会都分别参加了本省的辛亥革命;可是它在各省所起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本文认为,哥老会在贵州辛亥革命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也起过消极的作用。具体地说,它在辛亥起义前起的主要是积极作用,在辛亥起义后起的主要是消极作用。笼统说哥老会在辛亥革命时期始终都支持革命,拥护革命是不符合实际的。一在贵州,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活动是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的。从二十世纪初到辛亥起义,贵州革命党人一直是注意联络哥老会的工作的。这一时期,哥老会这个秘密团体,因受清朝统治阶级的压迫,也愿意接受革命党的领导;所以,从政治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