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的“孝治”

唐王朝奉行“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其通过树立帝王“以孝治天下”的榜样形象、表彰民间孝行、强化《孝经》教育、以“孝”选人、尊老养老、以法护“孝”等举措,实践“以孝治天下”,从而谋求其统治的长治久安。     

试析对《孝经》孝道观的批判性继承

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的《孝经》,紧紧围绕“以孝治天下”这一思想,将孝分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和庶人之孝五等,强调“以孝事君则忠”,“移孝作忠”成为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基本策略。今天对其孝道观在价值和内容上应作批判性继承,一是在价值上已经不具有首孝和泛孝的地位,二是在内容上“以孝治天下”的观念已然被摒弃。对于现代家庭伦理建设,其孝道观仍具有一定合理的可继承的内容,如养亲敬亲、耀祖显亲和谏亲。     

孝文化与唐代社会政治

孝文化作为儒家文化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在唐代社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孝文化的核心是"孝治"即以孝治国安民,唐统治者普及《孝经》、旌表孝行、奉行尊老国策、设立孝名科目以孝举人选官以及制订严密的法律条文,对各种不孝犯罪行为予以惩处遏制等一系列措施,都是"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运用。有唐一代封建统治相对稳定,社会秩序相对良好,与唐统治者注重"孝治"所形成的浓厚孝文化气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论中国古代"孝治"施政的法律实践及其影响

儒家孝道伦理的政治原则是“孝治”即以孝治国安民。这一原则的法律施政体现 ,是在立法上把“不孝”列为罪中重罪予以严惩 ,并通过制定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对各种不孝行为或不孝犯罪实施严格的社会控制。历代封建王朝“孝治”施政的法律实践 ,都程度不同地出现“孝”与“法”的矛盾冲突 ,并由此形成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共性现象 ,从而使中国传统法律诉讼文化被打上极其鲜明的人伦道德印记。     

汉代社会孝行初探

汉代以孝治天下,把孝这一家庭伦理道德推广至社会各个层面。本文分别论述了汉代皇族、士大夫和平民阶层孝行的具体内容及其不同孝行准则,并分析了三个阶层孝行的特点及联系。     

《孝经》道德教化思想探析

《孝经》是专门论述儒家孝道、孝治思想的典籍,在儒家思想形成及发展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它所塑造的“孝”文化是儒家道德教化思想史上崭新的一页。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孝经》中所阐述的孝道观,我们需要结合现实,提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以更好地发挥传统孝文化的道德教化作用。     

传统孝道对青年陈嘉庚的影响

陈嘉庚深受中国传统孝道的影响,青少年时代,他自觉按照儒家孝的规范“修身齐家”,在家庭生活中处处体现了一个孝子的情怀。陈嘉庚的孝道观念是在闽南文化和陈氏家族遗风的熏陶下形成的,也与他幼时所受儒家教育和家庭影响分不开。考察青年陈嘉庚的孝道实践,剖析其孝心、孝行的文化渊源,可以从一个侧面探寻陈嘉庚精神形成的源头。     

中国古代孝道政治化述论

孝起源于上古先民的宗教祭祀活动,其内涵本义经历了由敬神祭祖、祛祸除祟的功利性祈福向事亲养老、骨肉相亲的人道意义转化。春秋时期,孝在理论谱系上开始政治化并最终以战国时期《孝经》出现为标志,形成融道德伦理、政治伦理于一体的儒家孝道形态观念。汉代以降,儒孝伦理被封建国家奉为施政圭臬,演化成为一系列治国安民的制度化行政措施,传统中国孝道文化,通过“孝治天下”的历史途径和历史实践,获得了极其丰富的社会政治意义。     

孔子孝道思想初探

在孔子的孝道思想中，孝道的根本是子女伴随着对父母的感恩心理，自然流露的对于父母的“爱敬之心”。这种“爱敬之心”是人群大众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根源，孔子因此视孝为“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可以说，孝是儒家文化的根。为了维护这一文化之根，当父母有过时，子女虽然应当劝谏，但劝谏的方式只能是“几谏”，当父子亲情与国法发生冲突时，维护父子亲情重于维护国法。孔子孝道思想中有“以孝治天下”与“泛孝主义”的倾向，但也应当注意到在孔子思想中“孝”与“忠”与日后“移孝作忠”之间的区别。     

儒家提倡的家庭伦理规范(下)

这里主要讨论一下儒家所讲的孝、悌、友、和四种伦理规范的意义。孝，孝是儒家提倡的处理家庭关系最重要的规范。孝的观念．早见于《书》、《诗》等文献，孟子、荀子等论及孝行时又每引用时人熟知的古语或俗语，其观念渊源之久及于先秦时已是人们普遍承认之规范由此可见。但孝道经儒家提倡之后，影响变得很大，这亦当为事实。中国有句古语云：“百行孝为首，万恶淫为先”，汉以后统治者们多标榜“以孝治天下”，皇帝的溢号每称“孝文”、“孝武”，可见孝在传统道德中特殊重要的地位。孔子及其门弟子论孝之言论见于《论语》者凡十余条，由这…     

儒家孝文化的人伦扩展——以《大学》、《中庸》为中心的文化阐释

孝具有文化、伦理、教育、政治等多重内涵,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结构.其基本意义在于孝顺父母尊敬亲长,这构成以孝为本的理法规范要求.对父母"孝"的情感的扩充和延展,形成儒家传统中的祭祀祖先的"家一国"集体无意识形式.在中国文化中,孝文化是儒家仁爱伦理的底线,孝伦理是东方人伦所止的身份规范,孝心理是由家及国的人伦扩展,孝政治是君子齐家治国的基本前提.反思现代文化的西式建构模式,我们应对中国孝文化结构的发生、发展与中国先秦社会家庭组织的类型结构、地位形态加以认真审理,重建现代人类社会的精神支撑.才能对孝文化对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意义有正确的诠释.     

关于中国传统孝道的源与流

孝亲观念应该是随人类进入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阶段而产生的,传说尧、舜时代,便有了孝的观念和行为。具有信史依据的孝观念、孝行为和孝文化起源于西周时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孝"的内涵由"孝死"向"孝生"转变,成为子女善事父母长辈的伦理道德规范。孔子对"孝"进行理论升华,完成了对儒家孝道理论的初始建构。历代统治阶级都很重视对孝德文化的弘扬,甚至将其制度化和深入到启蒙教育等生活的各个角落。进入近代以来,孝文化与整个传统文化的命运紧密相连。"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传统孝道的批判虽然是应该肯定的,但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对传统孝道文化不能简单对待,而必须溯其源流,辩证分析,去糟取精,实现由传统"孝道"文化向现代"孝德"文化的合理转换。     

“孝”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

“孝”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家庭伦理的核心。新的孝道包括：赡养之责、敬重之心、关心理解之情,发展“孝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必由之路,是理顺人际关系、治理国家的有效途径,是传承中国文化的重要机制。构建和谐社会发展孝文化需要建立平等、民主、互益的新型家庭伦理道德体系,开展多种形式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以及注重“孝”道德教育与法律调控相结合。     

孝文化的人格内涵探析

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孝道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人格内涵。它具有策源本性的理论根基和家庭、族群与社会三位一体的表现模式;孝文化人格的建立是一个从依恋到独立的转变过程。它既是人生的目标,也是人生的实践原则。孝重视德性人格的教育,将个人价值与家庭、社群、民族和国家的目标相结合,不仅能提升个人素养,也具有相当的社会意义。     

论鲁迅对传统孝文化的解构

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表现之一,在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纪中,传统孝文化由祭祀祖宗的宗教意义,发展到敬养祖亲的人伦意义,最后泛化为一切封建道德的基点和准则。传统孝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由单一到泛化的转换,从而成为封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和扭曲人性的思想武器。鲁迅解构了传统孝道泛化后的愚孝以及孝文化对女性和孩子的戕害,在解构批判的同时,提倡平等、自由、民主的人道主义思想,表现了鲁迅的非孝意识。     

中国传统孝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独具特色、最能体现中西文化的差别的就是＂孝＂。中国传统孝文化本身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它对维护古代中国家庭和谐、国家和谐和社会的普遍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我们应批判地继承传统孝文化的精华,消除其消极影响,使其在构建当代中国和谐社会过程中,仍然发挥出积极作用。     

和谐社会视域下农村孝道文化探微

孝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由于市场经济和多元文化对传统孝道文化的冲击,孝道文化出现缺失和衰落,孝道文化在农村遭遇了诸多困境。本文试图阐明农村孝道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社会功用,对当前我国农村孝道文化衰落的原因进行分析,探讨当代农村孝道文化建设的基本对策及其当代意义。     

论先秦两汉孝道观的发展及其内在矛盾

本文从先秦两汉的历史背景着手,具体探讨了在从“百家争鸣”走向“独尊儒术”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孝道观的嬗变轨迹,指出经过汉儒的整合,孝“德”无论是在内涵、外延还是社会功能上都较古代宗法社会时期有了大的飞跃,并对这一时期孝道观内在的三大矛盾进行了总结。     

对传统孝道的解读——从社会道德信仰视阈的审视

站在道德信仰这个全新的视角上，我们发现孝道观念在当今社会的沦丧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为了唤醒国人心中的“孝”感，使传统孝道回归家庭，并继承其中的合理内核，通过采取孝道教育的方式，在全社会建立起对孝道的信仰，使之成为传统道德信仰与新时期道德信仰的连接点，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一个良好的国民素质基础。     

儒家“孝治”对“血亲复仇”的扬抑

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伦理作为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统治者也极力推行儒家理论的"孝"观念,对维护和保护家族利益而侵犯他人的违法行为予以宽宥,以彰显统治者的仁政.血亲复仇作为道德伦理的义务,体现了人的自然本性,受到了儒家孝观念的吹捧,但是血亲复仇本身就是一种仇杀.历代统治者对此采取不同的态度,意图将血亲复仇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也体现了中华法系所带有的浓厚的伦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