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满有方向”的富农举措及当代启示

“吴满有方向”是学习吴满有运动中的口号和目标，即经济上是要努力成为劳动和发展生产的模范，政治上成为拥护革命和公私兼顾的模范。“吴满有方向”不仅是一场农业领域的学习劳模运动，更多的是从政治、社会文化视角对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的探索。边区党和政府关于充分发挥劳动效能、发展多种经营、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村“冒尖户”、普及农业科学知识等体现“吴满有方向”的富农举措与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许多理念不谋而合，对当前农业的发展以及农民的致富也具有借鉴作用。     

"吴满有运动"与长诗《吴满有》的诞生

吴满有,是陕甘宁边区时期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缘于他,陕甘宁边区曾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吴满有运动";缘于他,著名诗人艾青专门创作了叙事长诗<吴满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长诗<吴满有>的诞生对于解放区的文学转型,既是有益的尝试,更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英雄的终结——吴满有“投敌”的历史真相

吴满有是延安时期最为著名的劳动英雄。作为典型，他是政治组织、媒介合谋的结晶，然而他的结局却充满历史的疑云。相关历史资料，甚至是国民党党报互为佐证之后，可以看出，吴满有的“叛变投敌”本质上是国民党及其媒介操控下的“被投诚”，但也有其无法诠释的疑点，这最终成为战化语境下吴满有悲剧的诱因。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农业改良述论

抗日战争时期,“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在进行减租减息和互助合作运动的同时,开展了广泛的农业改良运动。边区兴修水利工程,发展农田灌溉事业;开展农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这些改良措施促进了边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的农村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吴文化的发生特质及其意义

从人文地理学的维度对吴文化进行考察,进而寻求在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上把握吴文化的历史价值。泰伯奔吴不仅在中华文明腹地上产生了对角线的文化效应,而且体现出一种崇高的品德,开启了此后吴文化的三个第一。在中国古代南北冲突中,吴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后方和后劲之所在,它提供的回旋之地,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的关键。经过2000年吴地民众的经营,最终形成了粮仓、商城、智库三位一体的吴文化基本特征。     

太湖流域先吴文化琐谈

本文针对学术界关于吴文化主源系北阴阳营文化和湖熟文化的观点，提出不同见解，认为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吴文化在史前有一个先吴文化阶段，而先吴文化则主要是在大湖流域发展的，至于北阴阳营文化及湖熟文化则是吴文化生成的次要源头。与此相联系，文章还考察了良渚文化与百越族的关系，得出百越族系吴地先民亦即吴人先祖的结论。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女性文化教育

［摘要］抗战时期为了改变边区农村女性落后的文化状态，提高她们的日常文化水平与对抗战政治文化的认同，中共在边区展开了农村女性的文化教育运动。通过运动，中共成功地将性别解放与民族解放结合起来，整合了边区农村女性社会力量，巩固与加强了边区的抗战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 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审视

[提要]陕甘宁边区所辖地区曾经是一个封建落后、陋习盛行的地方，妇女社会地位十分低下。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的建立，为边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政治保证，而民族解放运动的推进又为边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契机。面对边区妇女过去的悲惨生活，中国共产党以边区妇女为中心，从文化教育、放足、改革婚俗、妇女参政议政等方面领导了边区妇女解放运动。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无序到有序、从有序到走上正规的三大阶段，每个阶段都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都始终把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融为一体。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运动不但提高了边区广大劳动妇女的地位，改良了边区的社会风气，还有力地支持了抗战，使边区广大妇女对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运动为新时代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妇女事业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吴文化与《孙子兵法》散论

《孙子兵法》之所以辉煌无比，魅力永存，是因为它是包括吴文化在内的华夏诸文化的结晶。它植根于中原，萌芽于齐国，开花结果都在吴地。本文从《孙子兵法》成书年代、孙与阖问的君臣关系、及其文化特质等角度论述了吴文化对孙子及其兵法影响的可能性、必然性及其具体表现。认为《孙子兵法》之重智、崇美、尚文，实为精致优雅的吴文化熏染所致。     

从“吴”到“句吴”——太伯仲雍奔吴的文字学考察

本文通过对“吴”和“句吴”字形、字义的考释,论证了太伯仲雍先入西吴得“吴”之名,后奔东吴荆蛮之地自号“句吴”的历史,并从文字学角度探索了吴人从猎人、虞人到渔人、农人的转变,对吴人的源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论吴伟业的诗

吴梅村的叙事诗被誉为“梅村体”，达到了中国叙事诗的高峰，被称之为“绝调”。对他的叙事诗的评价，历来总是认为吴梅村是“诗史”，通过诗歌寄寓兴亡之感，具有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特点。本文认为吴梅村诗歌的独特魅力在于关注个体命运，展示时代苦难、人生悲哀。诗中对人的生存环境的真实描写，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怀，皆缘于诗人对个体命运的极度关注。在吴梅村的诗中，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歌儿舞女，几乎涉及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这些人物在易代之际的升沉荣枯，繁华寂寞，无不寄托着诗人的兴亡之感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植树造林工作及其历史经验

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和重要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生态保障，在国家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和作用。提高森林覆盖率，不仅可以改善生态环境，而且可以产生持续、长久的生态效益，造福子孙万代。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植树造林工作，是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实施的一项具有战略眼光的重大举措。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统筹安排，亲自部署边区的植树造林工作，通过制定和实施植树造林计划、大力倡导植树造林运动、颁发植树造林政策法规、监督检查植树造林议案执行情况、构建完备的植树造林管理体系等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举措，使边区的植树造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边区的植树造林工作不仅有效地改变了边区森林树木缺乏的自然面貌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而且打破了敌人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克服了边区严重的经济困难，促进了边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农业的生产建设。边区植树造林工作的丰富实践，对我们坚持系统思维、治思维以及人民主体思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论吴梅村的早期诗歌

以往论者普遍认为吴梅村的诗风以明清易代为界出现过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易代之前，吴梅村只是一个“吐纳风流”的“艳才”，经历了鼎革之变，他的诗歌才变得激楚苍凉、风骨遒劲。实际上，吴梅村的早期诗歌在题材、诗体、艺术表现和意绪格调等各方面已然确立了相对稳定的个人风格，后来的诗歌创作不过是这种风格的进一步发展与强化。吴梅村的早期诗歌在其整个创作历程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不应当被低估的     

严山玉器窖藏与越国灭吴战争

１９８６年４月，苏州城郊严山出土了一批重要玉器。本文依据出土文物资料，对玉器出土处性质和埋藏时代进行了推断，进而对玉器与越国灭吴战争史实的内在联系进行了考证。     

试析陕甘宁边区党委系统的整风

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直接领导下，从1942年春至1945年4月，陕甘宁边区党委系统的整风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即初期、普遍整风时期和后期的整风、审干运动。经过整风，边区党的面貌边区深刻地改变了，审干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论抗战时期的吴稚晖

吴稚晖作为国民党右派元老,在国共两党的对峙中坚持错误的政治取向,一生反共,死不改悔;但在八年抗战期间,他却矢志不移,力主对日抵抗,并身体力行,以自己的方式为抗战的胜利贡献了力量。无疑,吴稚晖在抗日问题上的态度、立场是应该肯定的。     

旅外与家乡:1921年安徽省立“二农”风潮

1921年11月,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因教员吴遁生逼走校长王仁峰发生风潮.风潮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引起了省内外学界极大关注.在这场风潮中,安徽教育界“趋新”势力发生了分裂,青年学生与陈独秀等新文化领袖产生了裂痕.     

任弼时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理论贡献

任弼时在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中，从边区实际出发，提出边区党的工作重心应放到经济建设上，把边区经济逐步纳入新民主主义轨道，以引进外资的办法发展边区经济。同时他还积极探索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规律，制定大生产运动的指导方针。     

吴金鼎学术人生的塑造与转向——基于情感史视角的分析

吴金鼎自幼接受教会学校教育，在教会学校学习、工作近二十年，对教会怀有深厚的感情。大学历史专业毕业后，吴金鼎留在母校齐鲁大学教授社会学和经济学课程，旋又考取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李济的言传身教，使得吴金鼎选择考古学作为学术研究方向，于英国获得考古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投身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抗战末期，由于长期精神压力，加之短期内考古工作受到经费、人际关系等掣肘，吴金鼎放弃考古事业，投笔从戎。抗战胜利后，出于对教会和母校的情感，吴金鼎受聘重返齐鲁大学任教。本欲协助齐鲁大学完成复员工作后重归考古发掘事业，却英年早逝，终未如愿。     

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吴文化生态保护

吴文化生成与发展有其独特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与社会制度环境。正是吴文化生态的独特性,使吴文化几千年来得以传承和进一步发展。然而,苏州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却改变了吴文化生态依存的环境,使吴文化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保护吴文化生态就要坚持文化优化这一原则,即坚持和合的基本原则。从建立"吴文化生态保护区"这一角度出发,苏州应该在政策支持、科学规划、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推广多样化保护方式、合理开发利用吴文化等方面着手对吴文化生态进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