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王刘濞的演变及其历史教训

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亲侄,西汉新兴地主阶级的第二代。他在年轻时,曾跟随父辈参加了平定异姓诸侯王的叛乱,为加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一集权,立下了“功劳”。所以刘邦分封同姓王时,封了他为吴王。就是这个吴王刘濞,在四十年后,竟充当了分裂倒退的奴隶主     

《上书谏吴王》《上书重谏吴王》

枚乘的《上书谏吴王》写于新生的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理人吴王刘濞阴谋篡权复辟的前夕,由于刘濞不听枚乘的劝告,枚乘忿然由吴至梁,做梁孝王刘武的文学侍从。梁王刘武是景帝的弟弟,汉文帝分封他在梁是为了作为维护中央政权的屏障。《上书重谏吴王》写于野心家刘濞正纠结七国叛军举兵作乱之时,枚乘仍晓以大义,婉言规劝,希望刘濞及时醒悟,勒马于悬岩。儒法两家对待“七国之乱”的态度是针锋相对,泾渭分明的。从这两封信可知具有     

千钧一发

西汉时,高祖驾崩后,幼主刘盈即位,吴王刘濞(bì)想推翻朝廷。刘濞手下有一谋臣枚(méi)乘认为时机并不成熟,就给刘濞写了封措辞婉转的信,信中比喻现在的形势就好像是一根头发吊着千钧(三万斤)重的东西,悬挂在极高的地方,下面则是万丈深渊,其后果不堪设想,由此劝诫刘濞,一定要三     

枚乘著作选注《七发》

枚乘字叔,淮阴(今江苏省淮阴县)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一四○年(汉武帝建元元年)。他生活在文、景时代。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爱,是西汉时期具有法家思想的进步文学家。初为吴王刘濞郎中。由于刘濞大搞分裂复辟活动,阴谋叛逆汉中央王朝,他上书劝阻,未被采纳,便“去而之梁”,为梁孝王刘武文学侍从。吴、楚兴兵举行叛乱时,他又写信痛陈利害,劝说刘濞“还兵疾归”。在当时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他一直站在新兴地主阶级一边,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坚持前进,反对倒退。枚乘在《上书谏吴王》     

叛乱视野下的西汉王国政策

诸吕之乱、七国之乱的爆发与大规模削夺王国封地有着较大或直接的关联。文帝时期的王国政策分为"收国"与"分国"前后两个阶段,二者都建立在对吕后时期王国政策的反思和借鉴的基础上,贾谊的"众建"之策无法涵括文帝时期的王国政策。七国之乱的爆发宣告了晁错削藩政策的失败,战后对王国封地的削夺也是对战败者的一种惩罚方式,不能单纯视为削藩政策的延续,"削藩"同样无法涵括景帝时期的王国政策。从叛乱的视角来看,西汉前期王国政策的演变是一个对实践不断反思、调整和更新的动态过程。     

淮盐重要历史遗存——古海陵仓考

古代泰州淮南大盐场地处江海流域,两淮中部,滨江临海,700余里广袤的滩涂资源,又有得天独厚舟楫之利。公元前195年,吴王刘濞在此开山铸钱,煮海为盐,由扬州茱萸湾开运盐河东通海陵仓专事运盐。汉、唐、宋年间史籍、文学著作中经常出现“海陵仓“一词,对此史学界一直颇多争议。从多角度、多侧面、客观公正地分析当时当地的自然现象、历史背景,展示出这里两千多年前从海陵仓形成以来淮盐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     

鲍照《芜城赋》的现实意义

《芜城赋》是历代赋家的名作,也是鲍照的代表作之一.“芜城”即广陵城(今江苏扬州市),此文乃是作者登广陵时所作.广陵城为汉初吴王刘濞所建筑.雷琳、张杏滨《赋钞笺略》注引《舆地志》说:“羌城即古邗沟城.吴王濞故都,在今扬州府城东.汉高帝十一年灭黥布,封兄仲之子濞於吴,景帝三年(公元前一五四年),濞连七国反,兵败走越,越人杀之,国亡.景帝更名江都,封其子非为江都王”,详细注解了广陵城的变迁历史.粗看起来,本篇似乎是作者登城吊古之文.中所写“当昔全盛之时,车挂(车彗),人驾肩,廛闬扑地,歌吹沸     

略论杜黄裳在元和削藩中的作用

本文认为，杜黄裳在元和削藩中，不但发挥了开悟宪宗定策削藩的创始作用，而且在军事运筹和政治革新诸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杜黄裳是一位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削藩名相。     

我看西汉削藩三部曲

一般都认为，在西汉削藩三部曲中，众建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方案，推恩是一种最理想的方案，而直接削诸侯之地激化了中央与地方固有的矛盾，成为吴楚七国之乱的导火线，最为下策。本文认为，众建并未普遍实施，削藩效果非常有限；而推恩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武帝时的诸侯国与文、景时期的诸侯国已不可同日而语。在西汉削藩三部曲中，直接削地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严忌、严助父子小传

严忌(前?——前105年)西汉辞赋家。本姓庄,东汉时因避明帝刘庄的名讳,改姓严。会稽吴(今江苏吴县)人。一说由拳(今浙江嘉兴)人。曾是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以文辩著名。刘濞阴谋叛乱,谏而不从,遂离开吴国,后改投梁孝王刘武门下,颇得梁孝王厚遇,世称严夫子,著有辞赋二十四篇,今仅存《哀时命》一篇,为哀伤屈原、寄寓自己怀才不遇。形式模拟《楚辞》,语言较朴实。见于《楚辞章句》一书。     

从巫蛊术看汉武帝皇权政治

巫术渗入权术是汉武帝皇权政治的一大特色。武帝时期爆发的三次巫蛊案并非偶然事件,是精心策划的家族较量、政治斗争。作为汉武帝时期影响政局变化的大事件,不仅体现出各个政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更是武帝加强皇权统治的权变之法。巫术只是外衣,以巫术这种令人恐惧、敏感的方式来平衡皇权与外戚、朝臣的关系,是武帝皇权政治的独创手段。利用新外戚打击旧外戚达到巩固皇权是武帝皇权政治的核心。透过武帝对巫蛊术的利用也为研究西汉社会信仰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     

杜诗"承露金茎"是指"天枢"铜柱

对杜诗“承露金茎”的解释,古今注家均误。“承露金茎”是指武则天修建的“天枢”铜柱。这个“天枢”铜柱与汉武帝修建的“承露盘金茎”构造和规模基本相同,时人如李峤等已经将其称为“承露盘金茎”,杜甫是沿而称之。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从两汉人名看汉代的神仙信仰

汉代人名中有大量反映长寿、长生观念的用语,而且其时代集中在西汉武昭宣三朝.这反映了神仙信仰的社会影响在武昭宣时期发展到顶峰,此后逐渐衰落.神仙信仰在汉代的盛衰有着复杂的原因.     

汉代官营经济思想及经济政策

中国古代官营经济思想理论源于战国时期的管商学派。汉代从武帝时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官营经济政策,虽然在短时间内聚敛了大量钱财,但是给百姓生活及社会生产也带来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武帝死后,官营经济的做法受到某种程度的清算。新朝王莽上台后,倒行逆施,推行更加全面的官营经济政策,不久就被人民推翻。东汉以降,官营经济政策终于由一时的极盛走向衰落。     

西汉人口数量变化考论

西汉人口数量变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汉初至武帝前期(前202年—前130年),西汉人口由1300多万增长到3400万左右,是人口的快速增长时期;武帝中后期(前129年—前87年),由于战争等原因,造成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全国人口进入增长停滞期,甚至显著下降,武帝末年人口减少到2800多万;昭帝至平帝元始二年(前86年—公元2年),社会较为安定,西汉人口又进入增长时期,并达到5900多万的高峰。但此数字,并不是西汉末年全部实际存在的人口数,而仅仅是以郡国为基础列入政府版籍的“编户齐民”。实际人口数应加上:隐匿人口,宗室、列侯及奴婢人口,西域都护管辖地区的人口及以属国方式管辖的少数民族人口。西汉末年人口总数可达6400万。     

卫太子冤狱昭雪与西汉武、昭、宣时期政治

卫太子冤狱的昭雪过程与西汉武、昭、宣三朝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巫蛊之祸”是汉武帝为翦除卫太子刘据势力集团而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阴谋。此后,围绕着卫太子昭雪事件,武、昭、宣三代君王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武帝虽然给卫太子昭雪,但不甚彻底；昭帝嗣位后,对卫太子案漠不关心；宣帝上台以后终于使卫太子冤狱得以昭雪,与此同时,宣帝也借昭雪事件培植了一大批亲己势力,这股势力在牵制和铲除霍氏势力、维持宣帝的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无形中助长了外戚势力的日益膨胀,预示着外戚专权时代的到来。     

吴国历史与扬州城市性质刍议

"邗城"的涵义与江岸无关,而与吴国人对刀剑的神秘崇拜有关,"邗"字乃吴国人特殊钟爱,吴王自称邗王。邗城是吴国在江北的桥头堡,是吴国向北发展的大本营。考古证明吴国的核心地区长期在镇江,直到吴国后期核心地区才东移。邗城在吴国政治军事格局中始终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邗城营建历史比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早很多,关于扬州建城2 500年的结论有待推敲。     

论汉武三传及其传人策略的典型意义

汉武三传,即指《汉武故事》、《洞冥记》和《汉武内传》,三传为突出汉武帝好神仙的品性,主要采录那些带有明显虚诞性质的求道访仙之事,而通过这些虚诞之事展现出来的汉武帝形象,无疑与历史的真实有相当的距离,具有明显的虚构性特征。汉武三传的这一传人策略值得注意,在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典型意义,而正是这一传人策略的运用,造成了汉魏六朝杂传普遍的小说化倾向,导致唐人传奇生成土壤的形成和条件的成熟,并最终促成传奇小说的兴起。对汉魏六朝杂传传人策略的考察,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与把握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品格以及唐人传奇小说的渊源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