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原学派及其经学传统

明初学术略承元旧,四书五经皆主古注疏及宋儒,永乐时期所修《五经四书大全》成为明王朝经学的定则,科举也以此为据。顾炎武批评经学这一转型,认为"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张载开创的关学一直具有重视四书五经的传统,《关学编》所载明代关学学者,绝大多数以经学名世。三原学派的开创者王恕、王承裕及后继者马理、韩邦奇皆有经学著作传世,他们解经不盲从,主张以心证经、以心考经,对传统解经方式时有质疑与批判。这种解经方式打破明代泥古的解经传统,具有鲜明的关学特色。     

杨慎经学方法与明代学术变迁

在宋明理学笼罩的时代，杨慎能够运用多种方法来解经，于理学之外提出独立的学术见解，体现出卓然不群的学术精神。他以文本校勘的方法探求经文原貌与本义，以文字训释的方法诠释经典的含义，以名物制度考证的方法求得对经学更接近原意的理解，以历史的方法揭示经学义理建构中的历史因素，并以诸经互证的方法解决经学研究中的疑义。在经学不甚突出的时代，杨慎丰富多样的经学研究方法对明代中后期的学术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后世的经学研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是清代经学繁盛的重要先驱。     

刘向经学的诠释特点及其价值取向

汉代刘向作为博学通儒,其经学诠释有其自身特点。从解经方法看,刘向经学表现出以类相从的独特诠释方式;从涵摄内容看,刘向经学具有以经统子的经子圆融导向;从解经旨趣看,刘向经学体现着以义行之的通经致用立场。与西汉宣、元、成时期经学门户林立相对,刘向经学具有强烈的圆经价值取向。     

经学理学化的意义

经学的理学化促进了经学的转型和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思辨水平.理学对经学的改造基本上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并确立了以儒为主、融合三教的学术发展模式.这对于促进儒家经学及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郭嵩焘经学文献研究述评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更是一位著述丰富的经学大师。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大量研究郭嵩焘经学学术的相关论著,对学界关于郭嵩焘经学文献成就的研究以及研究动向进行归纳与分析,并对学界有关郭氏经学研究之不足进行评述。     

重续经学学术传统——关于当代经学研究的思考

中国经学的转型,是中国传统学术近代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造成经学政治功能的休眠,它的文化学术功能在中国经学史学科中得到延续。中国经学史依托历史学率先完成了学术转型。经学史应当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应当回归经学。周予同等学者建立了中国经学史学科,用经学史研究替代经学研究,但也造成了经学传统的断裂。中国文化的复兴呼唤现代经学学科的建立。建立当代经学的条件已经成熟。     

经学传统的价值重估

经在四库全书中居于首位，经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也至关重要，经学传统在中华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中作用巨大。在后经学时代，理性考察经的本真蕴涵、经学的精神实质、经学传统的一般表征、重估经学传统的价值功能，对于挖掘经学的公共性资源，弘扬优秀的经学传统，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论曹魏经学

曹魏是汉末经学衰落后崛起的新变期,不仅产生了《中经》大型经学类书,而且可考的经学著作128种。在学术渊源上,或源于汉末官学,或源于汉末私学,与汉代经学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然而,曹魏经学在继承中凸显新变。由今文转向古文经学,由古文转向玄学经学,是魏晋学风演变的核心。从青州之学形成,到荆州之学衰落,标志着汉末经学的结束;从王肃经学始盛,到何王新学勃兴,标志着曹魏经学的形成与转变。理论形态上,多元并存,以古文经学为主;传承方式上,太学衰落,地方之学、私学发达;发展过程中,互相驳难,因袭与创新并存;学术版图上,边鄙经学发达,中原经学寥落,呈现出由边鄙向中原辐射的发展态势。     

朱熹经学与宋学

朱熹作为经学之宋学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吸取先前经学思想资料的基础上 ,对传统经学加以总结 ,对汉学流弊提出批评 ,并结合时代的发展 ,确立“四书”义理之学 ,对中国经学进行改造和创新 ,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又修正宋学盛行后出现的流弊 ,重训诂辨伪 ,反对脱离经文本义而空谈义理 ,启发了后世的训诂辨伪之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朱熹不仅集宋学之大成 ,而且兼采汉宋 ,把训诂与义理相结合 ,从而发展了宋学和中国经学。     

论郑玄经学教育思想

郑玄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经学家,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长,冲破师法和家法的藩篱,融会为一,于今、古文经学之外再现了一个全新的景象,经学由此而变成"郑学"。"郑学"的盛行,是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同时,作为经学大师,郑玄还关注经学传播,重视教人研经以"化民成俗",由此郑玄及其学术对后世经学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立足教育学视野,研究和梳理郑玄在整个汉代经学教育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无疑成为我们理解汉代经学发展脉络的重要环节。     

经学研究正误

在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对立逐渐淡化的今天,经学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正面意义得以去蔽。在关键问题上,学术界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尤其是在经与儒学的关系上,没有认识到不是经而只是传才可为儒家所专;在经学的主题上,没有认识到是使人成为文明人基础上的王道理想与成人理想的统一;以往的经学研究往往注目于历史、训诂等方面,而对经学的哲学意义重视不足。这些模糊认识的清理,对经学与现代化的研究确实有着重要的意义。     

汉末三国时期的荆州经学

荆州经学因《易》学成就,以及对魏晋玄学的影响而受到后人重视,故常被学者误以为仅是一个讲《易》地方学派,其实不然。《易》学成就之外,荆州学派对中国学术的推动还表现在：在经学整体衰微的情况下,刘表却五经并举,集合诸多儒生共同改定五经章句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开唐修纂《五经正义》之先河;其注经一改汉末经学繁琐之风,不重训诂而重义理阐发,以创新和注重经世致用为特点,体现出经学风气的一大新变;其习经多以古文为主,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古文经学的兴起和影响。     

经学思维及对中国思维方式的影响

经学自汉代形成至今已有 2 0 0 0年的历史 ,虽然“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对经学进行了冲击、批判 ,并从国家的教育体制上废除了尊孔读经的旧式教育模式 ,使经学在制度上终结。但经学特有的思维方式 ,虽经朝代更替 ,形式变化 ,仍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发生着广泛影响。孔子开启了儒家经学思维的先河 ;在汉代 ,儒家思想上升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并正式形成经学思维模式 ,此后 ,经学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学派中皆有所表现。因而 ,可以说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泛经学思维     

论早期中土佛教解经学的转向

本文通过考察早期中土佛教解经学的转变,认为佛教解经学是根据不同时代的需要而发展的,解释因素的相互牵制导致了不同时期佛教解经的特色,并指出竺道生时期的解经学转向是在从般若学到涅槃学的转向思潮中,应当时佛教会通经典的需要而产生的.     

论经学的性质、学科地位与学术特点

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的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中华文化的各个分支无不浸润其中。经学研究不能洞明,则中国学术文化难有真正的飞跃。经学兼综文史哲,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术,关注的是社会现实,是经世的学术,这是经学的灵魂。也正是由于经学的这种特性,我们理应给经学以应有的学科地位和必要的尊重。经学研究至为“繁难”,无捷径可走,非勤勉读书、刻苦钻研无以得真谛。     

汪琬的经学思想及吴派经学近源论

汪琬为清初经学复兴的关键人物之一.其近承东林、复社经世致用之学,兼学汉、宋,博采诸儒之说,讲求经学与道学的合一、经学与用世的合一,不专立汉学门户.致力于礼学,尤其是礼服学的研讨,著《古今五服考异》,律、经并重,以求羽翼律令,适于世用.解经反对空衍义理,提倡“以史证经”,疑古辨伪,多所发明.汪琬与顾炎武并为吴派经学的近源、清代朴学的先声,惠栋标榜惠氏“四世汉学”的吴派近源说,未足凭据.     

论杨慎经学诠释的特点

在明代经学诠释理学、心学化的学术氛围下,杨慎倡导汉学,强调考据训诂,以实证的研究排斥理学的思辨,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他对于经学的诠释,改变了宋明儒者不明训诂、空论义理的学风,开创了明末清初新的经学研究风气。     

文学“革命”经学与中国现代学术分科的形成

中国学术的现代分科大体形成于戊戌至五四之际。其确立的核心在于“经学”被现代学术各科分解,并且作为传统学术之统领的思想祛魅。具体涉及制度、学术、思想三个层面。各分科在经学瓦解中逐渐生成,并在思想层面摆脱中国学术之“以经为纲”这一最为“传统”的特征,是其得以“现代”的前提与标志。该任务的最终完成,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文学革命以“文学”为手段对经学遗留进行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广泛生产针对“政教”和“人生”等领域的思想内容,试图接替经学在传统社会的思想指导地位。尽管这一接替并未真正完成,但在现代学术分科意义上,文学革命仍促成了文学的独立,即建立了不同于传统文学之经学附庸状态的、具有独立思想内核的现代体系;同时也完成了传统学术之“以经为纲”的思想祛魅,为各科的现代独立与生成奠定了基础。     

关于汉代经学的若干思考

经学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其主要载体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经学形成并定型于汉代,先秦无经学.汉代经学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根本区别是历史观、价值观和经学方法论,而非书写方式.汉代经学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重视守成、尊重传统、在守成中开新的文化传统,是随汉代经学的形成而形成的.汉代经学的形成,与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合作传统的形成过程相一致;促成了孔子地位的帝王化、符号化;大大提升了儒学和儒生的地位.     

刘瑾对朱熹诗经学的解经取向

元代为朱熹学术独霸时代,为学风所驱,元代不少学者都以申述朱学为职志,刘瑾为其中重要代表.本文从其治诗代表作<诗传通释>入手,就刘瑾对朱熹诗经学的解经取向问题展开论述,并得出结论:刘瑾申述朱熹诗经学时遵循以羽翼为主、批判为辅的原则,虽对朱熹学术做了重要卫护,但其尚实精神未曾消亡.