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工会“上代下”与工资集体协商——以南海本田事件为例的研究

2010年广东南海本田工人罢工及工资协商中,广东省总工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其介入到下级工会推进工会民主建设和工资集体协商的做法被称为“上代下”.“上代下”工作机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工会的依附性和代表性危机.作为政府代理人的地方工会,面对工人日益增多的代表性诉求,需要实现从代理人向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转换.帮助企业工会进行民主建设、推进工资协商则是代表性构建的主要措施.地方工会通过“上代下”进行集体协商,不仅解决了工人工资增长诉求,还有效平息了罢工,产生了形塑工人行动路径的非预期性效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经济加油,为党政分忧”,这也是体制内的要求.     

工资集体协商形成机理及效果比较研究——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

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中国工资集体协商,可以分为供给主导型和需求诱致型,前者是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后者为自下而上产生的。供给主导型工资集体协商由于缺乏劳资的自主参与尤其劳方的参与,效果甚微;需求诱致型的工资集体协商(或谈判)是市场自发产生的,经过各方力量博弈形成的,实效显著,有的还形成了持续的劳资协商机制,实现制度变迁。进一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在供给主导型中要过渡到劳资自治;需求诱致型中要避免劳资破裂,尽快建立有序的、可持续的协商机制。本文的贡献在于用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中国集体协商的形成机制并对其效果进行实证研究,提出集体协商的生长路径。     

工资集体协商影响就业的广度和深度分析

中国的工资集体协商因其工资效应不显著甚至出现负效应，被认为“流于形式”或“效果不佳”。实际上，工资集体协商的效果不仅体现在工资上，还体现在就业等方面。文章系统估计了工资集体协商的广度和深度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这一系统估计显示，现阶段工资集体协商的广度和深度具有“不显著或不一致”的工资效应以及显著的就业效应。这一结果不同于西方国家集体谈判得出的实证结论。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工资集体协商存在协商总体进程的指标化推进、协商工资的制度化黏性、企业对雇佣量的竞争性偏好等机制。如何在既有工资集体协商的制度安排下激发企业应对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在创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同时稳定和促进就业，是劳资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德国集体谈判对完善我国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启示

德国独特的集体谈判模式,尤其是行业层面的劳资谈判模式对稳定劳资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已有了基本的构建,但仍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以德国模式为视角,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的主体与内容、发挥行业性三方协商机制、健全工资协商等配套法规等措施.     

论转型期自下而上式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基于深圳先端的个案分析

近几年来华南地区多个企业因工人提出工资增长诉求,进而发生停工事件。虽然集体协商是国家解决工资增长问题的主要制度安排,但现实中协商多自上而下推动,流于形式,并不能完全解决工人工资增长诉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尤其是人口结构以及劳动者主体结构变化,工作场所产业关系变化,自下而上由劳资通过协商解决工资增长问题成为可能。深圳先端企业工会代表性增强,使其能真正代表工人提出工资增长诉求,在资方理解和尊重下,通过协商解决工资增长问题成为劳资共识和制度选择。工资集体协商不仅解决了工人工资增长诉求问题,避免可能的停工事件,而且推动企业劳资关系的和谐与生产效率提升。     

中国特色劳动关系调整模式新视点

不期而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资本为节省劳动力成本而"裁员减薪"的冲动,从而侵害了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并可能引发劳资冲突的社会风险.沃尔玛的"架构优化"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中国特色的劳动关系调整模式,不主张劳资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而是双方之间的协商合作.实践证明,这种合作的实现,还需要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和政府干预,以及工会充分发挥集体协商的功能.     

基于新合作主义视角的非公企业职工参与探析——以浙江慈溪非公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为个案

新合作主义是当代欧美企业处理劳资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模式;它对我国非公企业职工参与及其劳资关系处理具有重要借鉴价值。从新合作主义视角来看,基于浙江慈溪集体协商工资的个案经验,当前非公企业职工参与呈现一种合作参与;而具有合作参与的形成动力、具体表现和合作模式也体现着若干缺陷,这需要从政府行为协调化、职工参与权利规范化、工会自治能力优化,以及促进社会组织介入等方面进行完善。     

基于嵌套Logit模型下的工资集体谈判分析

工资集体谈判论是工会发展的产物,是指以工人集团即工会为一方,以雇主或雇主集团为另一方进行的劳资谈判。自改革开放以来,推行工人集体工资谈判是我国工会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构建我国和谐劳资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一直以来,由于我国总体劳动力供应大于需求,工人普遍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在实际中,尤其是在外资和民营企业中,工人集体工资谈判执行得并不理想,普遍出现厂商不愿意谈,不积极谈。在缺乏厂商的积极配合和主动参与下,工资集体谈判大部分流于形式。因此,从厂商理论出发,研究厂商在什么情况下更容易接受工资集体谈判、是什么因素制约了工资集体谈判的推进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构建

处理和协调劳资关系,消解群体性劳资事件带来的社会秩序失衡,需要我国政府根据劳动关系转型的客观情况,构建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在当前集体劳动关系劳方主体权利缺失、集体合同形式化严重、集体劳动争议处理缺乏程序性规则以及政府在协调处理中的角色错位等状况下,建立以"劳工三权"为基础的集体劳动关系主体的权利制度、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建立集体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规范体系和完善"三方协商机制"预防劳资矛盾是应对之策。     

中国集体谈判困境的博弈分析

集体谈判是解决冲突的一种重要机制，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手段和国际惯例，劳动者的某些经济利益可以通过集体谈判而得到保障。现行法律制度下，中国集体谈判的困境是集体谈判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工人的工资、劳动条件等仍由企业单方决定。基于此，依法规定劳动者的罢工权。改革现行工会工资、经费制度，无疑有助于解决中国面临的集体谈判困境。     

从离职跳槽到非制度化工资集体协商——当前农民工寻求工资待遇提高的新动向

农民工权利意识的觉醒,不再仅仅通过离职跳槽来寻求工资待遇的提高,还借助于非制度化工资集体协商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在打工精英的带领下,通过组团求职、组建帮工队、成立家庭作坊、组团承包企业生产线与生产车间等四种方式。帮工队与承包生产线与车间也被称为"厂内赶工",家庭作坊则被认为是"厂外赶工"。这四种方式的共同特征都是在农民工入职前或接受业务时,联合起来与资方进行工资协商,它有效地提高了农民工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议价能力,达到了工资每年都上涨的目标,维护了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在当前具有积极的社会影响。     

集体谈判中政府侵权现象研究

政府在集体谈判中是一个特殊的法律关系主体,其特殊性表现在政府在和劳动者的法律关系中主要是保障其权利的义务主体,但在与雇主的法律关系中则主要是权利主体,因此,政府的定位对集体谈判的实现至关重要。在集体谈判制度的运行中,政府存在许多越位、缺位、错位现象,而这也是造成有集体协商无集体谈判、有集体合同缺集体认同的主要原因。认识政府的不当位置并及时归位,是其在集体谈判中合理定位并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关键。     

制度逻辑视角下企业—工会伙伴关系及其形成路径

在多重制度逻辑情境下,企业和工会通过整合双方目标和力量形成了逻辑关联与制衡,使得企业—工会伙伴关系呈现"矛盾中的平衡"的特征.基于"分类—注意力"的运行逻辑,企业和工会在企业利益导向、工会地位导向和关系协调导向下进行互动与融合,并建立起优势互补、动态制约的新的有机整体,从而实现合作共赢.企业和工会通过愿景共建、双向沟通进行多重制度逻辑的整合,并通过监督约束、协商谈判机制进行动态适应,进而实现企业—工会伙伴关系的持续价值增益和惯例更新.为构建灵活、动态和高效的企业—工会伙伴关系,政府应引导和塑造企业—工会伙伴关系建设的共同愿景,赋予企业和工会等主体更充分的政策空间和制度弹性;企业主动认同和接纳工会,并为工会参与企业管理提供行动配合和资源支持;工会与企业、员工等不同主体进行互动时应进行整体利益的协调,寻求利益的平衡点.     

试析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一、历史的回顾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加快我国企业工资制度的改革 ,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工资制度 ,是当前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 0 0 0年 1 1月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提出我国境内企业就工资分配制度、工资分配形式、工资收入水平等进行集体协商 ,以增加工资分配的透明度 ,要求这项制度 2 0 0 1年在全国逐步推行。工资问题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生活、企业的运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目前全国共有53 0 0多家企业开始试行 ,绝大多数为非公有制企业 ,国有企业也积极进行试点…     

个人收入同步增长的保障制度设计：15城市证据

我国灵活就业群体规模巳占新增就业总量70％以上,该群体有工作但不固定,有收入但不稳定。先后四次对我国15个城市的灵活就业群体进行调研后认为,确保我国灵活就业群体个人收入同步增长,应从建立灵活就业群体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构建新型式社区工会、建立雇员平等参股制度、搭建灵活就业群体失业救助平台、构建灵活就业人员失业扶持的慈善基金制度等方面着手。     

论集体协商的地方经验——以青海省为样本

集体协商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都有规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因地区、行业之不同,其亦呈现出共性和个性之规律。为此,本文以集体协商的地方经验为观察视角,总结集体协商运行之特点、存在问题及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法律完善的对策,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     

三方博弈下劳资关系发展的制度选择

工人、企业主和政府共同构成劳资关系的三方格局。三方必须维持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偏离了重心,形成一方单赢局面的话,就将导致破坏性的结果。然而,在我国目前劳资关系的格局中,重心产生了偏离,企业主在劳资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劳动者缺少对企业主进行有效制衡的力量和机制,地方政府在劳资关系中偏向企业主一方。走出目前劳资关系困境的关键在于引进集体谈判机制,建立政府、企业主组织和工会之间的“三方协商机制,”形成企业主、工人与政府之间制度性协商平台,使劳资关系走上制度化发展的轨道,使私营经济获得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     

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地方民主的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浙江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和澳大利亚塔斯玛尼亚大学政府系主办的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地方民主的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1月18日至21日在浙江大学举行.来自海内外约50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参加了本次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围绕"协商民主理论"、"中国政治改革与协商民主"、"西方社会中的协商民主"、"中国农村的协商民主实践"、"中国城市的协商民主实践"、"如何推进协商性制度建设:实践者的看法"等主题展开热烈而深入地讨论,碰撞出了许多思想火花.现将大会发言与讨论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中国农村减贫经验与成就的理论解释——基于“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框架的分析

“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在中国农村减贫中的功能区别在于各自促进资源配置的动力不同,中国农村减贫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有效市场”引导的资源流动“主动性”,“有为政府”引导下资源流动“强制性”以及“有能集体”引导的资源汇聚“整合性”带来的必然结果。“有为政府”为市场作用发挥提供了保障,“有效市场”的介入对“有能集体”的资源协调能力提出新的要求,“有效市场”引导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以及“有能集体”对资源的协调整合,又积极响应“有为政府”农村减贫支持性政策的号召,最终共同推动脱贫地区的资源获取与资源利用。吸取中国农村减贫经验,推动乡村振兴应以“有效市场”“有能集体”为主,“有为政府”为辅。应该发挥“有为政府”畅通要素流动渠道的作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原则,实现城乡资源平等交换。进一步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发挥“有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农村产业发展积极性,激活农村发展所需的现代生产要素。通过“有能集体”整合协调农村内部自有资源与外部投入资源,强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乡村发展中“统”的功能。在“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共同作用下,实现农村资源全面激活、更易获取、...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以浙江温岭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为例

当前,劳资纠纷的大量涌现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强调主体的自主性和相互之间的调适合作,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示。温岭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经验证明,劳资关系治理的制度创新不能从外部强加,而应符合当时当地的环境条件;在劳资关系治理的制度供给实现之后,各相关主体要在这一制度框架下相互协调与合作,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在当前中国的劳动关系领域,政府应该为工会组织、企业主或企业家协会以及普通职工在劳资关系治理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并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创造条件,从而形成受各方普遍认可的劳资关系治理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